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中国顶级财经智库”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领衔，汇集了中国具有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的近50位著名经济学家。日前，论坛完成最新一次换届，中财办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廖岷，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等10位年轻官员、学者加入。
2月16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在北京举行。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如何实现“六稳”，保持经济长期向好。吴敬琏、易纲、楼继伟等参加了年会，为中国经济把脉。以下为发言速记全文，敢说直说，精彩异呈，不容错过。
楼继伟 实现“六稳”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楼继伟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
楼继伟表示，我国经济仍旧处于换挡期、阵痛期和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此外，又进一步叠加了“中美经贸摩擦”，下一步要对面的比较大的问题是国际规则重塑的摩擦。
在谈到当前正在进行的“三大攻坚战”时，楼继伟认为都是必须做的，也存在还历史欠账的因素。“这是对透支和失误的还欠账，环境污染这么多年，不注重环境污染，现在环境污染治理的时候当然对经济下行是有压力的”，他说。
在谈到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时，楼继伟强调，不能都认为是此前“6万亿的时候造成的”，“实际金融自己的加杠杆是2012年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以后，大幅度推地方融资平台造成的”。“我觉得这是失误的，现在造成了重大的金融风险”。
在谈到“脱贫攻坚战”时，楼继伟认为，“花一块钱是一块钱”。
他认为，高质量发展有利于稳经济。但有一些做法是行政运动式的方法，这会对“六稳”造成比较大的伤害。“比如运动式的治污，关了再说。当然中央已经纠正，不能一刀切，要法治化，而且是层层往下越来越放大，这些都在纠正”。
“行政运动式的去产能，煤钢产能在‘去’的过程中，由于安置职工，国有企业是要比民营企业难得多，因此在同样污染获得安全标准之下，‘去’的民营企业比较多。后来PPI大幅度上涨，成本向中下游传递，中下游的民营企业比较多，感觉负担沉重”，他分析称。
“去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其中重要的一项任务，他认为应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下下工夫——用改革的办法完成。
再谈到产业政策时，楼继伟认为，产业政策在经济早期发展阶段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后来，产业政策的实际作用“不敢说都是正面的”。他以汽车为例称，产业政策是支持“三大、三小、两微”。结果“两微”破产了，“三大、三小”基本都合资了。现在“三大”民企的汽车、自主品牌的汽车基本是在产业政策的围剿和缝隙中成长起来的。“（吉利）到外面收购了沃尔沃，我不评价它的战略对不对，但是这个做法就说明被围剿的这些企业有实力”。他认为产业政策应该转向普惠化、功能性。
在谈到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的作用时，楼继伟认为有一段时间“被炒作”，认为“党的作用代替公司的决策，对民营企业的信心影响很大”。他引述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我们在有党员的各类企业里建立党组织，目的是为企业的党员提供管理和服务，团结凝聚员工遵纪守法，遵守企业规章制度，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这也有利于企业的加强管理，有利于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这些话我觉得很多人都不知道。另一方面被炒作，你再看看总书记的讲话，很多东西如沐春风，都是这些话，真正实事求是的，我认为这是纠偏”，他说。
楼继伟强调“六稳”之中，稳预期很重要。
蔡 昉 积极就业政策3.0版
蔡昉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蔡昉认为，过去无论多强调积极的就业政策，都是把它作为民生、理念，没有放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机制之中。“央行易行长手边不是随时用失业或者劳动力市场这样的一些指标来决定他的政策实施，但是现在这个条件已经成熟了”。
2007年以后，全球各国经济下行的同时几乎都出现了高失业率，唯独中国的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保持稳定。在蔡昉看来，这说明中国经济发生了结构性、趋势性变化，“我们和周期没有很强的关系”。“同时我们的经济增长也不是周期性的，失业也不是周期性的，或者说我们更接近于自然的失业”。
蔡昉提出，要重新审视“经济下行和劳动力市场表现、劳动力短缺，两个谁是原因、谁是后果”。“当然你不能说经济下行导致劳动力短缺，其实唯一的解释就是我们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符号性的变化”。
在他看来，人口红利消失导致了劳动力短缺，而劳动力短缺就决定了人力资本改善速度的下降，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以及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减慢，因此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而这个趋势还在继续”。
蔡昉判断，我国自然失业率在5%左右。“在这个自然失业率基础上，我们没有周期性失业，就无需加过大的强刺激”。
此外，他建议通过培训等各种服务降低自然失业率，并通过改革、提高要素供给和配置等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既可以稳增长，也可以避免刺激带来的副作用”。
宋晓梧 稳就业应理顺四个关系
宋晓梧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在谈到稳就业与稳投资的关系时，宋晓梧表示，并非集中力量搞就业，投资就不重要了。他认为，投资应紧紧围绕增加就业和减少失业进行。“我很担心的是，我们一旦提出来要保经济发展，到了地方政府就扭过来了，又把稳就业第一变成了GDP增长放在前面”。
在谈到就业的总量和结构的问题时，部分观点认为，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产生大量的失业问题，宋晓梧表示，稳就业和创新不要受上述言论的影响，仍然要把创新放在经济转型的重要的方面。
在谈到稳就业和工资社保的关系时，他认为在就业、工资、社保三者当中，就业是第一位的，在影响就业的情况下，应该可以适当地调整最低工资、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养老费。
他强调，一定要尽快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要统一缴费率，统一缴费基数。他还强调，在稳就业当中，要处理好城镇就业和农民工就业的关系。
都 阳 稳就业的含义与政策
都阳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都阳表示，从当前的劳动供给主导情况来看，维持低失业率的目标下难度不大。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要维持劳动力市场的稳定，还有其它更重要的目标，因此稳就业的政策最好能做到二者权衡。
他提到，劳动力市场保持稳定的最低目标是，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的目标范围内。稍高一点的目标是，维持低失业率的同时，还要保持劳动参与率的稳定甚至提升以及就业总量的增加。从长远来看，应当在工资水平保持相对稳定、适度增长的情况下，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保持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好地应对社会老龄化问题，以及保持可贸易部门的竞争优势。
他表示，根据测算，守住底线目标的难度不大。实现第二个目标难度相对大一点。如何实现长远目标则是未来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由于老年人口增加，老年人口的赡养需要正在劳动的人的生产率不断提升。
谈到如何稳就业，他认为，通过深入了解结构性失业，有可能更精准地制定政策。鼓励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在就业困难的时候促进就业。另外，可以采取一些失业保险体系改革等被动性的措施，从而保持就业平衡。
黄益平 金融政策应尊重规律、加强统筹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黄益平表示，从国际范围来看，我国金融体系有两个特点，第一是银行主导，第二是政府干预比较多。“这样一个体系，过去支持中国经济增长40年，保持金融稳定，应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这个金融体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它比较擅长于支持大企业，不擅长支持小企业；比较擅长支持制造业，不擅长支持服务业；比较擅长支持粗放式的扩张，不太擅长支持创新型的增长”。
在他看来，上述金融体系对支持金融增长比较有效，但当前我国经济面临转型、追求创新型增长时，金融体系也应所有转变，而上述体系在本质上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则存在着一定的歧视性。
一方面对国营企业的担保，其实就是对民营企业的变相歧视。另一方面，正规部门把利率压得很低，这就使得能够真正服务于民营企业的银行数量变得更少。所以，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变得更多。“如果它们要融资，就必须要到非正规市场去，这时非正规市场的利率就会变得更高。所以民营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中国这个问题很突出”。他总结为，上述问题是由于金融体系的特征和过去的金融意志相关。
如何打破上述困境呢？黄益平认为，首先，利率市场化很关键。“我最近刚刚从外地调研回来，一个大银行的分行告诉我，上头给他压了任务，今年要给民营企业放50亿贷款，但是要求利率一定要压在5.3%。他问我怎么做这个风险定价？我回答不出来”。
第二，发展直接融资和多层次资本市场非常重要，但“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以后，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就解决了？想都不要想”。他强调，“要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根本上还是要回到银行，这就存在风险定价的问题”。黄益平认为，利率市场化要解决取消不公平的担保问题和解决风控。“银行和金融机构要学会去做风控，面对没有抵押资产，没有长期的数据，没有担保的企业，如何为它提供融资”。
第三，黄益平认为，应规范非正规金融部门，但是不能消灭非正规金融部门。“影子银行也好，金融科技也好，确实带来了一些风险，但实际上实体经济对它们是有需求的，它们是金融市场化的一种实实在在的体现”。
张晓晶 传统体制是最大灰犀牛——杠杆率风险的视角
张晓晶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张晓晶表示，现在市场上在传各种灰犀牛，涉及到债务和杠杆率的最多，我们能不能解剖一下灰犀牛，看看我们的风险到底在哪里。
我国提出去杠杆政策以来，虽然有些负面情绪，但取得的成绩不可否认。在2008-2016年，每年的杠杆率上升12个百分点以上，在2017年得到控制但仍在上升。杠杆率首次下降出现在2018年，但是中国经济也为此付出了一些代价，去年金融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声音，甚至是恐慌。
宏观杠杆率的下降主要是来自于谁的贡献？是企业的贡献，也就是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从实体经济来看，政府的杠杆率是微升的，居民杠杆率上升非常快，只有企业部门杠杆率出现了下降。他认为，这其实是个好的现象，因为中央在提出结构性去杠杆时，重要的点就是去掉企业的杠杆，同时去掉地方政府的隐性杠杆。
具体来看，民营企业在企业去杠杆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企业杠杆率下降的过程中，最大的贡献是来自于民营企业，因为大家发现，国有企业的微观杠杆率，也就是国企的资产负债率实际上在下降，总体判断去杠杆的贡献来自于非国有企业。
杠杆率的风险到底在哪儿？从整个结构来看，中国的杠杆率大概240%多，有的会高一点，说250%多，但总体来讲相差不会太多。这个数据是跟美国的杠杆率很接近，中国目前的杠杆率接近于美国，说明还是有风险的，特别是在治理上还是有很大问题。居民杠杆率现在大概是53%左右，在全球范围内还不算非常非常高，当然近几年增长比较快，也是一个风险。最主要是来自于企业部门，企业部门杠杆率将近160%，这个水平在国际上首屈一指，可能排名第一。
企业的杠杆率为什么会这么高？他表示，问题在于我们的政府杠杆率太低。所谓“太低”是显性杠杆率太低，中国才36%、37%左右。这么低的政府杠杆率加上一个这么高的企业杠杆率，就发现问题所在了。企业杠杆率160%左右，其中将近55-60%左右是融资平台以及相关的隐性债务。这些部分本应该可以纳入部门的，如果纳入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杠杆率现在会上升91%以上。没有纳入的原因是中国有了新的《预算法》。
而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最终的杠杆率的风险来自于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合在一起的总杠杆，这个杠杆率是非常高的。如果我们把它合在一起变成公共部门杠杆率的话，实际上它现在已经超过了我们私人部门杠杆率。这样的现象在国际上是少见的，除了日本比较典型，就是公共部门杠杆率超过私人部门杠杆率，其它很多国家都是私人部门超过了公共部门的杠杆率。
他表示，有人说国企杠杆率高是大的风险，有人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是大的风险，但是他认为最主要的是传统的体制。间接融资为主不是高杠杆率的成因。效率低下是传统体制的结果，而不是成因。
如何稳中求进地去杠杆？他建议，第一要稳，从需求侧要稳。稳住总杠杆，必须是中央政府来发力来降杠杆。第二是进，传统企业的弊端必须通过改革的方式把它消除。
方星海 新股上市首日限价的弹簧效应
方星海 证监会副主席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表示，当前新股发行制度使得二级市场投资者预期高度一致，盲目追涨，放大了价格扭曲，造成新股长期回报率低下。
方星海表示，研究发现，当前制度安排导致新股发行上市后二级市场短期内价格超涨（弹簧效应），新股二级市场短期定价水平显著超过了以往时期。
由于创业板相对主板、股票市值更小，因此容易诱发投资者盲目追涨，导致在当前制度安排下，创业板新股二级市场价格扭曲更加严重。
李 扬 把地方政府债务关进制度笼子：结合日本经验的探讨
李扬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李扬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形势比较严峻，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愈演愈烈。他认为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
最近30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需求不振，私人部门不愿意投资，因此形成了非常特殊的宏观平衡的循环，公共部分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的方式把居民储蓄筹到手里进行公共投资。“最先出手的是日本中央政府，所以中央政府的债务迅速提高。但是到了全球危机之后，中央政府也撑不住了，它必须由地方政府同时发力，而且由于公共基础设施大部分是集中在地方，所以日本地方政府的债务呈现跳跃性增长。到2007年出现了地方政府类似美国的地方政府破产的情况，但是日本的体制又不能破产，所以在2009年出了一个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的管理法，从此之后走向了正轨“。
李扬介绍，日本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有四个：中央政府的财政融资资金、地方公共团体金融机构资金、市场公募资金、银行承兑资金。在李扬看来，上述结构非常值得中国学习，因为在这个结构里有两个是来自银行的，“恐怕在中国做金融是回避不了这样一个现象的”。
李扬强调，特别值得中国学习的是成立日本成立了地方公共管理金融机构——由地方政府共同出资专门为地方政府提供长期廉价融资的金融机构，相当于是专为地方政府融资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它的贷款流程审批严格，需要提供申请，需要审定，需要发放贷款，然后再现场回访等等，这一套程序证明了是比较有效率的。
李扬还强调，应向日本学习三点。第一，中央政府统一规范、统一组织、统一监管地方融资，现在还没到能放的程度。第二，银行应当从背后跳到前面来，应当规定它是可以为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但是要有严格规定。第三，可以成立一个专业化的、政策性的为地方政府融资的机制。“这样就可以把地方政府的债务放到笼子里”。
李 波 构建有活力的资本市场
李波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
今年1月份，国际清算银行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发布了《构建有活力的资本市场》报告，该报告由李波和印度央行的副行长牵头，共16个国家中央银行的经济学家和金融监管专家一起研究成立的研究工作组，用了一年时间完成。
该报告提出，一、不同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存在持久且明显的差异。二、固定收益市场主要债券市场发展迅猛。三，新兴资本市场发展相对比较快，但是跟发达的经济体相比还存在持续的差异。
该报告还研究了八个方面的驱动因素：一个有活力的资本市场包括两个大的领域，一个是有力的运行环境；一个是跟市场发展更相关的驱动因素。包括宏观经济稳定、市场自治、法律和有效的司法框架、高效的监管制度。第二个领域是跟市场发展更加具体的要素，包括完整、准确和及时的信息披露，投资者的多元化，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以及互补性市场和金融政策措施。
李波提出了六个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一，消除金融压抑，更充分地尊重市场自治。第二，健全法律和司法体系，加大投资者保护力度。第三、强监管的独立性，同时增加监管资源，并提高监管执行力。第四、机构投资者的深度和多样性。第五、扩大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同时有效地管理相关的风险。第六、发展互补性的市场，包括衍生品市场和风险对冲市场，完善市场基础设施。
在谈到中国资本市场时，李波认为与国际上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存在5个不足。第一、市场自治不足“普遍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压抑是比较多的，金融扭曲是比较多的，政府干预是比较多的，市场自治是不足的”。
第二，中国市场对投资者的保护不足。他认为，投资者保护有两个方面：司法救济和监管。前者，“咱们国家投资者去告是比较费劲，告赢更难”。后者，我国的“证券监管能力比较差”。
第三，我国长期稳定的机构投资者的分量不足。
第四，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不足。“我们的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不仅比发达国家差，比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都要差”“如果全方位考核我们的对外开放程度，中国属于最差的国家之一”。
第五，区域市场发展不足。
对此，李波建议，证券监管的核心是信息披露，而不是由政府来决定或者来维护特定水平的股票指数。所以，应该更快全面引入注册制改革。第二，应该大力推进养老保障体制改革，如果想提高长期稳定的机构投资者的分量，养老保障体制改革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
陆 磊 外部输入型风险冲击下的宏观经济趋势
陆磊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
保储备还是保汇率是一个伪命题。”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2月16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上表示，外汇市场的前沿性决定了储备的第一性。外汇储备在系统性风险中有逆周期缓冲作用，然后才有汇率稳定、本币流动性的可置信度。
陆磊提出，2019年中国面临的外部冲击溢出风险包括中美利差收窄。2018年以来，美联储渐进式加息，中国货币政策稳健中性，保持着低通胀率、低利率。中美利差持续收窄，中美1年期国债利差于2018年11月初出现倒挂，截至2019年2月12日，达到-24.47bp。
他指出，我国面临的长期健康性挑战包括低要素成本、低附加值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短期健康性挑战有低利率和杠杆率体现的对流动性过度依赖。
刘元春 合理投资增速的几个标准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当前投资下滑速度比想象得要快，基本上构成了一种断崖式的变化。这样的下降是否哦合理？稳增长的合理目标是什么？刘元春提出了一些判断标准 。
标准之一，静态宏观平衡的视角。刘元春认为，投资的变化必须在短期总供给和总需求间平衡，这个平衡决定于居民储蓄、政府节余、贸易赤字、被动存货投资的变化。我国居民储蓄率在2008年左右达到高点，储蓄的增长速度呈现阶梯性、趋势性下滑。2017年储蓄的实际增长速度基本上在5%左右，预计今年可能会回到8%左右。此外，贸易顺差全面收窄，从接近10%到现在只有百分之一点多。政府债务，特别是赤字率持续攀升，尤其是广义赤字率攀升得更为厉害。“把这几个因素作为判断短期宏观平衡，从这些参数可以看到固定资产的实际增长速度这八年里面下降了19.7个百分点，国民储蓄率的实际增长速度下降了15个百分点，政府赤字率上升了6.6个百分点，经常项目顺差的顺差率降低了2.5个百分点”。“当前投资增速下滑是具有趋势性的，但是数据的匹配性说明它已经超调了，可能会引发短期宏观失衡的问题”，刘元春说。
第二个标准是动态平衡标准。刘元春表示，动态平衡标准很重要的原理是本期的投资需求经过资本的形成就会形成下期的供给。因此不同跨期的投资增速的变化，有技术性的依存性，过度的下滑肯定会导致动态平衡的失衡。
从动态平衡角度来看，我国固定资产的增速，特别是从实际增速的角度来看，2016年到现在，基本上是断崖式的变化，动态失速的可能性非常大。同时目前在动态失衡的过程中，我国的增长模式从出口投资驱动模式转为债务投资模式，导致动态路径的依赖性非常强，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就需要一个调整的阵痛期，“实际上是我们在债务投资模式调整中间，很重要的一个阵痛期，也是我们的变化期”。
此外，刘元春还提出了三条标准。他在总结时表示，第一，投资增速下滑具有必然性。第二，短近期存在着过度调整的风险。第三，储蓄增长速度依然在5%-9%的区间，投资增速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7%-9%的区间，在逆周期环境中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
王一鸣 稳投资的重点和对策
王一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一鸣表示，我国的投资规模已经进入下行通道。对比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其他经济体，可以看出此种变化符合转型期的基本特征，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对比日本和韩国的转型期来看，我国投资规模的下降幅度比前两者转型期的幅度大很多，“2018年实际投资比GDP增速低6个点，日本在1975和1980年，韩国是2000年到2010年这个阶段大概要低1.3到0.8个百分点，显然我们的降幅偏大，背离了正常的下降的趋势。所以，稳投资是有特定内涵的，确实我们的降幅太大了”。
投资为什么下降呢？王一鸣分析称，第一，我国储蓄率进入下行通道，2010年以来每年下降0.73个百分点，特别是居民储蓄下降尤为明显，主要是大量投入了房地产领域，家庭负债率快速提升，居民储蓄率迅速下降。
第二，债务杠杆的不断攀升。我国宏观杠杆率大幅高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地方政府，如果包括隐型债务，显性债务杠杆率不高，但隐型杠杆率相当高，挤压了投融资的空间。
第三，民间投资增长后劲不足，现在看预期不稳。
第四，房地产投资存在不确定性。过去两年房地产投资经历了回升的周期，跟去库存，特别是棚改的货币化安置有很大关系，现在政策也在调整，房地产投资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回落还未可知。
关于“稳投资”，王一鸣提出，第一，要澄清和统一思想认识。“现在一说扩大投资，很多人就会觉得你要放水了”，他认为，“稳投资没有错，不是一种罪孽，这个思想一定要纠正过来”。
第二，要避免投资的挤出效应，要更大程度的调动市场投资。“靠什么调动市场投资？就是加大改革力度，重构市场主体的信心”。
第三，政府适度加大新兴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5G、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
樊 纲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宏观调控并行不悖
樊纲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樊纲表示，目前我国投资增长动力不足，各种增长要素都存在很多缺陷，劳动参与率也在下降、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更重要的是体制上还存在各种缺陷，因此需要供给侧机构性改革。
但不可否认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体制机制，“需要天天讲、年年讲，有些事情可能一时半会儿见不了效，但是现在就得做”，在樊纲看来，这是长期性的措施。“十八大三中全会定了那么多改革，这些年落实多少？这都是大家确实很着急的事情。但是你也看到了体制改革的难处就是它需要长期的坚持，长期地进行改革”。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当长期性改革实现不了时，“短期要不要采取一些措施？”，樊纲认为，提出“六稳”就是在很多长期性的结构性改革做不动的情况下，需要采取一些短期措施维持稳定发展，而短期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需求侧的，包括财政的支出、货币的供应、利率、税率等等。
因此，在樊纲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的宏观调整应该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要随时随地、时时刻刻推进改革。但是当经济出现波动的时候，也还是要理直气壮地采取一些宏观调控措施。
“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国家都是这么过来的，你想想他们这几年的宏观调控，就为了稳经济，负利率一下子执行那么多年。宏观调节起来也是毫不含糊的，一个件又一个件地采取各种措施”。
樊纲强调，不能供给侧改革迟迟不见效，也不在需求侧实行一些必要的调整、必要的调节措施。“这两方面都是需要的，当我们讨论改革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如果没有经济增长，一定的稳定的水平，很多改革也是难以顺利推进的。在经济不好的时候，有些人不改革的借口可能更强烈一点，我们怎么能够使经济保持平稳发展，才能实现长期的增长”。
但樊纲也认为，需求侧的调整一定是要有限度的，不能一说需求侧需要调整就变成“大水漫灌”。他还认为，08年金融危机时提出的四万亿政策并非“大水漫灌”，“当时说的是两年的支出，当时是把两年当中一般的政府转移支付投资都放进去凑了4万亿，它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口径，但是真正里边的刺激政策，什么叫刺激政策？是无中生有，得用债务支撑的刺激政策就那么两三千亿，真正的大头不在这儿”。“为什么出现大水漫灌？是一年增长了6万亿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樊纲表示。
上述问题表示，由于中央政府要承担宏观调控的政策，包括要防通货膨胀，防债务率过高，而地方政府不承担此责任，因此，中央政府在调控当中要把握力度，要由中央政府负责，包括把地方债务等关进笼子里，让它起到该起的作用，地方政府的职责是地方发展、地方建设，宏观调控需要中央政府负起全部的责任，需要在热的时候压、冷的时候托，进行双向、逆向调节，这是中央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魏 杰 稳预期与保持经济向好
魏杰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他指出现在有个现象，有钱了，项目也批了，可就是不干，就是因为预期不好，“稳预期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个稳”。
魏杰表示，2019年有两件事值得关注，第一件事，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40年改革的最大成果是使全体劳动者从无产者都变成有产者。人们有财富之后，最大的担心是财富安全问题，2018年人们预期普遍不好的重要原因，就是感到财富不安全，现在找不到安全性的资产，不知道什么资产是安全的，所以比较恐慌。
他认为，稳预期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要保证财产安全，“现在老百姓(48.850, -1.61, -3.19%)对未来的预期很差，实际主要来源于财富不安全，稳预期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财富怎么安全。”魏杰建议，我们在制定宏观政策的时候不仅仅考虑就业和增长问题，还要考虑老百姓财富安全。
“2019年稳预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宏观部门要思考的问题，怎么样保证人们财富的安全，因为40年积累不容易，一旦出问题很麻烦。”魏杰还指出，2019年如果房价真要大跌，估计更麻烦。
第二个问题，2018年改革开放40年，一个重要的经济群体就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对我们增长就业的贡献都在60%以上，就业贡献是80%以上，是一个庞大的群体。魏杰称，这个群体的预期好不好直接关系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民营经济2018年是预期最不好的一年。
为什么出现这种声音？魏杰调研发现，民营经济不是要优惠，只要公平、平等。并提出了两个建议：
第一，能不能搞理论创新？现在民营经济理论不能解释，现在理论只讲必要性，不讲必然性，反复讲就业增长之类的，好像“需要我们是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伟大的理想”，我们没法接受这种理论。
第二，法律必须调整。必须保证法律的公平、公正。“现在同样一个犯罪行为，发生在民营企业、国营企业，法律准则都不同，怎么让我们感到不安。”魏杰表示，2019年稳预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对民营企业这两个问题做出切实的调整才行，不能来虚的。
最后，魏杰表示，从2018年的情况来看，稳预期的这两件事在2019年一定要做好。一个是保证人们的财富安全，这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结果，人们变成有产者，财富不安全怎么能安全？第二，民营经济的预期一定要提高，理论创新和法律调整必须跟上才行。
汪同三 实现积极财政政策的完整性
汪同三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什么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完整性？汪同三认为，第一是如何保证财政收支平衡。第二是如何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从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两句话非常重要，一个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一个是要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第一条措施是什么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的是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
在其看来，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必须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要注意到，任何一项宏观调控政策都有正面效果，但也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要注意“完整性”这个概念，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正面作用，同时把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限制在最小程度。
汪同三分析称，2018年的统计数字有三个方面值得重视，一是GDP的增长是6.6%。一个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是5.9%。一个是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只有3.8%。“非常简单的三个数字，就告诉我们现在应对下行压力，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要克服投资增长不足，因为投资的增长速度应该是7%-9%，但是我们实际的增长速度连6%都不够。在投资里面又主要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增长相对滞后，只有3.8%”。
在汪同三看来，中央经济工作会把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作为第一条措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减税降费是最直接影响实体经济的。第二，降税仍有比较大的空间。更重要的是现在的减税降费措施与世界经济趋势相吻合。“特朗普带头实行减税措施，之后一些其它的经济体都不同程度地实施减税措施，我们现在把这样一个减税措施作为主要的一个措施方向，这是符合世界潮流的”。
显然，减税的同时必然会影响财政收入，解决财政收入的减少有两条路，一是增加赤字，另一个是减少财政支出。“我们现在更重要的是去研究如何在降税的同时实现财政支出的减少”。
汪同三还强调，减税必须有规模性，才可以产生作用。“去年我们大概减税1.1万亿，今年减多少还不知道。另一个要注意，减税的效果是递减的。今年减这样一个数量的税和明年再继续减这样一个数量的税，它的作用显然是会有差距的。这两条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以上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来自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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