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初，在印度西南部的喀拉拉邦，兩名女性進入了一處印度教聖地沙巴瑞瑪拉神廟（Sabarimala Temple）。這是印度首次有女性公開進入該神廟，隨即招致印度教保守勢力大規模抗議。目前，抗議引發的衝突仍在繼續，已有超過3000人被捕。
沙巴瑞瑪拉神廟事件不僅是一起印度女性爭取正當權益的單獨事件，而且是一面折射印度社會多面矛盾的稜鏡。或者說，印度女性地位問題從來不是單純的“反抗男權”，而需要放到錯綜複雜的政治、政黨、社會和宗教語境中審視。
進入沙巴瑞瑪拉神廟的兩位女性：Kanaka Durga和Bindu Ammini / 視覺中國
風暴中的神廟
沙巴瑞瑪拉神廟坐落在一座高山上，四周群山環繞，森林掩映，這裡供奉著印度教的生長之神阿亞帕（Ayyappan）。傳說中，印度教有三大主神：最具威力、最受尊崇的毀滅與再生之神溼婆；保護眾生的維護之神毗溼奴；創造之神梵天。
而阿亞帕就是溼婆與毗溼奴女性化身的兒子。阿亞帕的誕生蘊含隱喻：連生養他的母親本質上也是男性，他天然帶有對女性的排斥。阿亞帕本身也成為了禁慾之神。
沙巴瑞瑪拉神廟 / 網絡
因此，沙巴瑞瑪拉神廟禁止10至50 歲的女性入內。在激進者看來，處於月經期的女性是不純淨的，她們會汙染聖殿，從外觀上難以判定女性是否正處於經期，於是乾脆一刀切。有人認為，阿亞帕希望自己保持禁慾，而帶有生殖力的女性進入殿內會打擾他的修行。
甚至有人認為，沙巴瑞瑪拉神廟處在高山險峻環境中，女性的體力有限，不宜攀登前往。無論哪種理由，都認為男人在身體上比女性更加純淨、更具修悟能力和優越感，都是對女性赤裸裸的歧視。
沙巴瑞瑪拉神廟對女性的禁令延續了至少有500年，近年來，不斷有女性權益組織進行反抗。2018年9月，印度最高法院裁定禁令違憲。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最高法院的五名法官中有一名女性，而恰恰就是這名女法官投了反對票。
2018年10月，印度班加羅爾，印度教信徒舉行集會，抗議最高法院允許經期婦女進入寺廟 / 視覺中國
歧視女性是印度教的傳統嗎？
印度教少有歧視女性的傳統。恰恰相反，印度教三大主神的妻子都是非常受人尊敬的形象。歧視女性的歷史，要從8世紀開始講起。
8世紀開始，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和突厥-阿富汗穆斯林開始不斷侵擾印度，直至13世紀初在印度北部建立德里蘇丹國。這是印度女性地位迅速下降的時期。一方面，伊斯蘭教法中對女性的規束影響了印度教徒：婦女只能待在閨閣之中，需要穿戴長袍和麵紗，外出必須有男性陪同等。另一方面，在穆斯林與印度教徒艱難殘酷的戰爭中，女性往往成為受害者。
最明顯的例證就是“薩蒂”激增。印度教中有“薩蒂”陋習，即寡婦自焚殉夫，古典時代對此只有零星記載，而穆斯林征服和統治印度時期寡婦自焚人數激增，妻子為避免在丈夫死後淪入異族手中遭受侮辱，在喪夫之痛、女性貞操觀念和國仇家恨的共同裹挾下選擇最激烈的自殺方式。
無怪乎最頑強抵抗穆斯林的拉其普特人成為寡婦自焚的重災區。2018年初上映的寶萊塢大片《帕德瑪瓦蒂王后》就反映了這一歷史背景。城邦破亡，帕德瑪瓦蒂王后不願落入穆斯林蘇丹王手中，遂帶領城中寡婦集體自焚。
一名印度警察在《帕德瑪瓦蒂王后》海報前雙手合十 / 視覺中國
隨著英國殖民者到來，印度不少有識之士提出社會變革主張。如創立“梵社”的先驅者羅姆·莫罕·羅易（Ram Mohan Roy）就呼籲廢除薩提陋習、提高婦女地位等。英國殖民當局於1829年廢除了薩提，但在印度爭取民族獨立的宏大潮流中，婦女解放的步伐依然是緩慢、漫長和痛苦的。
現實處境為何如此艱難？
近十多年來，印度湧現出一批令人矚目的優秀女性：政壇人物如外交部長斯瓦拉吉；百事可樂的CEO英迪拉·努伊是首位進入全球500強企業高層的印度女性；女作家阿蘭達蒂·羅伊、基蘭·德賽分別以《微物之神》和《繼承失落的人》獲得英文小說界最重要的獎項布克獎。
與此同時，底層婦女的生活境況未得到普遍改善。2018年，湯森路透基金會的報告將印度列為“世界上女性生存最危險的國家”，排名緊隨其後的是阿富汗、敘利亞，在各項評分類別中，“文化與宗教”的歧視尤其明顯。
2017年，印度新德里，4000名印度學生集體表演女子防衛術宣傳自我保護 / 視覺中國
究其原因，精英層或極具天賦的個體可以憑藉自身資源打破禁錮，但印度獨立後沒有發生大規模的工業化浪潮，沒有向女性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女性仍然被束縛在家庭中，仰仗丈夫鼻息，沒有財務和精神自由。2018年《經濟學人》雜誌數據顯示，在G20國家中，印度女性勞動參與率僅高於沙特阿拉伯，對經濟發展貢獻率為1/6，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其次，印度社會矛盾極度複雜多元，宗教、族群、貧富、種姓、語言、地域……在一定程度上，現實的嘈雜和混亂遮蔽了女性的訴求。即使發生了針對女性的惡性案例，過了不久就會被更加聳人聽聞的熱點問題所覆蓋。加之印度社會人口最多的兩大族群——印度教與伊斯蘭教都是男權盛行，全社會缺乏提升女性地位的動力和共識。
在所有的社會生活領域中，宗教問題又有其特殊性：宗教寄託了印度人最深沉的價值觀和情感，是最難以作出改變的堅固堡壘。
通過外部手段強行保障女性權益，一個典型例子就是在部分地方議會實行的“女議員配額制度”，通過立法規定女性議員的比例，對性別失衡實現糾偏。但意識形態和文化傳統的改變卻難以通過法律強制實施。尤其是一些深受傳統思想之害的印度女性，反倒成為女性賦權道路上最激烈的反對者。
2014年，印度新德里，印度女性持馬桶參加國際廁所日活動。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估計，印度約一半人口只能
在電影《廁所英雄》和《印度合夥人》中，“在家如廁”和“使用衛生巾”的最大阻力就是那些已經將女性遭遇的不公內化為正確價值觀的婦女們，她們對試圖改變現狀的破冰者發出了來自女性自身的惡毒攻擊。現實中也是如此，勇敢闖入沙巴瑞瑪拉神廟的一名印度婦女，僥倖逃過抗議者的暴力，回家後卻遭婆婆毒打住院。
可見，歧視女性不是印度教與生俱來的價值觀，而主要是近代不徹底的社會改革和當下印度女性的經濟地位造成的，在當下經常通過宗教的衝突點爆發出來。無論是越來越多的寶萊塢電影開始關注女性問題，還是沙巴瑞瑪拉神廟中的女性身影，都讓我們看到了新的可能和希望。畢竟，對遭受損害者而言，“忍耐不是美德，生氣才是”。
微博 @世界說globusnews
瞭解全球局勢，世界趣聞，微信關注一個就夠了：世界說（ID：globusnews）
閱讀更多 世界說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