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ng>克劳塞维茨陪同亲王，启程前往法国
赴法之行是不自愿的，是一次去受拘留的旅行。克劳塞维茨是陪同“他的”亲王去的。是否有人押送他们，无从考证。不过，那个时代比起二十世纪来，要侠义的多，只要上边有人吩咐一句，就会遵照去办的，而这也就够了。对克劳塞维茨说来，同自己的私订婚约的未婚妻分别是很难过的。当他1807年1月3日抵达哈尔茨山麓下的埃利希时，马上就在信中写道:玛丽，同你分离的痛苦是莫可言状的，让我不想念你是不可能的；此外，我对旅行根本不感兴趣:对我说来，扎扎实实地做些事情或者从事一些安安静静的研究工作，会更感到心满意足。
对我说来，从事愉快的旅行也不是不可能的，只不过有两个条件是必不可少的：一是心情舒畅；二是同我的亲爱的女友在一起……由于我内心的所有激情都不停顿地汇聚到你所賦予我的感情中去，我身上一切善良的东西都是同这种感情密切相连的。我不止一次地观看从我的玛丽那儿得到的一切:发卷、书信、针、戒指……你的话同戒指一起已深深地埋藏在我的灵魂里:我把它给你，直到你以后从我这儿得到另外一个为止。”不过，三天之后，这位思想始终十分活跃的观察者就决定把他致玛丽的信写成一种不带感情色彩的游记，如:“哈尔茨山的小城镇韦尼格罗德、埃尔宾格罗德等，同特罗因布里岑、贝利茨相比，要舒适得多。在那里，所有的一切至少还都保持着真正古老的外貌，仿佛是我根据回忆想象出来的歌德的《赫尔曼与窦绿苔》这首可爱的诗中的场面。”
在旅途中，哥特式建筑艺术的成就引起了他的特殊的兴趣，因为这些建筑表现了中世纪整个欧洲的宗教信仰及其全都特征。“在这种艺术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一种雄伟、刚毅的气魄，不过它本身也包含着某种幼稚的东西，因为理智还没有成为它的严师……那些建筑大师在塑造尖塔方面是非常出色的。比如在马尔堡，我发现一对尖塔，所有各个部分都轻盈地高耸入云，以致人们会轻易地以为一只手就能将那沉重的石块托起。”信中这段话表明，由浪漫主义重新发现的哥特式艺术的意义，也为克劳塞维茨所理解了。无疑，他在此之前已同有艺术素养的玛丽探讨过这些问题。
1月9日，他们一行人抵达法兰克福，当时还是帝国直辖自由市。卡尔“无所事事”，于是他去看戏。不过，这天晚上演出的是一部交响曲，这就勾起了他对柏林的怀念，于是写道:“这一切发生了怎样的变化I有多少希望和财富都丧失了！失去祖国的孤儿们到处流浪，我们所效忠的和竭力使之得以形成的国家的光辉已经消失殆尽……因此，现在对我们说来，在异国他乡逗留是如此痛苦，因为一个外国人投向其他民族怀抱时所能带去的一切权利，都是来自人们对他的人民的普遍尊敬，如果这种尊敬已不复存在，那末，他的一切公民权利也就分文不值……”一周之后，克劳塞维茨报导了他重新见到还处于一片瓦砾废墟中的美因茨市及其近郊的情景，这使他充满忧伤。接着，他跨过了语言边界。他写道:“当我第一次感觉到德意志的创造精神丧失得无影无踪，而听到的只是法语时，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这是最令人不快的时刻。”1807年1月18日，这个还不到二十七岁的年轻人怀着思乡的痛苦，来到了受拘留的第一个目的地——洛林的古老首府南希。
他们在那里只停留了大约六周时间。时值隆冬季节，这些被驱赶出来的人要完全自理。他们所能有的只是写信和再接到信件135的希望。1月28日，克劳塞维茨写道:“我不能告诉你，我在这里是在怎样悲惨的感受中度日的。尽管我非常想把所有这些感受原原本本地报告给你，但是人们不允许我这样做。对往事、灾难的时刻、那些在我看来是无比珍贵的危险时刻的回忆，千头万绪。这些危险时刻是这场灾难的前兆，使我的所有希冀与愿望交织在一起，然而又把我在几乎无意识的状态下席卷而去……在这里，我见到许多被俘者，他们在战役期间都在我们的忠诚而又勇敢的施梅陶的师里，而灾难首先是冲着这个师而来的；我仿佛听到了进军号声，他们排成长长的横队。天啊，我简直无法描述下去，这使我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在这个时刻，人们期待施梅陶和公爵能发挥出他们的才能，可是致命的弹丸将他们立即击中，而部队一一这个保卫我们神圣权利的最好的工具，多年辛勤栽培的成果，也是欧洲敬佩的对象，却不中用了……”
对于往事，尽管克劳塞维茨是十分珍惜的，但只是一味地悲伤地回忆，不是这位感情丰富、而又易激动的人所擅长的事。他如饥似渴地探听能唤起希望的消息。他怀着愉快而又满意的心情听说，香霍斯特还活着，而且已被交换回去。这时，他承认:“他是我的精神之父与友。面对蠢蛋们或居心叵测的人对他的不公正的攻击，我的心不能不保护他，自那以后我对他就更加尊重了……我在这里天天都是在社交活动中度过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疗养生活，这是我的个性最不能适应的，对我们的处境最不适宜的。我在这里没有找到知心的德意志朋友，而我又不得不经常中断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以致它并不能给我带来宽慰。你的来信和回复你的信，成了我的唯一的休息。”
显而易见，对克劳塞维茨说来，他的未婚妻的信成了医治他精神创伤的唯一良药，因为玫治在当时还没有粗野到禁止俘虏得到这种安慰。1807年2月2日，克劳塞维茨已经从玛丽·冯·布吕尔那里得到了第二封信。她知道自己能够如何帮助他，而且确实是在帮助他不致在这些严冬日子里陷入郁闷的深渊。他充满感激心情地写道:“亲爱的玛丽，如果你能够继续不断地写来这样的信，情况就会越来越好，并且会将我完全治愈，这是肯定无疑的。”1807年2月2日信的结尾可以证明这种精神上的康复：“面前摆着我的肖像，画得很像。即使我的无限期的俘虏生活使我同你分开，我还是非常想让这张像终生留在你的手中，因为我在这些信中无法向你表达的，你都可以从这幅肖像中看出来。但是，我找不到把它寄给你的可能性。”
怎么办？富有想象力的头脑总会找到补救办法的。如果这幅由南希市的一位不著名的画家画的肖像艺术作品无法寄出的话，那就转去一束诗的想象力的花朵吧。克劳塞维茨象他的同时代以及后来的许多青年官兵一样，沉醉于写诗，写自己的诗。“你一定会原谅我的，我的好玛丽，如果我有点含羞地给你寄去几行本应伴随画像的不像样子的诗句。不然的话，我就会白白地害臊一番，因为它们是我所感、所思和所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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