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對海外中華兒女的深切關懷，集中表現於他1961年發表在香港《祖國週刊》上的《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一文中。對散落於世界各地的華人之根源意識的呼喚，成為唐君毅香島傳薪的一個重要方面。
唐君毅寫作這篇文章的初機，乃是有感於當時華僑社會或被動受迫、或自動自覺地向居住國歸化的風勢。他沉痛地敘述這種風勢道：“我個人自離開中國大陸，轉瞬十二年。就聞見所及，大約最初六年，流亡在外的僑胞，都注意到如何能再回大陸，而只以僑居異地，為臨時之計。但最近六年，因國際政治現實上，苟安之趨向轉盛，而大家亦多轉而在當地作長期寄居之想。實則這六年來，我國僑胞，在東南亞各地之政治社會之地位，正處處遭受史無前例的打擊。從菲律賓、印尼，經越南，直到馬來西亞、新加坡、緬甸之當地政府及本地民族，無不在政治上、社會上、經濟上及教育文化上用種種方法，壓抑當地的華僑社會，使各地之僑胞，縱然遵順了當地政府之要求，改變國籍，服從其他法令之約束，亦難與其他本地人民，立於平等地位，在事業上作平等之競爭。至於華文教育之處處受限制與摧殘，尤為一致命的打擊。而在另一方面，則臺灣與香港之中國青年，近年不少都在千方百策，如鳳陽花鼓歌之‘背起花鼓走四方’。至於原居美國或較文明之國家者，亦或迫切於謀取得該國國籍，以便其子孫世代，皆能在當地成家立業。即在香港，其一般社會，本是容華人自由活動者，亦不少由大陸來之知識分子，登報申請入英國國籍，以便能在大英聯邦中提高社會地位，成就事業。此種自動自覺的向外國歸化的風勢，與上述東南亞華僑社會之僑胞之被動受迫的歸化之風勢，如一直下去，到四五十年之後，至少將使我們之所謂華僑社會，全部解體，中國僑民之一名，亦將不復存在。此風勢之存在於當今，則整個表示中國社會政治、中國文化與中國人之人心，已失去一凝攝自固的力量，如一園中大樹之崩倒，而花果飄零，遂隨風吹散；只有在他人園林之下，託蔭避日，以求苟全；或牆角之旁，沾泥分潤，冀得滋生。此不能不說是華夏子孫之大悲劇。”
面對這種悲劇性的歸化風勢，唐君毅追懷歷史，更生無限感慨：“如果中國之在今日之世界，如漢唐之在當時之世界，何至有東南亞之僑民之處處受排斥，而傾家蕩產，致不得以自己之語言，教其子孫？又何至有許多人之千方百策，謀歸化他國，以為久居之計？又何至由東南亞各國直到美國，都有種種移民法案，去限制中國人之前往與久居，以至限制中國青年之往求學？莫說漢唐之世非今日所能望，即望清季，亦今非昔比。原來一百餘年來，華夏之子孫，即已開始大量移殖於東南亞各國，亦紛紛至檀香山與美國西部，做工謀生。當時皆尚未受到今日所受之種種壓迫與限制。又此移居各地之僑民，雖多屬中國下層社會，然而到了當地，仍保存中國社會之風習。婚喪慶弔，用中國禮儀，是一端。商店用中國字作招牌，是一端。房屋建築，多少用中國形式，是一端。回國結婚，告老還鄉，是一端。僑居一地設同鄉會、宗親會，是一端。過舊曆年，過舊節氣，是一端。祖孫相勉，不信洋教，是一端。匯款回國，對國家事業，以及革命事業，捐輸奉獻，是一端。設立僑校以中國語文教學，用中國語文，彼此交談通信，又是一端。即中國早期之留學生，仍多少保存中國社會之此類風習。如最早之《留美學生季報》所表現之意識，仍為不肯忘本之文化意識。如在民國七八年，贊助新文化運動的蔡元培先生，在民國十年，於美國聘教員時，曾遇一當時已露頭角，後亦成國內名學者之某先生，因其與蔡先生接談時，不說中文而說英語，蔡先生即決定不加聘請。後來直至抗戰期間，國內有幾個有名大學英文系之幾位名教授，並不會講日常的英語，亦無人懷疑其對英國文學造詣之深。我又知一國內有名大學之英語系中，有一教授，因日常談話皆喜用英語，遂為同事所不齒，致不能立足。然而在今日旅居外國之華僑社會中，中國人所保存之風習，尚有幾何？只試看看此以中國語文作交談之用之一端，其情形如何，便知今非昔比。據我所親見，在美國與歐洲之中國許多高級知識分子之家庭內部，已不用中國語文。而在香港，最近為籌辦中文大學而有之中國高級知識分子自身之集會，亦皆用英國語文為主，而無人以之為恥。此中國人之日益不以中國語文，作交談之用，及其他種種喪失其固有風習之事，其原因甚多，亦同樣很難依道德上之應當或不應當，來責備任何個人。然而一民族之無共同之文化與風習語言，加以凝攝自固；一民族之分子之心志，必然歸於日相離散。而世運推移，至於今日，一面撫今追昔，回顧我上之所述；一面看看凡到中國與香港之外國傳教士，及其他外國人士之處處必自守其社會風習，又必將其子女送至用外國語之中小學校讀書，再回國升大學；而一些本來能說很好中國話的西方人士，在中國與香港，竟不屑於用中國語與人交談。將此二面所見，與當前我們之情形，一加對比，到底不能使人免於慨嘆。”
唐君毅承認，對於海外僑胞疏離民族傳統而歸化居住國的風勢，並不能從道德上加以責難，相反，對於他們的種種無奈或迫不得已，倒是應該給予寬容的理解和無限的同情。但是，某些人將這種無奈或迫不得已的歸化辯解為一種合理的趨向，這在唐君毅看來就是完全不能容忍的了。按照這些人的觀點，“現世界之時代潮流，即人類文化之大融合。故此中國人之喪失其原有之社會風習，文化語言，紛紛改變國籍，正是中國人之打破其狹隘之國家民族觀念，以迎接此人類文化之大融合，而達到人類未來時代之天下一家之準備，亦正所以使中國人躍進為世界人之第一步”。唐君毅認為，這種觀點的根本錯誤，“在其將自己所屬之民族語言、歷史、文化、社會風習，以及其原來生活的方式等等，都全部化為一客觀外在的東西來看”，“在其忘了我們自己所屬之民族等等，都永不能真正化為一外在客觀的東西”，乃至在其“求進步而不根於理想，只是求變遷、務新奇、失本根、離故常，此並非真進步，因而並不表現價值，而只是輕薄”。他嚴厲駁斥這種觀點說：“中國人不能以中國為一人者，此人絕不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人不愛中國之歷史文化者，此人絕不可言創造人類之新文化。其滿口天下一家、創造人類新文化之名辭者，實皆毫無價值意識，亦無真正之文化意識、人道意識、自我意識者。其言進步創造而反對保守為頑固者，實皆見其只知喜變遷與務新奇，中無所守，內無德操，而只為隨時代風勢而轉之‘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而已矣。”他痛切指出：“順此逐漸流行之思想與意識，再發展下去，不僅是使中國人不成中國人，亦使中國人不能真成一個人，更不配成為天下一家之世界中之一分子，而將使中華民族淪於萬劫不復之地。”
在力駁這種蠱惑人心的虛妄的進步論和世界主義的同時，唐君毅反覆啟導海外中華兒女的根源意識。他說：“我之真實存在的生命，乃存在於我之生為中華民族之一分子，並受中國之語言文化社會風習之教養而成；而此一切教養，與我所自生之中華民族，即與我之生命存在不可分。”
又說：“我若為華夏子孫，則雖海枯石爛，亦不忘其本。由是而我之生命存在之意義與價值，即與數千載之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古今聖賢，如血肉之不可分。我生命之悠久，於是乎在；我生命之博厚，於是乎在；而我乃為一縱貫古今、頂天立地之大人、真我。”
又說：“為中國人，則須多少守一些為中國人之道。守多少算多少。你能守，即可逐漸多守一點。如什麼都無可守，則即守上所謂願有所保持守護之精神，此還是有所守。至於你如實不能守，真有無可奈何之理由，此不能守亦不必為罪過。如你真見到英美文化好，而入英美之國籍；好似英人小泉八雲之見及日本文化好，而改入日本國籍，此亦非即不道德。如你只為貪便利而改入外國籍，然既入之後，能對中國民族與文化，仍懷好感，亦未虧大德。如覺此為罪過，則補過之道亦多。如以外國籍身份，為中國民族爭光榮，亦實功德無量。但你如自以為我能超越狹隘之國家民族觀念，已由中國人升進為世界人，我在參加世界民族大融合之時代潮流，作未來世界之天下一家之準備，而視沉淪苦海之中華民族，無動於衷，而棄之惟恐不遠，則斷然是忘本負恩，而未能自覺你之生命之所依所根以存在者，亦不能真算一個人，應早謀一自懺罪孽之道。而人真能自懺其罪孽而大發悲願，另謀所以補過，則吾之敬佩，又豈口舌之所能達？”
他還“不惜冒世俗之大不韙，申保守之義”，公開揭起道德文化保守主義的大纛，宣稱：“唯守而後存者不亡，人生一切事業、一切文化，得綿續不斷，達於無疆。唯守而後有操，有操而後有德，以成其人格。守之為義大矣哉。”他認為，唯有保守道德文化於華夏子孫的心靈深處，才是挽救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的良藥，這實際上已經透漏了靈根自植的意思。
《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發表後，在海外華人社會引起了強烈反響，許多刊物登載文章，抒發與唐君毅相同的感想，表達了海外中華兒女對於民族文化傳統的共同的情感態度。但有一位匿名人士，屢屢給唐君毅寫信，並附寄華裔人士在各種國際場合取得成就的剪報，以圖證明中華民族之花果並未飄零，從而批評唐君毅的觀點與事實不符，是在沮喪海外中華兒女的自信心。由於無法直接給該人士回信，唐君毅便以公開信的方式，撰寫了《花果飄零及靈根自植》一文，於1964年發表在《祖國週刊》上。
在這篇文章中，唐君毅採取“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手法，首先將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的淒涼境況推至極端。他說：“我二年來之所感，比我二年前寫該文時之所感，尚有更進一層之處，即我在寫前文時只感到華夏民族之子孫漂流異地之艱難困苦，與在精神上失其所信所守的悲哀。而此二年來，則我進而更深切感到，由此精神上之失其信守，而進至一切求信守於他人的悲哀。人在不能自信時，便只求他人之信我；人在不能自守時，即求他人之代我守其所守。此本是一種極自然的心理發展。然而人不能自信自守，尚可以只停在那兒；而到了一切求信守於他人時，則是精神之整個的崩降，只在自己以外之他人尋求安身立命之地，而自甘於精神的奴役之始……現在的中國人，無疑只是居於求信守於西方人，只求西方人加以認識的地位，忘了自信、自守自己、認識自己之重要……一個人如不自信自守其思想與人格之有價值之處，而必待他人之認識與批准其有價值，然後能自信自守其思想與人格之有價值之處，此即為奴隸的人。一民族之學術教育文化，必待他人之認識與批准其有價值，然後能自信自守其有價值之處，即一奴隸的民族。此理應無可疑。而據此理以看我們當前所遭遇之種種事實，則不能不說中華民族為奴之徵象具在，雖百口亦不能為之辯。”
接下來，唐君毅列舉大量事實，以說明海外華人由失其信守的惶惑墜落到求信守於他人的奴性的狀況，諸如文物國寶送到西方展覽以求人賞識，學術文化研究以西方漢學家之言論為標準，學者的身份地位必以獲得洋學位、出國講學任教乃至著作被國外翻譯才能得到肯定，青年學子必經留學鍍金才能被社會承認，一些海外華人社會地位的提高也是懷著求被當地人士所承認的心情向上攀緣，等等。即如那位匿名人士所舉華裔人士在各種國際場合取得成就的事例，“皆同樣證明中華民族之花果，只能飄零異域，為他人瓶中之花，座上之果，而不能或不願或不屑落於中國民族之土壤，植根於其中，以求民族之學術文化之更發芽滋長、枝葉扶疏而花果累累”。在列舉海外華人失其信守的諸多事實之後，唐君毅還更進一步駁斥了某些人的外在而虛浮的信心觀念，諸如中國歷史悠久、文化優秀、地大物博、人口眾多，乃至國際形勢的變動、歷史發展的必然以及宗教的拯救，等等，指出所有這些一般人所賴以寄託希望與信心之處，皆不堪寄託希望與信心，從而將海外中華兒女信心的重建逼至由對絕望之境的痛苦感受中所直接湧出的希望與信心。這種希望與信心即是：
一切人們之自救，一切民族之自救，其當抱之理想，儘可不同，然必須由自拔於奴隸意識而為自作主宰之人始。而此種能自作主宰之人，即真正之人。此種人在任何環境上，亦皆可成為一自作主宰者。故無論其飄零至何處，亦皆能自植靈根，亦必皆能隨境所適，以有其創造性的理想與意志，創造性的實踐，以自作問心無愧之事，而多少有益於自己，於他人，於自己國家，於整個人類之世界。則此種中國人之今日之飄零分散在四方，亦即天之所以“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睏乏其身……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使其有朝一日風雲際會時，共負再造中華，使中國之人文世界花繁葉茂，於當今之世界之大任者也。
顯而易見，唐君毅是將中華民族靈根自植的根本系於華夏子孫的發心立志。唯有華夏子孫於內心深處自信自守其文化傳統，五千年中華文化才可能續續不斷，發揚光大；也唯有中華文化的發揚光大，華夏子孫才可能永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宇宙天壤之間。為人自信自守、自尊自強，從而將民族文化發揚光大，這正是唐君毅對於海外中華兒女的深切矚望。
摘自“大家精要”《唐君毅》
唐君毅，新儒學八大家之一。本書解析了其以道德性的“心之本體”範疇，創構的一個龐大的“生命三向與心靈九境”體系，講述了其與錢穆共同創辦香港新亞書院的經歷，又解讀了其所執筆的《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便於讀者跟隨這位“文化意識宇宙中之巨人”，感悟花果飄零時中國文化靈根的重新自植，從而堅守民族傳統。
胡治洪，1954年生。哲學博士，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中華孔子學會理事。主要研究方向為儒家哲學、中國現代哲學。已出版學術專著《全球語境中的儒家論說：杜維明新儒學思想研究》《儒哲新思》等，發表學術論文五十餘篇。
閱讀更多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