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1891.12.17-1962.2.24）
胡適，身為“20世紀中國思想第一人”或“當今世界上最聰明的六個人之一”，他在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中，與魯迅齊名，是海峽兩岸各自推戴的“文化英雄”。
自幼受新式教育，近十九歲時留學美國，胡適受西方文化浸淫之深，在他同時代的人物中，少有出其右者。而對國家那份自然而深厚的感情，使他對政治和現實的嚴酷批評中，也反映出對中國的關切之深。
熊培雲曾言：“錯過胡適，就錯過了中國的一百年。”面對文化和政治百般糾纏中進退失據、辭受兩難的處境，胡適激情的勃發與冷卻轉為令人心悸的自嘲……他一生的變化，在某種意義上是從晚清一路走來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宿命。
但胡適絕非知識分子的典型。作為教授、校長、政論性雜誌的主編與發行人，他塑造了輿論，幾乎和所處的每一個時代階段都發生了全方位的摩擦。他始終恪守著自由主義傳統，反對暴力，人的獨立與自由及其需要的時間是他給時代開出的藥方。“從左派到中間偏左、中間偏右，再到右派”，在危如累卵的局勢之下，他經常成為夾擊的中心。故有人云：“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暴得大名，卻在不斷激進化中落伍。他是那個急進轉型時代的寵兒，也是時代狂躁的悲劇承擔者。”
歷史是有問題的煙雲，對待知識分子也不例外。在其身後，攻擊仍未平息，我們曾從政治高度將他樹立為”人民公敵“，與蔣介石”一文一武“分工合作。毛澤東對此倒是看得長遠：“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回覆名譽吧。“
的確，胡適先生的成就與失意，跳出時代的泥沼，理應看得更清楚。同時，那一代人面對的”痛苦和疏離“，在某種程度上似乎重又叩擾著當下”知識分子“的心靈：理智與情感、個人自由與集體幸福、鮮明個性與整齊劃一……這些深刻而矛盾的抉擇思辨，在心底仍舊時顯時晦……
今天人類的現狀是我們先人的智慧和愚昧造成的，但是後人怎樣來評判我們，那就要看我們盡了自己的本分之後，人類將會變成什麼樣子了。
文章選自《胡適：孤立的人最強大》
— NO.1—
時代的前夜
“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張勳復辟乃是極自然的現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
“如果我們已回來，你們請看分曉吧。”
“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這是荷馬史詩《伊利亞特》第十八章中的一句詩。1917年3月，二十六歲的胡適把這句話翻譯在日記中。四個月後，胡適乘坐輪船跨越太平洋，回到了闊別七年的中國。
胡適對這句格言情有獨鍾，兩年後他在北京“少年中國學會”的演講中再度提起，並重新翻譯：“如今我們回來了，你們便看看不同。”演講最後他大聲呼籲：“這便是少年中國的精神。”
胡適去美國時還是宣統的年號，回國已換新天，但滿心憧憬的洋”博士“，下了船卻大失所望。國號變了，國體也變了，他卻沒有看到任何新的氣象，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領域，依舊死氣沉沉，古國文明如一潭死水，看不到生氣。
他去逛書店更加沮喪，抽出一本《墨學微》，還是梁啟超十四年前的舊作，不曾改一個字：當年最流行的一部小說是《新華春夢記》。他再去看英文書，“大概都是些十七世紀的書，內中有幾本19世紀的書，也都是與現在歐美的新思潮毫無關係的書”。有名氣的英文教師連蕭伯納的名字都沒聽說過，更不要提契訶夫和安德烈耶夫了。
胡適更加感慨：“我看了這個怪現狀，真可以放聲大哭。如今中國人，肚子餓了，還有些施粥的廠把粥給他們吃。只是那些腦子餓的人可真沒有東西吃了。難道可以把《九尾魚》《十尾魚》來充飢嗎？”
與文化的荒涼相關聯，政治上雖然改天換日，但仍舊一片荒蕪。民國雖然成立了，真正的民主共和制遠未建立。1913年3月，國民黨代表理事長宋教仁遇刺身亡。接著袁世凱又罷免了國民黨人李烈鈞、胡漢民、柏文慰三省都督的職務。孫中山和黃興即起兵討袁，號稱“二次革命”，不久即告失敗……就在胡適的歸船在橫濱靠岸補給時，張勳的辮子兵剛剛衝進北京，導演了一場復辟的鬧劇。
▲青年與中年胡適
在這個時代變革的前夜，感到寂寞與苦悶的並非只是胡適。遠在北京的魯迅，那時的周樹人，正坐在紹興會館的槐樹下消磨著生命。他搖著蒲扇，“從密葉縫裡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地落在頭頸上”。逛琉璃廠、抄古碑是周樹人苦悶中的唯一寄託。
“1917年我回國時，船到橫濱，便聽見張勳復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張勳的復辟乃是極自然的現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胡適後來在《我的歧路》一文中寫道。
—NO.2—
文化的破壁者
胡適一個二十六七歲的青年，回國不到兩年便一躍成為新學術、新思想的領導人物。 這樣“暴得大名”的例子，按照余英時的說法，在中國近代史上除了梁啟超外， 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了。
胡適正式應聘為北京大學教授，是在1917年的9月10日。這時離他二十六週歲的生日還差三個月零一週。當年北大的校慶和胡適的生日碰巧在一天，都是12月17日。
蔡元培主政時的北大，正是人才薈萃的時代。陳獨秀、李大釗、錢玄同、高一涵、周作人、劉半農、陶孟和等陸續到來。“二十六歲的胡適是其中最年輕的人物。但是他那無可懷疑的受過西方教育的歸國學者身份，他在北大的地位，以及他與《新青年》的聯繫，都標誌著他是這個規模較小但條理分明、影響巨大的先鋒派的天然領袖。”
1917年的中國學術思想界，並非“時無英雄”。嚴復、康有為、章炳麟、梁啟超等幾尊大神都還健在。其中，年紀最大的嚴復六十五歲，年齡最小的梁啟超只有四十五歲。但就思想影響而言，他們顯然都已經入“功成身退”的階段，否則剛回國的胡適也不會在書店裡找不到一本可看的書。他面臨的恰是一段思想空白期。
當時中國知識分子最困惑的是中學和西學的差異及其相互關係的問題。進入民國後，中國的政體雖然已略具西方的形式，但一切實質問題依然懸而未決，政治現象反而更加混亂。
面對時代的挑戰，整整一代知識分子，都在苦苦思索中國文化的現代性問題，卻無法突破晚清“中體西用”的思想格局。
對於文化的核心問題，當時學術思想界的中心人物已經沒人能發揮指導作用了。嚴復晚年的思想越來越保守，因此並不願再談西學問題，更不願談什麼中西融貫，甚至退回到洋務運動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上了。國內知識分子的思考遇到了一面堅硬的牆，繼續一個破壁者。胡適在這個關鍵時刻出現了。他的優勢在於不僅接受過良好正規的西方學術訓練，對於西方的思想文化與工業文明也有第一手的體驗和觀察。
胡適用來破壁的武器，就是一種“批判的態度”，即尼采所說“重新估定一切價值”。這種價值重估的態度，把中國如何現代化的問題從科技和政治的層面提升到文化的層面。因而突破了“中體西用”的思想格局。從此以後，“中學”“西學”的舊名詞基本便被“中國文化”“西方文化”之類的概念所代替了。
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中，余英時認為：“五四運動前夕，中國學術思想界尋求新突破的醞釀已到了一觸即發的境地，但是由於方向未定，所以表面上顯得十分沉寂。胡適恰好在這個‘關鍵時刻’打開了一個重大的思想缺口，使許多人心中激盪已久的問題和情緒得以宣洩而出。當時所謂的‘新思潮’便是這樣形成的。”
▲胡適與外國友人
北大中國哲學史的課堂，便成為第一個價值重估的實驗室。
原來北大教中國哲學史的，是老教授陳漢章。他從三皇五帝講起，講了半年才講到周公。有的學生問他：照這樣講下去，什麼時候可以講完？他回答說：“無所謂講完講不完，若說講完，一句話可以講完；若說講不完，那就永遠講不完。”
胡適接手後，第一次運用近代西方的科學方法，刪去那些神話傳說的三皇五帝，直接從孔子老子講起，並盡力找出中國古代哲學家著作思想的系統，以及中國哲學發展的線索。不講權威，講證據，用西方邏輯來講墨子，孔子也不再高高在上，諸子百家，都可以討論和批判。
歷史學家顧頡剛就坐在課堂上，他後來記述道：“他（胡適）不管以前的課業，重編講義，闢頭一章是‘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用《詩經》作為時代的說明，丟開唐、虞、夏、商，徑從周宣王以後講起。這一改把我們一般人充滿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做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這樣的思想震動，彷彿當年走進萬木草堂的梁啟超。
教完一年的課，《中國哲學史大綱》（上）的講義也編印出來了。這是以他的博士論文為基礎，加以增改擴充而成的。北大蔡元培為這本書作序，提出四大思想的價值：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統的方法。
胡適所持的“重估”方法，就是他從美國帶回的“實驗主義”，在胡適心中，實驗主義的基本意義僅在其方法論的一面，而不在其是一種“學說”或“哲理”。他在《杜威先生與中國》中寫道：“實驗的方法至少要注重三件事：（一）從具體的事實和境地下手；（二）一切學說理想，一切只是，都只是待證的假設，並非天經地義；（三）一切學說與理想都需用於實行來試驗過。”胡適特別提出“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
在半個多世紀後，這句話又以極為相似的形式被重新提起，並再度開啟了一輪思想解放運動。
—NO.3—
正義的火氣
如果不把孔子和其背後的儒學從神壇上請下來，大到解放思想，小到移風易俗，任何進步都無從談起。就像魯迅說的，甚至搬動一張椅子都要流血。
一般認為胡適1917年發表在《新青年》上的《文學改良芻議》，是新文化運動的第一頁，按照鄭振鐸的說法是“發難的信號”。
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在1919年2月出版，三個月後，便印行了第二版。同時陳獨秀在1918年12月創辦了《每週評論》，胡適的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也在1919年1月創辦了《新潮》。這兩個白話刊物自然是《新青年》的有力盟友。以胡適為主將的“新文化運動”便從此全面展開了。
整個新文化運動的法寶，正是由於白話文作為工具的變革，撬動了中國文化從舊的範式向新的範式轉變。
在價值評估的過程中，孔子及儒家學說自然成為一個靶子。孔子的權威動搖了，文化保守也就鬆動了。胡適在給無虞的《愛智廬文錄》的序言中寫道：“何以那種種吃人的禮教制度都不掛別的招牌，偏愛掛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為兩千年吃人的禮教制度都掛著孔丘的招牌，故這塊招牌——無論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來。捶碎，燒去！”
胡適認為，最終一戰就是要把孔家店的招牌摘下，砸碎了燒掉。不把孔家店砸個稀巴爛，新的思想就無法生根，新的西方學理就引不進來，“再造文明”終究就是一句空話。
值得注意的是，胡適打倒孔家店的本意，並非打倒孔子，而是打掉那個被神話的孔子，那個壟斷人們思想的孔子，破掉的是儒家的宗教外衣。說到底，胡適是在反孔子的“托拉斯”，反儒家的“意識形態”，而不是反孔子的“本來面目”。
此外，胡適的“發難”態度相對溫和，他選擇的是謙虛的“芻議”。在末篇他特別提到，希望讀者能夠匡正錯誤。也就是說，胡適認為自己只是提出了一種見解，拋磚引玉，以討論的態度研究問題。
▲老年胡適
而陳獨秀卻嫌胡適的態度過於溫良。在緊接著的《新青年》二卷6號上，他親自寫了一篇《文學革命論》，自稱“願拖四十二生之大炮，為之前驅”。陳獨秀把胡適的觀點、態度全面升級，不僅要高舉“‘文學革命軍’之大旗”，而且要在旗上大書特書他的“革命三大主義”。
胡適看到陳獨秀的文章後，感到不妥，便又回了一封長信。胡適說，雖然他在自己的詩文中，和朋友談論時常會用到“文學革命”，但寫成文章發表出來還是用了“改良”而非革命，是“芻議”而非教條式的論斷。胡適認為，文學的改革非一朝一夕，也不是一兩個人能定的。他更希望國內知識分子能心平氣和地研究這個問題，討論成熟了，問題就解決了。他不敢以自己絕對正確，而應該允許他人“匡正”。
然而，陳獨秀不以為然。他回覆胡適，承認自由討論是學術發達的原則，但是就白話文學而言，這件事已經很清楚了。“必不容反對者有談論餘地之說；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錢玄同的態度則更加激進，給白話文的反對者直接扣上了“選學妖孽、桐城謬種”的帽子，他的態度是，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罵還是不罵？“絕對之是”還是“匡以正之”？激進與保守，兩種態度，兩種取向，在新文化運動中第一次交鋒。“罵派”是陳獨秀、錢玄同、魯迅，都有留日的背景；反對謾罵的是胡適、汪懋祖、任鴻雋、張奚若等，他們都是留美的。留美留日的兩撥學生，知識背景不同，價值信念也有區別，他們雖開始在一起，但分道揚鑣幾乎是必然的。
胡適的“寬容”和他的同道的“不寬容”構成了新文化運動中的一個內在裂痕，最終導致了團體的分裂。這種“絕對之是”的態度，慢慢形成了不容忍的空氣，成為胡適後來所說的“正義的火氣”。對自由的追求也就走向了它的反面。
胡適晚年在寫給蘇雪林的信中反思說：“‘正義的火氣’就是認定自己的主張絕對的是，而一切與我不同的見解都是錯的。一切專斷、武斷、不容人，摧殘異己，往往都是從‘正義的火氣’出發的。”
【參考書目】
《胡適：孤立的人最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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