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則徐是中國近代偉大的愛國者、傑出的民族英雄和“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眾所周知，他的諡號為“文忠”，世稱“林文忠公”，那他得諡“文忠”的緣由是怎麼樣的，過程如何呢？
清代對大臣得諡的資格有著嚴格的要求。“定例：一品官以上應否予諡，請旨定奪 …… 二品以下無諡。”也就是說官居一品以上，才有資格由禮部上奏請旨是否給諡。“二品官以下不獲請”，如果給諡，那就需要皇帝特別下旨了：“二品以下無諡，其有予諡者，系奉特旨。或效職勤勞，或沒身行陣，或以文學，或以武功，均得邀逾格茂典。”
清代尤其是在清中前期，清廷對於賜給大臣諡號相當慎重。清初王士說：“本朝最重易名之典，官至尚書大學士乃得賜諡。”同治光緒時人士陳康祺記載：“本朝優臣鄰，恩禮渥，惟身後給諡最為矜重。故自開國至道光朝，膺易名之典者，僅四百餘人。有生官極品，而歿不得諡者。自同治初兩宮垂簾聽政，凡階一品皆予諡，近數十年，遂為定製矣。”清亡以後清史館史臣追述稱：“嘉、道以前，諡典從嚴，往往有階至一品例可得而未得者……易名盛典，殊不易得。”所謂“易名之典”，就是指給諡。按照以上記載，清前期，大臣得諡非常不容易。只是到了同治年間，一品大臣都能得到諡號了。另外，就是咸豐初年（1851年）太平天國戰事興起以後，死事之臣驟然增多，賜諡褒之例也更加放開。“咸豐三年（1853年），禮臣奏定文職二品官殉難，視一品予諡。如按察使優，禮部亦得援例以請。軍興而後，道府州縣等官死綏不少，疆臣疏請，不拘常格矣。其武職死事，參將以下，視副將議；協領以下，視副都統議：皆得援新章奏請……至（同治）十二年（1862年），諭：‘嗣後文武各官，其官階例不予諡者，不得率行奏請。’至是限制稍嚴。”總而言之，清中前期，給諡從嚴，往往有官階至一品的高級官員，都未能得諡。同治以後，諡典放寬，階至一品的，基本都能賜諡，而死事之臣予諡更加放開，到了同治末期以後，才稍稍又加以限制。
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月十九日，奉命以欽差大臣由福州老家前往廣西剿辦匪患的林則徐，病逝於廣東潮州府普寧縣。福建巡撫徐繼畲、兩廣總督徐廣縉接到稟報後，各自趕緊向清廷奏報。不久之後，咸豐皇帝接到消息，於十一月十二日發佈明發上諭：“前任雲貴總督林則徐，由翰林歷外任，疊蒙皇考簡膺疆寄，宣力有年。上年剿辦雲南保山匪徒，調度有方，渥荷恩施，賞加太子太保銜並賞戴花翎，旋因病請假回籍。朕御極之初，知林則徐平素辦事認真，不避嫌怨，疊經降旨宣召來京。嗣以廣西匪徒滋事，特授為欽差大臣，頒給關防，令其速赴軍營剿辦。前據馳奏已由本籍啟程，方冀迅掃邊氛，以綏南服，茲據徐繼馳奏，該大臣沿途勞頓，舊疾復發，於廣東潮州途次遽爾溘逝。念其力疾從戎，歿於王事，覽奏殊深悼惜。林則徐著加恩晉加太子太傅銜，照總督例賜卹，歷任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
上諭既對林則徐逝世表示悼惜，對其晉銜，照總督例賜卹，開復一切處分，要求相關部門查照往例給予相應卹典。於是，道光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該衙門”—— 禮部上奏稱：“臣等查定例內開一品官病故者，給與全葬銀五百兩，一次致祭銀二十五兩，遣官讀文致祭，應否與諡請旨定奪。凡與諡者，內閣撰擬諡號，工部給碑價銀三百五十兩，本家自行建立，祭文碑文交翰林院撰擬，不與諡者祭文交內閣撰擬等語。今原任雲貴總督林則徐病故，欽奉諭旨照總督例賜，應照例給與全葬銀五百兩，一次致祭銀二十五兩，遣官讀文致祭，祭文交該衙門撰擬，其應否與諡之處伏候欽定，恭候命下臣部行文各該衙門遵照辦理。”林則徐是在上任途中病逝的，照總督例賜卹，總督是從一品官，所以應該按一品官病故的往例賜卹。給予全葬銀、致祭銀、遣官致祭都是例行公事，關鍵在於與不與諡，這得由皇帝定奪，所以禮部上奏請旨。咸豐帝接到奏摺後，批“著與諡”。
接到“著與諡”的諭旨後，禮部行文內閣要求擬諡奏請欽定。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五日，內閣上折稱：“禮部文稱所有奏請賜晉加太子太傅銜原任雲貴總督林則徐諡號一折，奉批著與諡，欽此欽遵移交內閣撰擬等因。臣等謹擬清漢諡號字樣另繕清單恭呈御覽，伏候欽定。”後附滿漢合璧清單（滿文略）：
晉加太子太傅銜原任雲貴總督林則徐諡
文忠勤學好問曰文肫誠翊贊曰忠
文襄勤學好問曰文因事有功曰襄
文毅勤學好問曰文強而能斷曰毅
文肅勤學好問曰文身正人服曰肅
內閣擬定哪四組諡號上奏，當然得根據逝者的出身、任職、事功、風評，尤其要“遵諭旨褒嘉之語”，以此為準來擬定諡號上奏。“諭旨褒嘉之語”代表的是皇帝對大臣一生功業的評定，也決定了大臣能得到多少卹典。我們看前引上諭中咸豐皇帝對林則徐的“褒嘉之語”，對林則徐的評價是“宣力有年”、剿匪“調度有方”、“辦事認真、不避嫌怨”、“力疾從戎、歿於王事”，全是予以肯定，絲毫沒有負面評價。上諭還下旨以總督例賜卹。按照清代諡法慣例，“惟由翰林授職之員，始得冠以文字。其官至大學士，則雖不由科目，亦得諡文”。林則徐起家翰林，所以諡號第一字為“文”。此時的內閣大學士為卓秉恬、祁藻、琦善、賽尚阿、杜受田，卓、祁都是著名“正人”，與林則徐是同道，琦善時任陝甘總督，遠在甘肅，對此無力施加影響，杜受田雖居末位，但卻是“帝師”，話語權很重。正是杜受田在咸豐剛繼位時，大力舉薦林則徐“久任封疆，威望素著，所至之地盜輯民安，實有經文緯武之才。現因病奏請開缺，其精力未衰，仍堪大用”，可謂推崇備至。既然朝廷表明了對林則徐充分肯定的態度，內閣大學士的人員組成又是偏向於林則徐，林則徐本身又勳望卓著，內閣最終擬定了“文忠”“文襄”“文毅”“文肅”這四組居於上等的美諡，應該說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咸豐帝在內閣所擬排名第一的“文忠”上加了朱圈，於是，林則徐諡號“文忠”就這樣被定下來。
一般認為，“文忠”在清代文臣諡號位居第二，僅次於“文正”。但按照諡法慣例：“惟文正則不敢擬，悉出特旨，自非品學德業無愧完人者未足當此。”即“文正”不在內閣擬諡號的範圍內，需要皇帝“特諡”。所謂“特諡”，是指不需經由內閣擬定，而是“逕由上諭發表，曰加恩予諡某者”。比如咸豐二年（1852年）協辦大學士杜受田逝世後，咸豐下旨說，杜受田是皇考道光帝特意挑選作為自己師傅，授受之際，能夠“發明奧，體用兼賅”，自己即位以後，又能“盡心獻替，啟沃良多”，足以稱“公忠正直”，仿照以前皇祖嘉慶帝特諡朱的先例，“無庸俟內閣擬請，著即賜諡文正”。朱是嘉慶皇帝的老師，嘉慶予以特諡“文正”。杜受田則是咸豐皇帝的老師，而且據說在咸豐被立儲中發揮了重大作用，於是咸豐不待內閣擬諡，在禮部上奏請諡後就特別下旨賜諡“文正”。有清一代，文臣中得到“文正”諡號的也就八人而已，即湯斌、劉統勳、朱、曹振鏞、杜受田、曾國藩、李鴻藻、孫家鼐。其中朱、杜、李、孫得諡“文正”，都與他們皆是帝師有關，而湯斌、劉統勳、曾國藩，其為人、立身都得到朝野內外公認，只有曹振鏞後世風評不高，總體來說，仍可見清代予諡“文正”之不苟，得諡“文正”之艱難。
圈定“文忠”諡號，足以表明咸豐帝對林則徐的肯定。仔細分析內閣擬定的四個諡號，“肫誠翊贊曰忠”，可見“文忠”一諡注重臣德；“因事有功曰襄”，“文襄”一諡注重事功，如此前得諡“文襄”的兆惠、明亮、長齡、勒保，都軍功顯赫；“強而能斷曰毅”，“文毅”一諡注重吏事，如諡那彥成、陶澍；“身正人服曰肅”，“文肅”一諡注重個人品德，如諡蔣廷錫、盧蔭溥。清代大臣得諡“文忠”者，在林則徐之前，僅有索尼、傅恆等，林則徐之後，有周天爵、駱秉璋、文祥、李鴻章、榮祿等。索尼、傅恆分別為康熙早期、乾隆前期的中樞首席重臣，能與這兩位同樣得諡，依照當時的情境、時人的觀點，都說明朝廷對林則徐的讚許。咸豐即位以後，對林則徐是非常賞識的，認為他“平素辦事認真，不避嫌怨”。當時，咸豐命令廷臣舉薦人才，“帝師”杜受田鄭重推薦了已經返回福州老家養病的林則徐，此外，大學士潘世恩、禮部尚書孫瑞珍也舉薦了林則徐。於是，咸豐先後兩次下令寄諭福建督撫探詢林則徐的狀況，希望他趕緊來京聽候簡用，頗有求賢若渴，急切任用之意。道光三十年十月咸豐罷斥軍機大臣穆璋阿時，把他暗中阻撓起用林則徐作為他“妨賢”的一大罪狀。在召見臣僚時，咸豐亦屢屢探詢，如召見前任漕運總督周天爵，則“天語及公，謂久盼總未見來”，召見前任工部尚書福州人士廖鴻荃時，亦“垂詢及公近狀”。凡此種種，都說明了咸豐對林則徐的賞識。因此，咸豐圈定“文忠”諡號，是很自然的結果。
在得知林則徐得諡“文忠”之後，同為福州人士，時任通政司副使的王慶雲在日記中寫道：“林宮保賜諡文忠。本朝自傅大學士以後，未有得此諡者，九原有知，可以瞑目矣。”這應該可以代表林則徐鄉邦人士和大部分朝野正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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