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C导读：
2011年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披露了朱镕基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过程中以及此后忆及谈判时的讲话记录。这些记录披露了之前不为外界所知的谈判内幕。
1994年1月20日，朱镕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财政部部长本特森。（新华社记者 齐铁砚 摄）
1999年11月，在中美代表团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进行最后一次谈判时，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两次会见美国代表，并直接参加了谈判，最后达成了关于中国“入世”的协议。
近日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披露了朱镕基在谈判过程中、以及此后忆及谈判时的讲话记录。这些记录披露了之前不为外界所知的谈判内幕。
谈判几次濒于失败，直到2000年3月，当朱镕基会见欧盟贸易专员拉米时，他回忆起最后这一次谈判时还说：“我们跟美国的协议，几乎是在边缘上达成的。”
他们4次改了机票、退了房子
朱镕基向拉米回忆，在最后一次谈判时，美国代表团成员“是不是真的要走，我不知道，但确实是他们4次改了机票、退了房子”。
“最后一次，也就是达成协议的那一次，”朱镕基回忆说，“早上告诉我说他们10点钟要走了，因此我9点钟到他们会场上去。”
根据朱镕基的谈话，在1999年11月进行这场谈判期间，他的生活极为忙碌。11月13日上午10时30分，当朱镕基见到美方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和斯珀林时，他为自己“今天凌晨才通知你们来会见”表示道歉，但他解释称，自己跟他们一样忙，他们的发言自己都得看，“连斯珀林先生说了六个‘不’我都知道”。
他说，此前一天，他根据美方的信在半夜开了会，开到凌晨3时才结束。“我睡了几个小时，你们可以算得出来。”朱镕基说，“但请记住一点，我70多岁了，比你们都大得多，你们在座的比我的女儿都还年轻。”
而两天后，11月15日，朱镕基见到美方代表时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也很辛苦，昨晚一夜没睡”，原因是美国时任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凌晨3时半要跟他通电话。
朱镕基告诉美方代表，在他们会见的同时，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正在召开，“江主席正在讲话”，而朱镕基本应是主持人，却来到这里。
在谈判成功结束后，朱镕基也没有忘记向对方抱怨：“我还要告诉你，你惹的麻烦，把我半夜叫起来，昏昏沉沉，没法接奥尔布赖特的电话。”
到现在我还莫名其妙，好像这不是谈判，是在捉迷藏
在谈判过程中，朱镕基对美方代表一次突然离开谈判场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这一插曲也许说明了当时中美双方谈判的紧张气氛。
根据朱镕基与美国代表双方的谈话记录，在11月14日谈判过程中，美方代表突然离开了谈判桌，并整整消失了一天时间。
11月15日，朱镕基第二次会见美方代表时，对此事表达了不满。美方代表则进行了解释。双方围绕这一意外事件，进行了唇枪舌剑般的对话。
按照最近发布的朱镕基讲话记录，朱镕基认为，在他研究了对话记录、听取了中方代表石广生汇报，并召开最高层会议以后，美方代表在原定会谈的14日上午10时突然不见了。下午4时虽然见面，但谈判半小时以后又一次中断，巴尔舍夫斯基“说要接克林顿总统的电话”，此后就“失踪了”。
“我非常担心，我怎么向克林顿总统交代呀？看过电影《人间蒸发令》吗？你们蒸发了。”朱镕基说。
此后，朱镕基说，他请外经贸部、外交部与他的老朋友麦克海先生联系，结果后者说巴尔舍夫斯基大使第二天早上8时就要走了。“忽然消失，第二天早上又不辞而别，这是很不礼貌的！”朱镕基指责称，“江主席到昨天晚上12点以后还给我打电话，问人找到了没有。他是持乐观态度的，本来还打算达成协议后会见你们。你们却打电话说，巴尔舍夫斯基大使在今天早7点准备来见石部长，8点45分就要离开，10点钟的飞机。说句不好听的话，很像是一个最后通牒。”
朱镕基接着指责美国代表：“到现在我还莫名其妙，好像这不是谈判，是在捉迷藏。所以，我今天必须来见你，因为这是必要的！不然，我怎么向江主席交代呀？不说达得成，也不说达不成，忽然就消失了，这在政治上是严肃的吗？因此，我就想当面问问你们，你们究竟想怎么办？”
针对朱镕基的质问，美方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称这是误会。她指出，是中方代表石广生先离开了谈判桌。朱镕基则解释，石广生离开谈判桌是给他打电话。巴尔舍夫斯基也说，她要回去与总统通电话的时间很长，在使馆里等了一个晚上。
“石部长也把电话打到饭店去了，可电话打不通。”朱镕基追问道。
“昨天发生的事与谈判策略无关。”巴尔舍夫斯基说。但朱镕基接着说：“坦白地讲，我们方面的谈判者认为，这是最典型的美国式的边缘战术。”
斯珀林说：“我11点半还在寒冷的夜里在外面散步，给在‘空军一号’上的伯杰和奥尔布赖特打电话。我非常的不高兴，我们没有得到你们的通知，不明白为什么，所以，我给奥尔布赖特打了两个电话。”
朱镕基则说：“那我就要抱怨你了，让奥尔布赖特给我打电话，半夜叫我起来，睡不着觉。”
“这全怪我，我得向你道歉。”斯珀林最后说，听了这句话后，朱镕基说：“既然是个误会，那我们就向前看吧。”
这场风波最后并未破坏中美双方这次谈判。不过，尽管最后达成了协议，在朱镕基与美国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和斯柏林等人的讲话中，看不到多少客套话，倒是有很多针锋相对的追问、解释甚至指责。
我没有对你们发火，可江主席也没有这个耐心了
在这次谈判中，朱镕基与美方代表就汽车的进口关税、特殊保障条款、音像、分账电影、银行、证券、增值电信及“管理控制权”等双方迟迟争执不下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他在谈话中有“软”的一面。比如，他会说：“斯珀林先生我上次见面了解不多，这次了解更多了，印象也更深了。”有时候，他称对方为“尊贵的客人”。但是，也有很多时候，他则表现出“硬”的一面。他会在让对方说话前提醒对方“你们讲得越长，我讲得越短”，也会突然催促对方：“如果能接受我们的条件，就可以达成历史性的协议，实现双赢，其他问题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解决。能不能签字，希望明确表态。”
“我与斯珀林先生相比，平常脾气要大得多，”朱镕基说，“但我没有对你们发火，可江主席也没有这个耐心了。
在整个与美国的“入世”谈判过程时，朱镕基既有坚持，也有妥协。
早在这一年的3月31日，他告诉前来出访的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成员两层意思。第一是，美国的谈判“用中国话来讲叫‘得寸进尺’”，使一个经济问题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因此很难达成协议。当时，他与巴尔舍夫斯基刚刚进行了两次会面，每次都超过两小时，但对方却突然改变调子，变得很强硬，这让他觉得：“如果这次达不成协议，中国和世贸组织在3到5年内就再见了。”
但他同时告诉这些美国国会议员，中国已经做了“极大的让步”，冒了“极大的风险”。他的例子是电信业：中国在通信领域同意采用美国的CDMA标准，而世界上只有几个国家采用这一标准，中国仍然同意了。
在拟定协议时，关于一些条款的争论，朱镕基与对方进行了“拉锯战”。
巴尔舍夫斯基曾希望在条款中写明，美国公司可以有控股51%的子公司从事音像和分销。这一要求比美方之前的要求做出了让步，之前，美国曾经希望有100%独资子公司。
不过，朱镕基则表示，“合资企业股比50%，不排除控股的可能性，但不能写成文字”。
接着，巴尔舍夫斯基又一次提出，关于寿险，她希望能在协议里写上一段文字，反映美方“对持股50%的合资企业具有管理控制权的可能性”。但朱镕基坚决地回绝了她：“无论如何不能写成文字，写上那就成了一个笑话，但实际上可以有这种做法。”
在谈判临近结束时，朱镕基又提出，“克林顿总统给江主席的信中说，要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收回一般保障条款和纺织品配额的要价”，并希望用书面形式确认。巴尔舍夫斯基表示自己无权决定，朱镕基又坚持要求，“光凭嘴讲不行”，“我不是不相信你们说的，但还是要找一个方法把它落实到文字上。”
最后，双方决定搞一个不对外公开的书面记录。
在结束谈判时，美方代表斯珀林说，他很荣幸遇到了两个最强劲的对手，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机会。
而朱镕基后来向欧盟贸易代表拉米谈起这次谈判时则说：“允许我开个玩笑，拉米先生，你再改五次机票、五次退掉房子，我也不会让步。”
（本文发表于《 青年参考 》，2011年09月14日 01 版，记者张伟）
延伸阅读
朱镕基：不要再给我递条子了！你所不知道的入世谈判
“龙永图，你不要再递条子了。”
面对中国WTO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递上来的一个又一个条子，朱镕基断喝。1999年11月15日，中美谈判最后一天上午，这是中国加入WTO双边谈判最困难的时刻。
改革开放40年那些不为人知的瞬间：
1999年11月15日，中美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这是时任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的石广生与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等在协议签署后举杯祝贺。新华社发
1995年，中国正式申请加入WTO，并开始与WTO的37个成员国逐一开始拉锯式的双边谈判，其中最复杂、最艰难的莫过于中美之间的谈判，前后多达25轮。
最后一天，中美之间仍剩下7个问题无法达成共识，谈判陷入僵局之际，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亲赴现场。这一天，正是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日子。
谈判桌上，美国人抛出的前3个问题，朱镕基都说“我同意”。龙永图着急了，不断向朱镕基递纸条，上面写着“国务院没授权”。但朱镕基一拍桌子，说：“龙永图，你不要再递条子了。”
当美方抛出第4个问题时，朱镕基提出，“后面4个问题你们让步吧，如果你们让步我们就签字”。5分钟之后，美方同意了中方的意见。
当日下午4点，中美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市场准入协议签署，双边谈判正式结束，也为中国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谈判奠定基础。中美达成协议后，中国入世道路上最大的障碍已经清除。
1995年1月WTO取代GATT，同年中国正式申请加入WTO，并开始与WTO的37个成员国逐一开始拉锯式的双边谈判，其中率先在1997年8月与新西兰达成协议，最后一个则是在2001年9月与墨西哥达成协议。其中起伏跌宕、山重水复的情节迭出，其中最复杂、最艰难的莫过于中美之间的谈判，中美谈判进行了多达25轮。
中美双方为各自国家的利益唇枪舌剑，锱铢必较，甚至为争执难下的谈判条件敲桌子砸板凳，当中美入世谈判几乎再次面临破裂之时，时任总理朱镕基亲赴谈判现场，最终签署中美双边协议。
一个最重要的电话
1999年11月15日，中美谈判最后一天的凌晨4点，龙永图与卡西迪各带几个人开始了“工作会谈”。一开始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信号，由美国谈判代表团提议，把这些年达成的几百页协议逐一地校对，严谨到协议的每一个标点。龙永图此时意识到，美方真的有签署协议的愿望，而不是仅仅口头上说说，虽然13日见到朱镕基的时候巴尔舍夫斯基向朱镕基总理明确表示过，或者头一天在谈判时仍很强硬，甚至言称他们预定了15日上午10点钟的飞机返回美国。
“应该给最高决策层传递这一重要的信息”，龙永图设想了所有的后果之后，早上6点钟给朱镕基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接电话的是朱镕基总理办公室主任李伟，龙永图说他有重大的情况要向朱总理汇报。李伟告知，朱镕基昨天晚上接了奥尔布赖特的电话，还没有起床。7点钟龙永图又打了第二次电话，因为情况紧急。
9点半左右，朱镕基给龙永图回电话了，龙永图几乎是从谈判会议室跑出去接朱镕基的电话。朱镕基在电话里问：你给我打电话了？龙永图说是。接着朱镕基问，龙永图，你谈判这么多年，你给我一个判断，美国到底愿不愿意签？龙永图说，根据我多年和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他们是想签的。朱镕基接着问：你有什么证明？龙永图说，他们已经开始跟我校对文本了，校对文本说明他们准备签了。朱镕基决断地说：好，我相信你的判断，你一定要和美国人谈成，不要让美国人跑了。
不可否认，龙永图给朱镕基的这个电话是中国入世谈判中很重要的一个电话。当天正在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但是就在那样一个重要的会议开始之后不久，朱镕基亲自来到谈判的现场，并直接参加了谈判。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决定。
中美谈判进行了多达25轮。1999年11月10日至15日，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与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在北京进行了六天六夜的艰苦谈判。谈判进行得异常艰苦，中方人员将行军床搬到了外经贸部。巴尔舍夫斯基后来回忆说，在54个小时的谈判中，她只睡了20分钟。
中美双方在13日进一步进行技术级磋商。但到了14日凌晨，美方突然中断磋商离场，到了晚间，美方再次撤离，且联系不上。15日，在谈判陷于僵局的最后关头，朱镕基总理亲自出面， 在中美双方准备后事的时候，朱镕基对大家说今天一定要签协议，不能让美国跑了，我来跟他们谈。
在随后与美国的“入世”谈判过程时，朱镕基既有坚持，也有妥协。据龙永图事后说， 美国人抛出前三个问题时，总理都说”我同意”，龙永图着急了，不断向朱镕基递纸条，上面写着”国务院没授权“，但朱镕基一拍桌子，“龙永图，你不要再递条子了。”
令龙永图没想到的是，第四个问题开始，朱镕基说，后面四个问题你们让步吧，如果你们让步我们就签字。而后面四个坚持，回头来看正是汽车贸易等领域。后来，美方五分钟之后同意了中方的意见。
15日下午4点，石广生与巴尔舍夫斯基在北京签署了两国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市场准入协议。在结束谈判时，美方代表斯珀林说，他很荣幸遇到了两个最强劲的对手，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机会。
龙永图事后回忆说，1999年和美国的谈判是一个转折性的谈判，一直到11月15日上午朱总理参加谈判，我们才知道抓住了最后的机遇。当时中央确实从这个战略的全局的高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没有朱镕基亲自在11月15号上午和美国人谈判，那么我们中美谈判达成这个协议也许会推迟10年，也许会推迟5年。而时任美方代表的巴尔舍夫斯基卸任后也同意这一观点。
何以见得？2000年是美国的大选年，此间所有的政治派别都会拿出所谓“中国话题”互相攻击；2001年美国新总统上任，要搭建新的谈判班子，而且新的总统也要用很多的时间来熟悉情况，之后就是影响深远的“9·11”事件，美国的主要关注点转移在反恐上。我们应该庆幸在美国政治的敏感时期到来之前结束了这场谈判。
中美达成协议后，中国入世道路上最大的障碍已经清除。随后，中国与欧盟在2000年5月达成协议。与其他进行双边市场准入谈判的成员国也纷纷达成协议。2001年9月13日，中国与第37个成员国——墨西哥达成协议，从而结束了中国入世的双边市场准入谈判。2001年9月17日，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第18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入世议定书及附件和中国工作组报告书，标志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全部结束。
龙永图有话说
当年WTO谈判是在国内一片阻力声中勉强通过的，在谈判失败的最后关头，是一国之总理亲自下场，大开大阖，国内利益集团让步，以外力倒逼改革，中国经济在其后的二十年崛起为“世界工厂”。
曾任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副部长、中国WTO首席谈判代表的龙永图透露，在中美就中国加入WTO双边谈判最困难的时刻，朱镕基总理亲自出马，在七个棘手问题上力挽狂澜，一举促成中美最终达成协议。
他说，当中美入世谈判几乎再次面临破裂之时，朱总理亲自出面，把最棘手的七个问题找了出来，表示要亲自与美方谈。当时，石部长担心总理出面谈，一旦谈不好没有回旋余地，不同意总理出面。
总理说，你们谈了这么些年，都没有谈下来，还不同意我出面谈吗？最后，我方决定，由总理、钱其琛副总理、吴仪国务委员、石广生部长和我共五位，与美方三位代表谈判。
美国代表对总理亲自出面参与谈判感到愕然，他们经过商量，终于同意与中方达成入世谈判协议。
WTO谈判成功之后，中华国运与很多人的人生轨迹都发生剧变。
2001年12月中国入世后，按照一般的推理，时任副部长的龙永图可能会在完成WTO谈判后被委以重任扶正，或者出任日内瓦中国WTO的大使，但是都没有。2003年初，龙永图辞去了副部长的职务，到博鳌论坛屈就了个秘书长。龙永图说，他这个人不适合当部长，因为他是性情中人，也不懂官场政治。
龙永图成大功而身退的原因，是他WTO谈判的紧要关头给总理打了个电话。
1997年5月，中国WTO谈判代表团要赴美谈判，龙永图手中的谈判授权几乎用尽，他希望向朱总理做一次专门的汇报，并得到新的授权。时任朱副总理的秘书李伟接到时任外经贸部部长助理、谈判代表团副团长徐秉金的电话后向朱总理汇报，时间定在5月13日。
但是让徐秉金想不到的是，刚刚联系好了，龙永图秘书的电话就来了，说龙部长那天正好有个外事活动，看看能不能让朱总理把时间改一改？这能改吗？这是总理呀！徐秉金硬着头皮又给李伟打电话，这次李伟有些不客气了：“秉金，你跟总理再熟也不能这样啊！好不容易挤出时间来，总理的日程是你们安排的吗？”徐秉金说，要批评就批评我，请你向朱总理再请示一下？李伟又请示，朱总理说可以，推迟三天来吧。
三天后龙永图和徐秉金去见了朱总理。
龙永图与朱总理同是湖南人，且他们两个出生的地方很近，虽然龙永图经常在国务院开会可以见到朱镕基总理，但是并不敢走近朱镕基总理直接说话。这一天见到朱总理的龙永图自然有些紧张。龙永图汇报谈判中美国人提了什么条件，我们怎么应对的，掌握了什么尺度，他请总理指示下一步该怎么办？朱总理站起来不听了，问道：你们到底要我干什么？直到这个时候，两人才说出汇报的目的：谈判代表团基本上没有授权了，因为美国人、欧盟人要价越来越高，如果再遇到问题谈判可能进行不下去了。“哦，你就这个事？”朱总理转身过来，详细就欧美新的要价发表了意见，龙永图从未感到这样地踏实过。在后来的日子里，与朱总理多次见面的龙永图，越来越觉得拉近了与朱总理的距离，这种相互信任导致在11月15日那天，事关中美谈判成败的一个最重要的电话。
1999年11月14日下午，中美谈判基本上破裂了，且双方都伤了感情。那天晚上，中方谈判代表团规定，谁也不许主动给美方打电话，因为在这种时候“不能示弱”。但是晚上11点多，朱总理突然打电话来，询问美国代表团联系上了没有。根据朱总理的指示，龙永图开始到处打电话，最后才从美国驻华代办麦克海哪里找到负责美方工作级谈判的卡西迪。接到电话的卡西迪竟意外地要求，15日凌晨双方一个小班子再谈一次。“凌晨”加上又是“小班子”，龙永图下意识地感到，美方要有真正的动作了。
1999年11月15日，中美谈判最后一天的凌晨4点，龙永图与卡西迪各带几个人开始了“工作会谈”。一开始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信号，由美国谈判代表团提议，把这些年达成的几百页协议逐一地校对，严谨到协议的每一个标点。龙永图此时意识到，美方真的有签署协议的愿望，而不是仅仅口头上说说，虽然13日见到朱总理的时候巴尔舍夫斯基向朱总理明确表示过，或者头一天在谈判时仍很强硬，甚至言称他们预定了15日上午10点钟的飞机返回美国。
“应该给最高决策层传递这一重要的信息”，龙永图设想了所有的后果之后，早上6点钟给朱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接电话的是朱总理办公室主任李伟，龙永图说他有重大的情况要向朱总理汇报。李伟告知，朱总理昨天晚上接了奥尔布赖特的电话，还没有起床。7点钟龙永图又打了第二次电话，因为情况紧急。8点钟，中美双边谈判代表大组会谈已经开始在谈判桌上“料理后事”，也就是双边协商撰写向媒体的交代文字了。美国代表团原定8：45离开谈判桌赶往北京机场。
9点半左右，朱总理给龙永图回电话了，龙永图几乎是从谈判会议室跑出去接朱总理的电话。朱总理在电话里问：你给我打电话了？龙永图说是。接着朱总理问，龙永图，你谈判这么多年，你给我一个判断，美国到底愿不愿意签？龙永图说，根据我多年和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他们是想签的。朱总理接着问：你有什么证明？龙永图说，他们已经开始跟我校对文本了，校对文本说明他们准备签了。朱总理决断地说：好，我相信你的判断，你一定要和美国人谈成，不要让美国人跑了。并说，这不是我朱镕基的意见，这是江总的意见，是常委们的意见。
11月15日，正是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日子，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根据推测，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在常委们等待上场的时候，肯定开过一个常委碰头会，朱总理向江主席及中央常委汇报了与美国人谈判的最新情况。李岚清副总理在他的《突围》一书中写到，是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让朱镕基总理到谈判现场。事后龙永图也向朱镕基总理核实，朱总理说，是江主席让我到经贸部去把这个事情谈成。朱镕基总理果然谈成了！
龙永图给朱总理的这个电话是中国入世谈判中很重要的一个电话，当然也是龙永图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电话，无论谈成与谈不成，他为这个电话承担了所有的风险。
如果谈成了，龙永图不会成为“功臣”，因为他犯了官场中“越级”的忌讳，虽然中国共产党党章中明确写到，党员有权越级反映问题。尽管龙永图在决定打这个电话之前已经想清楚了后果，但是当结果来临时，在签字结束后的那张照片可以看出，他无法掩饰心中的惆怅，对于可能出现的后果，他感到极度的不安。
但我还是不能明白，龙永图为什么不按照程序操作？为什么不层层汇报，而是采取越级给朱总理打电话的极端做法？是时间来不及还是另有其它原因？仍旧是个谜。而龙永图不愿意解开这个谜。
设想一下，如果谈不成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是龙永图传递给朱总理“能够达成协议”的判断信息，才直接导致江总的决断，请朱总理破天荒地亲自参加一个部长级的谈判。假设龙永图的判断有误，如果美国人并非像他说的是那样希望达成协议，或者朱总理亲临现场也没有谈成，事后，朱总理将怎么向江主席交代？又怎么给中央常委们交代？当龙永图决定给朱总理打这个电话时，需要多大的政治勇气。如今再评估龙永图这个电话的重要性所在。
假设，如果龙永图没有给朱总理打电话，如果朱镕基总理没有下决心亲自到谈判现场，人们看到的将是一份双方的共同起草的所谓声明，自然也就没有1999年11月15日中美达成协议的结果。改写中国加入WTO的日期是自然的，也许还有更坏的结果。
事先不能准确地知道某种决策的结果被定义为不确定性。比如说在1999年11月份那个时点，有一方或者双方都没有抓住机遇，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巴尔舍夫斯基的结论是“如果在那天没有达成的话，会拖很长的时间”。龙永图认为，“如果我们失去了这次机会，可能中国入世的谈判，特别是和美国的谈判将会拖好几年。”
何以见得？2000年是美国的大选年，此间所有的政治派别都会拿出所谓“中国话题”互相攻击；2001年美国新总统上任，要搭建新的谈判班子，而且新的总统也要用很多的时间来熟悉情况，之后就是影响深远的“9•11”事件，美国的主要关注点转移在反恐上。我们应该庆幸在美国政治的敏感时期到来之前结束了这场谈判。
而俄罗斯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2006年7月16日，八国峰会在圣彼得堡开幕时，俄罗斯曾希望在圣彼得堡结束与美国的入世谈判，但是最终没有如愿，布什总统没有为俄罗斯入世背书。随后的一切如雪崩般到来：俄格间谍风波，波利特科夫斯卡娅之死、利特维年科被杀，导致俄国与欧盟短期内签署基础条约的希望彻底破灭的波兰肉类产品之争，北约东扩……上述每一起事件都有其缘由和动机，有些事情是有意而为，有些则是多种因素的不幸巧合。重要的是结果：至今俄罗斯仍旧未能入世。从那以后，融入西方体系不再是莫斯科的优先选项，从2007年起，俄罗斯的所作所为与以前完全不同了。直到现在，俄罗斯历经这么多年的谈判仍未修成正果。
由此可见，机会是事物在运行之间偶然凑成的一个有利于你的空隙，这个空隙稍纵即逝，所以要把握机会确实需要“捕捉”，而不能坐在那里等待或者因循拖延。
在中美这场经典的谈判中，中美双方的首席谈判代表都没有因循拖延，都有“捕捉”的意外表演。
首先是巴尔舍夫斯基，是她决定把美方的要价清单放在白宫网站上，给中方特别是正在访美的朱镕基总理造成巨大的被动与国内的混乱，但是这一极端的行动确实是改变美国舆论的拐点。
中方谈判代表团团长龙永图越级给朱总理打电话，应该是识别时机的贡献者，或者是极难得的一种智慧。但他这种非常规、不因循的做法虽然促成了中美谈判的成功，却使龙永图像巴尔舍夫斯基一样，两人的最后结局都有些黯然：巴尔舍夫斯基在结束任期后，目前只是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负责一个部门的主管；相比之下，龙永图在博鳌论坛表演的舞台与空间还要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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