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对海外中华儿女的深切关怀，集中表现于他1961年发表在香港《祖国周刊》上的《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一文中。对散落于世界各地的华人之根源意识的呼唤，成为唐君毅香岛传薪的一个重要方面。
唐君毅写作这篇文章的初机，乃是有感于当时华侨社会或被动受迫、或自动自觉地向居住国归化的风势。他沉痛地叙述这种风势道：“我个人自离开中国大陆，转瞬十二年。就闻见所及，大约最初六年，流亡在外的侨胞，都注意到如何能再回大陆，而只以侨居异地，为临时之计。但最近六年，因国际政治现实上，苟安之趋向转盛，而大家亦多转而在当地作长期寄居之想。实则这六年来，我国侨胞，在东南亚各地之政治社会之地位，正处处遭受史无前例的打击。从菲律宾、印尼，经越南，直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之当地政府及本地民族，无不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及教育文化上用种种方法，压抑当地的华侨社会，使各地之侨胞，纵然遵顺了当地政府之要求，改变国籍，服从其他法令之约束，亦难与其他本地人民，立于平等地位，在事业上作平等之竞争。至于华文教育之处处受限制与摧残，尤为一致命的打击。而在另一方面，则台湾与香港之中国青年，近年不少都在千方百策，如凤阳花鼓歌之‘背起花鼓走四方’。至于原居美国或较文明之国家者，亦或迫切于谋取得该国国籍，以便其子孙世代，皆能在当地成家立业。即在香港，其一般社会，本是容华人自由活动者，亦不少由大陆来之知识分子，登报申请入英国国籍，以便能在大英联邦中提高社会地位，成就事业。此种自动自觉的向外国归化的风势，与上述东南亚华侨社会之侨胞之被动受迫的归化之风势，如一直下去，到四五十年之后，至少将使我们之所谓华侨社会，全部解体，中国侨民之一名，亦将不复存在。此风势之存在于当今，则整个表示中国社会政治、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之人心，已失去一凝摄自固的力量，如一园中大树之崩倒，而花果飘零，遂随风吹散；只有在他人园林之下，托荫避日，以求苟全；或墙角之旁，沾泥分润，冀得滋生。此不能不说是华夏子孙之大悲剧。”
面对这种悲剧性的归化风势，唐君毅追怀历史，更生无限感慨：“如果中国之在今日之世界，如汉唐之在当时之世界，何至有东南亚之侨民之处处受排斥，而倾家荡产，致不得以自己之语言，教其子孙？又何至有许多人之千方百策，谋归化他国，以为久居之计？又何至由东南亚各国直到美国，都有种种移民法案，去限制中国人之前往与久居，以至限制中国青年之往求学？莫说汉唐之世非今日所能望，即望清季，亦今非昔比。原来一百余年来，华夏之子孙，即已开始大量移殖于东南亚各国，亦纷纷至檀香山与美国西部，做工谋生。当时皆尚未受到今日所受之种种压迫与限制。又此移居各地之侨民，虽多属中国下层社会，然而到了当地，仍保存中国社会之风习。婚丧庆吊，用中国礼仪，是一端。商店用中国字作招牌，是一端。房屋建筑，多少用中国形式，是一端。回国结婚，告老还乡，是一端。侨居一地设同乡会、宗亲会，是一端。过旧历年，过旧节气，是一端。祖孙相勉，不信洋教，是一端。汇款回国，对国家事业，以及革命事业，捐输奉献，是一端。设立侨校以中国语文教学，用中国语文，彼此交谈通信，又是一端。即中国早期之留学生，仍多少保存中国社会之此类风习。如最早之《留美学生季报》所表现之意识，仍为不肯忘本之文化意识。如在民国七八年，赞助新文化运动的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十年，于美国聘教员时，曾遇一当时已露头角，后亦成国内名学者之某先生，因其与蔡先生接谈时，不说中文而说英语，蔡先生即决定不加聘请。后来直至抗战期间，国内有几个有名大学英文系之几位名教授，并不会讲日常的英语，亦无人怀疑其对英国文学造诣之深。我又知一国内有名大学之英语系中，有一教授，因日常谈话皆喜用英语，遂为同事所不齿，致不能立足。然而在今日旅居外国之华侨社会中，中国人所保存之风习，尚有几何？只试看看此以中国语文作交谈之用之一端，其情形如何，便知今非昔比。据我所亲见，在美国与欧洲之中国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之家庭内部，已不用中国语文。而在香港，最近为筹办中文大学而有之中国高级知识分子自身之集会，亦皆用英国语文为主，而无人以之为耻。此中国人之日益不以中国语文，作交谈之用，及其他种种丧失其固有风习之事，其原因甚多，亦同样很难依道德上之应当或不应当，来责备任何个人。然而一民族之无共同之文化与风习语言，加以凝摄自固；一民族之分子之心志，必然归于日相离散。而世运推移，至于今日，一面抚今追昔，回顾我上之所述；一面看看凡到中国与香港之外国传教士，及其他外国人士之处处必自守其社会风习，又必将其子女送至用外国语之中小学校读书，再回国升大学；而一些本来能说很好中国话的西方人士，在中国与香港，竟不屑于用中国语与人交谈。将此二面所见，与当前我们之情形，一加对比，到底不能使人免于慨叹。”
唐君毅承认，对于海外侨胞疏离民族传统而归化居住国的风势，并不能从道德上加以责难，相反，对于他们的种种无奈或迫不得已，倒是应该给予宽容的理解和无限的同情。但是，某些人将这种无奈或迫不得已的归化辩解为一种合理的趋向，这在唐君毅看来就是完全不能容忍的了。按照这些人的观点，“现世界之时代潮流，即人类文化之大融合。故此中国人之丧失其原有之社会风习，文化语言，纷纷改变国籍，正是中国人之打破其狭隘之国家民族观念，以迎接此人类文化之大融合，而达到人类未来时代之天下一家之准备，亦正所以使中国人跃进为世界人之第一步”。唐君毅认为，这种观点的根本错误，“在其将自己所属之民族语言、历史、文化、社会风习，以及其原来生活的方式等等，都全部化为一客观外在的东西来看”，“在其忘了我们自己所属之民族等等，都永不能真正化为一外在客观的东西”，乃至在其“求进步而不根于理想，只是求变迁、务新奇、失本根、离故常，此并非真进步，因而并不表现价值，而只是轻薄”。他严厉驳斥这种观点说：“中国人不能以中国为一人者，此人绝不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人不爱中国之历史文化者，此人绝不可言创造人类之新文化。其满口天下一家、创造人类新文化之名辞者，实皆毫无价值意识，亦无真正之文化意识、人道意识、自我意识者。其言进步创造而反对保守为顽固者，实皆见其只知喜变迁与务新奇，中无所守，内无德操，而只为随时代风势而转之‘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而已矣。”他痛切指出：“顺此逐渐流行之思想与意识，再发展下去，不仅是使中国人不成中国人，亦使中国人不能真成一个人，更不配成为天下一家之世界中之一分子，而将使中华民族沦于万劫不复之地。”
在力驳这种蛊惑人心的虚妄的进步论和世界主义的同时，唐君毅反复启导海外中华儿女的根源意识。他说：“我之真实存在的生命，乃存在于我之生为中华民族之一分子，并受中国之语言文化社会风习之教养而成；而此一切教养，与我所自生之中华民族，即与我之生命存在不可分。”
又说：“我若为华夏子孙，则虽海枯石烂，亦不忘其本。由是而我之生命存在之意义与价值，即与数千载之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古今圣贤，如血肉之不可分。我生命之悠久，于是乎在；我生命之博厚，于是乎在；而我乃为一纵贯古今、顶天立地之大人、真我。”
又说：“为中国人，则须多少守一些为中国人之道。守多少算多少。你能守，即可逐渐多守一点。如什么都无可守，则即守上所谓愿有所保持守护之精神，此还是有所守。至于你如实不能守，真有无可奈何之理由，此不能守亦不必为罪过。如你真见到英美文化好，而入英美之国籍；好似英人小泉八云之见及日本文化好，而改入日本国籍，此亦非即不道德。如你只为贪便利而改入外国籍，然既入之后，能对中国民族与文化，仍怀好感，亦未亏大德。如觉此为罪过，则补过之道亦多。如以外国籍身份，为中国民族争光荣，亦实功德无量。但你如自以为我能超越狭隘之国家民族观念，已由中国人升进为世界人，我在参加世界民族大融合之时代潮流，作未来世界之天下一家之准备，而视沉沦苦海之中华民族，无动于衷，而弃之惟恐不远，则断然是忘本负恩，而未能自觉你之生命之所依所根以存在者，亦不能真算一个人，应早谋一自忏罪孽之道。而人真能自忏其罪孽而大发悲愿，另谋所以补过，则吾之敬佩，又岂口舌之所能达？”
他还“不惜冒世俗之大不韪，申保守之义”，公开揭起道德文化保守主义的大纛，宣称：“唯守而后存者不亡，人生一切事业、一切文化，得绵续不断，达于无疆。唯守而后有操，有操而后有德，以成其人格。守之为义大矣哉。”他认为，唯有保守道德文化于华夏子孙的心灵深处，才是挽救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的良药，这实际上已经透漏了灵根自植的意思。
《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发表后，在海外华人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刊物登载文章，抒发与唐君毅相同的感想，表达了海外中华儿女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共同的情感态度。但有一位匿名人士，屡屡给唐君毅写信，并附寄华裔人士在各种国际场合取得成就的剪报，以图证明中华民族之花果并未飘零，从而批评唐君毅的观点与事实不符，是在沮丧海外中华儿女的自信心。由于无法直接给该人士回信，唐君毅便以公开信的方式，撰写了《花果飘零及灵根自植》一文，于1964年发表在《祖国周刊》上。
在这篇文章中，唐君毅采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手法，首先将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的凄凉境况推至极端。他说：“我二年来之所感，比我二年前写该文时之所感，尚有更进一层之处，即我在写前文时只感到华夏民族之子孙漂流异地之艰难困苦，与在精神上失其所信所守的悲哀。而此二年来，则我进而更深切感到，由此精神上之失其信守，而进至一切求信守于他人的悲哀。人在不能自信时，便只求他人之信我；人在不能自守时，即求他人之代我守其所守。此本是一种极自然的心理发展。然而人不能自信自守，尚可以只停在那儿；而到了一切求信守于他人时，则是精神之整个的崩降，只在自己以外之他人寻求安身立命之地，而自甘于精神的奴役之始……现在的中国人，无疑只是居于求信守于西方人，只求西方人加以认识的地位，忘了自信、自守自己、认识自己之重要……一个人如不自信自守其思想与人格之有价值之处，而必待他人之认识与批准其有价值，然后能自信自守其思想与人格之有价值之处，此即为奴隶的人。一民族之学术教育文化，必待他人之认识与批准其有价值，然后能自信自守其有价值之处，即一奴隶的民族。此理应无可疑。而据此理以看我们当前所遭遇之种种事实，则不能不说中华民族为奴之征象具在，虽百口亦不能为之辩。”
接下来，唐君毅列举大量事实，以说明海外华人由失其信守的惶惑坠落到求信守于他人的奴性的状况，诸如文物国宝送到西方展览以求人赏识，学术文化研究以西方汉学家之言论为标准，学者的身份地位必以获得洋学位、出国讲学任教乃至著作被国外翻译才能得到肯定，青年学子必经留学镀金才能被社会承认，一些海外华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也是怀着求被当地人士所承认的心情向上攀缘，等等。即如那位匿名人士所举华裔人士在各种国际场合取得成就的事例，“皆同样证明中华民族之花果，只能飘零异域，为他人瓶中之花，座上之果，而不能或不愿或不屑落于中国民族之土壤，植根于其中，以求民族之学术文化之更发芽滋长、枝叶扶疏而花果累累”。在列举海外华人失其信守的诸多事实之后，唐君毅还更进一步驳斥了某些人的外在而虚浮的信心观念，诸如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优秀、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乃至国际形势的变动、历史发展的必然以及宗教的拯救，等等，指出所有这些一般人所赖以寄托希望与信心之处，皆不堪寄托希望与信心，从而将海外中华儿女信心的重建逼至由对绝望之境的痛苦感受中所直接涌出的希望与信心。这种希望与信心即是：
一切人们之自救，一切民族之自救，其当抱之理想，尽可不同，然必须由自拔于奴隶意识而为自作主宰之人始。而此种能自作主宰之人，即真正之人。此种人在任何环境上，亦皆可成为一自作主宰者。故无论其飘零至何处，亦皆能自植灵根，亦必皆能随境所适，以有其创造性的理想与意志，创造性的实践，以自作问心无愧之事，而多少有益于自己，于他人，于自己国家，于整个人类之世界。则此种中国人之今日之飘零分散在四方，亦即天之所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使其有朝一日风云际会时，共负再造中华，使中国之人文世界花繁叶茂，于当今之世界之大任者也。
显而易见，唐君毅是将中华民族灵根自植的根本系于华夏子孙的发心立志。唯有华夏子孙于内心深处自信自守其文化传统，五千年中华文化才可能续续不断，发扬光大；也唯有中华文化的发扬光大，华夏子孙才可能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宇宙天壤之间。为人自信自守、自尊自强，从而将民族文化发扬光大，这正是唐君毅对于海外中华儿女的深切瞩望。
摘自“大家精要”《唐君毅》
唐君毅，新儒学八大家之一。本书解析了其以道德性的“心之本体”范畴，创构的一个庞大的“生命三向与心灵九境”体系，讲述了其与钱穆共同创办香港新亚书院的经历，又解读了其所执笔的《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便于读者跟随这位“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感悟花果飘零时中国文化灵根的重新自植，从而坚守民族传统。
胡治洪，1954年生。哲学博士，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中国现代哲学。已出版学术专著《全球语境中的儒家论说：杜维明新儒学思想研究》《儒哲新思》等，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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