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鑄造》，[美]梅林達·鮑德溫著，黎雪清譯，重慶大學出版社2018年11月第1版。
《鑄造》
《自然》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科學雜誌。該雜誌從19世紀60年代創立至今已有150年的歷史。從維多利亞時期一個不太成功的科普雜誌，轉變為現代科學出版物的國際標杆，《自然》雜誌的這一歷史演變是科學史上最重要的故事之一，它見證了19世紀以來科學領域的幾乎所有重大突破。
本書是《自然》雜誌的首部“傳記”，作者梅林達·鮑德溫通過大量細緻的史料耙梳，不僅為讀者提供了一幅“印刷雜誌的歷史縮影”，同時，也為我們提供了一部微縮的科學發展史。使讀者瞭解《自然》雜誌是如何定義現代科學規範、影響科學傳播以及成為科學家意味著什麼。
《鑄造》一書的初衷並不是簡單羅列《自然》雜誌刊發的重要論文，而是審視《自然》雜誌隨著時間的演變，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對科學界產生的不同影響，以及它對科學變革的回應。《自然》與自然科學發展的歷史，聯繫緊密。它首次對中子做出描述，首次發佈了板塊構造學說的突破性發現，關於核聚變滴液模型的研究成果也在該週刊發佈。
《自然》雜誌建立之初，許多當今我們習以為常的科學實踐都還沒有出現。如果現代的讀者拿起一本19世紀的《自然》雜誌，那麼他會對其中的內容非常熟悉——學術論文、書籍評論、致編者的信，以及眾多的圖片和圖表。如果讀者藏有1875年、1905年、1955年的《自然》雜誌，那麼他就會發現這些時期的科學界與我們現在所瞭解的科學界有著很大的區別。2015年，如果一名所謂專家的專長僅僅是建立在閱讀其他研究者關於珊瑚礁和太陽現象的基礎上，那麼沒有任何科學研究者願意與他進行嚴肅的學術討論——但是在19世紀，科學界對所謂的“門外漢”和“專家”的界限並不像今天那麼清晰。
同樣地，如果沒有經過業內同行的評審，即使再先進的實驗室也不能發表其研究成果，否則他們就要遭到眾多有關學術不公的指責和聲討——但是，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描述DNA結構的論文，未經同行評議就得以發表，而且很少有人對它提出過異議。當時的觀察家並沒有意識到阿蓋爾公爵或理查德·普羅克特這樣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學人士”，或者所有《自然》的論文都應該在出版之前進行外部同行評議。
我寫本書的原因之一就在於《自然》雜誌不是一本專注於單一學科的雜誌，而是一個眾多科學從業者們提出、討論以及最終制定科學研究規範的平臺。 《自然》雜誌的歷史揭示了很多自然科學規則的發展史。同時也揭示了自然科學從業者如何看待他們在社會中的地位。
1869年，《自然》雜誌創辦於倫敦，當時的倫敦是一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矛盾的完美結合體。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諸如查爾斯·達爾文，威廉·湯姆森等科學家的名字家喻戶曉，那時很多達爾文和湯姆森的同齡人都對“科學人”的文化和地位深感憂慮（該詞當時具有非常明顯的性別傾向）。19世紀到20世紀，科學獲得了極高的文化和社會地位，這一改變無疑是現代歷史進程中最顯著的發展之一。
雖然《自然》雜誌的編輯和投稿人們已經獲得了維多利亞時期前輩們夢寐以求的社會地位，但是他們仍然持續不斷地對科學在社會中的地位進行思考和寫作。在德國國家社會主義政府開除猶太科學家，聲稱雅利安人優越性是一個生物學事實的時候，《自然》雜誌的投稿人對納粹政府進行聲討，堅持認為沒有科學證據能夠支持納粹政府的社會秩序。
早期《自然》雜誌
20世紀末 ，兩位化學家聲稱他們在室內溫度下可以製造核聚變，《自然》雜誌的眾多投稿人對其進行了嚴厲譴責，譴責他們過早發佈科研成果以及危及民眾對科學的信任。我們在整個這本書裡都可以看到，《自然》雜誌的編輯員工、讀者，以及投稿人都深知科學與政治、文化和社會秩序的緊密關係。
對以往科學研究的不同方法進行描述並不是在批判當今的研究方法。對一場歷史性的科學辯論的兩種觀點進行反思並不是對勝出的觀點進行含蓄批判。但是如果要了解科學知識的發展進程，我們在描述歷史的時候就不能假設現代科學的眾多標準——例如合格“科學家”的要求，規範的發表程序，或者正確的實驗技術——之所以成為標準是因為他們一經提出就被人們採納了。我們同樣不能假設在一場辯論中，一個觀點獲勝僅僅是因為它是正確的，解釋清楚什麼是正確的，在2015年並不是一件易事，更不要說在1869年了。
《自然》雜誌早期封面
研究科學的歷史雖然極具挑戰，但是回報豐厚，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拋棄我們已經知道的事實，將熟悉的當作不熟悉的事情來對待，反之亦然。我們這樣做，不是在抗拒現在，而是在儘可能地以清醒的頭腦來看待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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