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留法勤工儉學運動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有著巨大影響的事件,為中國共產黨成立發展和中國革命準備了大量人才。在這場運動中,毛澤東雖未赴法,但他卻懷著極大的熱情參與了這場運動。

推動青年向外發展

1918年4月14日,經受新文化運動洗禮的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等10餘名年輕人抱著“革新和追求進步”的強烈願望成立了新民學會。但對於如何革新大家並不十分清楚。經過多次討論,大家認為應該向外發展,尋求新思想新文化。毛澤東則更主張做“大規模的自由研究”,去求世界的學問,並從中加以研究和抉擇。

經過反覆商討,決定先派羅章龍赴日本留學,也算是探路。1918年4月下旬,羅章龍啟程。毛澤東帶領大家為他送行,並贈羅章龍一首詩《七古·送縱宇一郎東行》。毛澤東在詩中寫道:“……丈夫何事足縈懷,要將宇宙看秭米。滄海橫流安足慮,世事紛紜何足理……”

毛澤東與留法勤工儉學運動

留法儉學會入會願書和儉學志願書存根

1918年6月,毛澤東、蔡和森等人從湖南一師畢業後也面臨著如何選擇的問題,向外發展的方向在哪裡?他們仍在苦苦求索。此時,毛澤東在一師的恩師、後到北大任教的楊昌濟先生給毛澤東和蔡和森來信,勸毛澤東到北大深造,同時告訴他們,吳玉章、蔡元培、李石曾正在組織留法勤工儉學。

毛澤東收到信後,無暇考慮北大深造的事,卻認為留法勤工儉學正是新民學會向外大力發展的好機會。於是,立即召開會議,討論留法勤工儉學問題。大家一致認為:法國是巴黎公社革命的故鄉,又靠近東歐革命高漲的地區,讓一些青年到那裡去勤工儉學,學習新技術,接觸新思想,不但能夠了解到歐洲工人運動狀況,也可以間接學習到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實在是培養和鍛鍊青年學生的好途徑、好方法,於是決定派蔡和森先行赴京籌備。

毛澤東籌備湖南留法勤工儉學運動

6月25日,蔡和森到北京見到了楊昌濟先生,後又拜訪了北大校長蔡元培,瞭解了留法勤工儉學的具體情況後,他給毛澤東寫信,說留法勤工儉學“頗有可為”,望毛澤東帶領願意留法的新民學會會員迅速來京。蔡和森覺得要辦好湖南的留法勤工儉學,國內必須有人主持此項工作,而毛澤東既“有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再加上他超強的組織能力,因此,“駐京惟有潤之兄最宜”。

毛澤東接信後,於8月上旬拜訪楚怡、周南校長陳潤霖、朱劍凡,請他們在長沙創辦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班,推進湖南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得到兩位教育家的支持。1918年9月5日,華法教育會湖南分會成立,陳、朱分任正、副會長。在楚怡設置機械科預備班,周南還辦起了女子留法預備班。

8月15日,毛澤東、蕭子升率領張昆弟、李維漢等24人赴京。在北京,毛澤東沒有考慮自己北大深造的事,一心籌辦組織留法勤工儉學。當時,湖南省陸續來京準備赴法的青年有50多人,是當時全國人數最多的省份。毛澤東和蔡和森幾經聯繫,先後在北京大學、保定育德中學、河北蠡縣布里村(後劃歸高陽縣)、長辛店四處開辦了留法預備班,並首先為湖南學子舉辦了一期預備班。

1918年秋冬,毛澤東經楊昌濟推薦到北大圖書館做圖書管理員,他邊工作邊籌備赴法事宜。

為了籌措留法學子的費用,毛澤東起草了一份湖南青年留法勤工儉學計劃,交給有關方面協調,並在楊昌濟的協助下,把控制在範源濂、熊希齡等人手中的一筆前清戶部應退還湖南的糧、鹽兩稅超額餘款的利息提取出來,共計21000元,用作湖南青年在留法預備班學習生活費用和赴法旅費。

10月6日,毛澤東和蔡和森、蕭子升等人到保定看望湖南留法預備班的學生,並迎接湖南第二批准備赴法的30多名青年。毛澤東鼓勵大家“在困境中一定看到光明,看到前景”,“困難是一塊最好的磨刀石,它可以將困境中的人磨成一把鋒利的寶劍”。

毛澤東與留法勤工儉學運動

1920年5月8日,毛澤東等新民學會部分會員在上海半淞園聚會,歡送次日赴法勤工儉學的會員。右起第六為毛澤東。

1919年3月12日,毛澤東辭掉北大圖書館的工作趕往上海,為第一批留法勤工儉學的湖南青年送行。1920年5月5日,毛澤東又一次到上海為6位赴法新民學會會員送行。此次在上海,他想方設法為赴法的湖南青年籌集旅費,通過章士釗從社會各界募捐兩萬元用於支持留法勤工儉學(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用自己的稿費逐年還給章士釗這兩萬元)。

在毛澤東的主持下,湖南的留法勤工儉學工作做得最好。全國先後有1600多人赴法,湖南以346人居第二位,其中留法女生60人中湖南佔了40人,居第一位。新民學會78個會員中有19人赴法,近四分之一。

留法勤工儉學毛澤東為何沒有成行

從1918年到1920年,毛澤東積極倡導和組織湖南青年赴法勤工儉學,輸送大批有志青年出國尋求真理,但他自己卻一直沒有成行。有人問他為什麼不去留學?毛澤東說:“我覺得我們要有人到外國去,看些新東西,學些新道理,研究新問題,拿回來用以改造我們的國家。同時也要有人留在國內,調查、研究本國的問題。我覺得對於自己的國家,所知道的還太少,假若我把時間花費在本國,掌握了本國的國情,然後出國留學,對比中外國情,吸取他人的經驗,更方便,更有益。”

1936年10月,毛澤東在陝北接受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採訪時也說到當年未去法國的原因是“我對自己的國家還了解得不夠,我把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此時的毛澤東已經感覺到要改造中國必須研究中國。而國內對中國的研究還很不足。在西風東漸的大背景下,有志青年研究外國是好事,但都去研究外國而忽略中國是不可取的。

毛澤東是一個實踐派,他通過一系列的革命實踐加深了對中國社會的認識。在其他同志留法勤工儉學這段時間,中國國內激烈動盪,革命運動如火如荼。毛澤東以極大的革命熱情投入到這些革命運動中,他組織湖南學生聯合會和各界聯合會,創辦和主編《湘江評論》,發動驅張運動和湖南自治運動,籌辦自修大學,發起和主持文化書社和俄羅斯研究會。在留學潮流興起的時代,毛澤東能夠理性獨立地思考,堅持留學前首先要深入瞭解中國國情,積極參加社會實踐;既不迷信西方,又不簡單排外,既有對本國文化的自信,同時又不抱殘守缺,辯證地看待中西方文明,這正是他以後能夠成功地整合中西文化,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並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重要原因。

毛澤東與留法勤工儉學運動

保定育德中學留法預備班部分湖南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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