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ng>克勞塞維茨陪同親王，啟程前往法國
赴法之行是不自願的，是一次去受拘留的旅行。克勞塞維茨是陪同“他的”親王去的。是否有人押送他們，無從考證。不過，那個時代比起二十世紀來，要俠義的多，只要上邊有人吩咐一句，就會遵照去辦的，而這也就夠了。對克勞塞維茨說來，同自己的私訂婚約的未婚妻分別是很難過的。當他1807年1月3日抵達哈爾茨山麓下的埃利希時，馬上就在信中寫道:瑪麗，同你分離的痛苦是莫可言狀的，讓我不想念你是不可能的；此外，我對旅行根本不感興趣:對我說來，紮紮實實地做些事情或者從事一些安安靜靜的研究工作，會更感到心滿意足。
對我說來，從事愉快的旅行也不是不可能的，只不過有兩個條件是必不可少的：一是心情舒暢；二是同我的親愛的女友在一起……由於我內心的所有激情都不停頓地匯聚到你所賦予我的感情中去，我身上一切善良的東西都是同這種感情密切相連的。我不止一次地觀看從我的瑪麗那兒得到的一切:髮捲、書信、針、戒指……你的話同戒指一起已深深地埋藏在我的靈魂裡:我把它給你，直到你以後從我這兒得到另外一個為止。”不過，三天之後，這位思想始終十分活躍的觀察者就決定把他致瑪麗的信寫成一種不帶感情色彩的遊記，如:“哈爾茨山的小城鎮韋尼格羅德、埃爾賓格羅德等，同特羅因布里岑、貝利茨相比，要舒適得多。在那裡，所有的一切至少還都保持著真正古老的外貌，彷彿是我根據回憶想象出來的歌德的《赫爾曼與竇綠苔》這首可愛的詩中的場面。”
在旅途中，哥特式建築藝術的成就引起了他的特殊的興趣，因為這些建築表現了中世紀整個歐洲的宗教信仰及其全都特徵。“在這種藝術中，到處都可以看到一種雄偉、剛毅的氣魄，不過它本身也包含著某種幼稚的東西，因為理智還沒有成為它的嚴師……那些建築大師在塑造尖塔方面是非常出色的。比如在馬爾堡，我發現一對尖塔，所有各個部分都輕盈地高聳入雲，以致人們會輕易地以為一隻手就能將那沉重的石塊托起。”信中這段話表明，由浪漫主義重新發現的哥特式藝術的意義，也為克勞塞維茨所理解了。無疑，他在此之前已同有藝術素養的瑪麗探討過這些問題。
1月9日，他們一行人抵達法蘭克福，當時還是帝國直轄自由市。卡爾“無所事事”，於是他去看戲。不過，這天晚上演出的是一部交響曲，這就勾起了他對柏林的懷念，於是寫道:“這一切發生了怎樣的變化I有多少希望和財富都喪失了！失去祖國的孤兒們到處流浪，我們所效忠的和竭力使之得以形成的國家的光輝已經消失殆盡……因此，現在對我們說來，在異國他鄉逗留是如此痛苦，因為一個外國人投向其他民族懷抱時所能帶去的一切權利，都是來自人們對他的人民的普遍尊敬，如果這種尊敬已不復存在，那末，他的一切公民權利也就分文不值……”一週之後，克勞塞維茨報導了他重新見到還處於一片瓦礫廢墟中的美因茨市及其近郊的情景，這使他充滿憂傷。接著，他跨過了語言邊界。他寫道:“當我第一次感覺到德意志的創造精神喪失得無影無蹤，而聽到的只是法語時，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感受啊！這是最令人不快的時刻。”1807年1月18日，這個還不到二十七歲的年輕人懷著思鄉的痛苦，來到了受拘留的第一個目的地——洛林的古老首府南希。
他們在那裡只停留了大約六週時間。時值隆冬季節，這些被驅趕出來的人要完全自理。他們所能有的只是寫信和再接到信件135的希望。1月28日，克勞塞維茨寫道:“我不能告訴你，我在這裡是在怎樣悲慘的感受中度日的。儘管我非常想把所有這些感受原原本本地報告給你，但是人們不允許我這樣做。對往事、災難的時刻、那些在我看來是無比珍貴的危險時刻的回憶，千頭萬緒。這些危險時刻是這場災難的前兆，使我的所有希冀與願望交織在一起，然而又把我在幾乎無意識的狀態下席捲而去……在這裡，我見到許多被俘者，他們在戰役期間都在我們的忠誠而又勇敢的施梅陶的師裡，而災難首先是衝著這個師而來的；我彷彿聽到了進軍號聲，他們排成長長的橫隊。天啊，我簡直無法描述下去，這使我產生一種什麼樣的感覺！在這個時刻，人們期待施梅陶和公爵能發揮出他們的才能，可是致命的彈丸將他們立即擊中，而部隊一一這個保衛我們神聖權利的最好的工具，多年辛勤栽培的成果，也是歐洲敬佩的對象，卻不中用了……”
對於往事，儘管克勞塞維茨是十分珍惜的，但只是一味地悲傷地回憶，不是這位感情豐富、而又易激動的人所擅長的事。他如飢似渴地探聽能喚起希望的消息。他懷著愉快而又滿意的心情聽說，香霍斯特還活著，而且已被交換回去。這時，他承認:“他是我的精神之父與友。面對蠢蛋們或居心叵測的人對他的不公正的攻擊，我的心不能不保護他，自那以後我對他就更加尊重了……我在這裡天天都是在社交活動中度過的，是一種地地道道的療養生活，這是我的個性最不能適應的，對我們的處境最不適宜的。我在這裡沒有找到知心的德意志朋友，而我又不得不經常中斷自己的科學研究工作，以致它並不能給我帶來寬慰。你的來信和回覆你的信，成了我的唯一的休息。”
顯而易見，對克勞塞維茨說來，他的未婚妻的信成了醫治他精神創傷的唯一良藥，因為玫治在當時還沒有粗野到禁止俘虜得到這種安慰。1807年2月2日，克勞塞維茨已經從瑪麗·馮·布呂爾那裡得到了第二封信。她知道自己能夠如何幫助他，而且確實是在幫助他不致在這些嚴冬日子裡陷入鬱悶的深淵。他充滿感激心情地寫道:“親愛的瑪麗，如果你能夠繼續不斷地寫來這樣的信，情況就會越來越好，並且會將我完全治癒，這是肯定無疑的。”1807年2月2日信的結尾可以證明這種精神上的康復：“面前擺著我的肖像，畫得很像。即使我的無限期的俘虜生活使我同你分開，我還是非常想讓這張像終生留在你的手中，因為我在這些信中無法向你表達的，你都可以從這幅肖像中看出來。但是，我找不到把它寄給你的可能性。”
怎麼辦？富有想象力的頭腦總會找到補救辦法的。如果這幅由南希市的一位不著名的畫家畫的肖像藝術作品無法寄出的話，那就轉去一束詩的想象力的花朵吧。克勞塞維茨象他的同時代以及後來的許多青年官兵一樣，沉醉於寫詩，寫自己的詩。“你一定會原諒我的，我的好瑪麗，如果我有點含羞地給你寄去幾行本應伴隨畫像的不像樣子的詩句。不然的話，我就會白白地害臊一番，因為它們是我所感、所思和所寫的”。
閱讀更多 丁香知三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