記載黃帝向他人請教學習、問道封禪等事蹟的文獻，時代都比較晚。通過列表可知，記載從師與教育事蹟的《呂民春秋》，成書於是秦統一的前夕，《新序》是西漢晚期著作，《潛夫論》出現於東漢。記載黃帝求仙問道事蹟的《莊子》為戰國至漢代成書的作品。除《莊子》以外，其他的《史記》、《漢書》以及對黃帝成仙事蹟提出質疑的《論衡》，都是漢代作品。記載黃帝封禪事蹟的著作中，除了《管子》以外，其餘的記載大量地保留在《史記》、《漢書》中。
所以，記載黃帝這部分事蹟的文獻整體時間較晚。《呂氏春秋》等著作中關於黃帝師從他人，並對繼任者進行教誨的記載，使得黃帝的形象向現實中人的形象更加靠近。它表明黃帝等上古君主並不是“生而知之”者，他們也有學習、求教的經歷。《莊子》中黃帝問道廣成子、問道牧童的事蹟，記載了豐富的對話資料，並對整個過程進行了生動的描述，使得鮮明的人物形象躍然紙上。黃帝封禪事蹟，大量地保存在《史記》、《漢書》中。雖然封禪事蹟多出自漢代方士的編造，但從黃帝形象變化的角度來看，封禪事蹟的大量出現，使得黃帝與秦漢時熱衷於封禪、求仙的帝王更為相似。黃帝的傳說形象也顯得更為真實。
所以，黃帝的這三類事蹟雖然是後出編造的成分居多，但對黃帝形象的進一步現實化與豐富化有一定的作用。從師教育、求仙問道以及封禪泰山三種事蹟，有著較強的文化意義。將尊師重教的事蹟骨灰到黃帝身上，使得教學說教更有說服力。至於求仙問道與封禪泰山所具備的文化影響更為重要一些。這兩件事基本上可以放在一起看待，都是與黃帝求仙、成仙神話相關的。《莊子》、《史記》等文獻關於黃帝問道、求仙、封禪神話的記載，有著比較重要的文化影響。
其一，對當時的統治者興趣與社會風氣而言，有直接的引導作用。方士出於迎合統治者的需要，編造黃帝成仙、封禪的神話，吸引統治者的興趣。當朝帝王也樂於獲取此類的信息，並採取一些模仿性的措施。所以，秦漢政府在徵召方生術士，舉行出巡活動，舉辦封禪儀式等方面的措施，都是這部分神話直接影響的結果。與此同時，社會風氣也受影響。帝王的需求使得擅長求仙之道的術士，或者敢於濫竽充數者，在社會上大批湧現。依照《史記·今上本紀》與《封禪書》中所記，僅以求仙之術服務漢武帝的就有少翁、來大、公孫卿、李少君、公玉帶等人。其中不乏哄騙君臣之人。所以，帝王求仙之舉，在一定程度上引領了當時的社會風氣。
其二，對道家文化的發展而言，促進了其向道教的轉變。在這一方面，也乒有很多學者進行過論述。盧國龍指出，雖然黃帝被“神仙化”起始於戰國中期“後世道教中成為通例的黃帝仙話，如且戰且學仙、封禪昇仙、持鼎感通等，就現存資料而言，最早即出現在載述漢武帝泰山封禪的史籍中。”劉永明等認為《莊子》是將黃帝同道家相結合的關鍵點：《莊子·在有》中“黃帝問道廣成子”一事是將道家引向道教的一個關鍵：同時，被神仙化的黃帝，在老子之道與術數方技相結合以及老子神仙化的過程中又是一個關鍵。所以，按照目前學者的研究來看，黃帝求仙神話的出現，對於道家向道教的轉化，有著重要的作用。就目前所見到的傳世文獻來看，黃帝師學他人又施教與後代的事蹟，最早出現在《呂氏春秋》中。筆者認為，《呂氏春秋》率先提出了黃帝師從先賢，教育後人的事蹟，與當時的政治背景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先看尊師先賢。《呂民春秋·孟夏紀·尊師》一篇中，首先介紹了“十聖人”：神農、黃帝、帝獻碩、帝譽、帝堯、帝舜、禹、湯、文王、武王，以及“六賢者”：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閨閣、越王，共16個君主的尊師事蹟，然後指出當前君主存在的狀況：“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認為當前的君主遠不如上古帝王、近世賢主，故而更要重視“尊師”、“善學”，重視向師長請教學習。再看黃帝教育後人的事蹟。《季冬紀·序意》中的記載如下：“文信侯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頓項矣，愛有大圄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
這段記載很清楚，有兩個問題值得注意：其一，《十二紀》寫作的目的是“紀治亂存亡，知壽天吉凶”，即為執政者提供歷史經驗以資借鑑：其二，呂不韋所扮演的角色一一秦國君主的教育者。他自己說的那句話：“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頓頓矣”。呂不韋在該書中首列《十二紀》，用以教育秦王“紀治亂存亡，知壽天吉凶”。他處在秦王師長的地位上，以一種長輩對晚輩，老師對學生的態度，教導秦王歷史上的治亂吉凶。換言之，在其所效仿的“黃帝之所以誨頗頃”中，呂不韋擔當著黃帝的角色，秦王則充當著椒瑣的角色。呂不韋在書中顯示出了自己“秦王之師”的身份，那麼《孟夏紀·尊師》中對尊師事蹟的闡發，也變得不難理解了一一他想用與秦王的“師生關係”作為輿論武器，呼籲尊師重教，從而保持自身的政治地位，進而可以宣揚自己的思想與主張。
黃帝求仙、封禪傳說的背景分析黃帝求仙、封禪事蹟的出現，與其政治環境也有一定的關係。首先，所謂的“長生慾望氣催生了一系列黃帝求仙、封禪、成仙的神話傳說。方生術士借這些神話傳說接近君主，進而謀利。學界對此已有很多共識。其次，帝王封禪，在秦漢社會中已經擁有了極強的政治背景。比如：“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祥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祥亭亭皆受命然後得封禪。”
《管子·封禪》中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封禪傳說由來已久。齊桓公計劃封禪，管仲以上古帝王“皆受命然後得封禪”一事來勸阻，說明黃帝等人封禪傳說在此之前已經存在。其二，《管子·封禪》中關於黃帝封禪泰山的記載相當簡略。“封禪不死”、“與鬼神通”等事蹟的記載都是在漢代《史記》中才出現的。《管子·封禪》中，管仲提到古帝王“受命”方才封禪。但是到了《史記·封禪書》中，封禪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自古受命帝王，蜀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 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表而息。”
在司馬遷看來。古今帝王皆有封禪事蹟，而到了治世昌隆之時，更需封禪以報答天地。必須承認，司馬遷將封禪提升到這種高度，與秦漢方士的煽動編造不無關係。顧頓剛在分析黃帝行跡的變化時曾提到：“岱宗、湘山為秦、漢所封禪，唱封禪者每推之黃帝，凡山則漢武時方士直指為黃帝封禪者（見《漢書·郊祀志》下，公玉帶言〉，流言可成事實，故司馬氏亦無疑而錄之。”但是也要注意，方士的煽動與編造，不僅僅只是影響了司馬遷對封禪的看法，也影響了當時社會，尤其是統治階層對封禪的態度。因此，秦漢時期統治階層對封禪的重視，將封禪視為標榜豐功偉績的重要手段，反過來有推動了黃帝封禪神話的發展。其明顯特點就是封禪與成仙長生相結合，出現了“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封禪而後不死”的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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