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不在人海中失聯，請把我們設為“星標 ★”哦~
點擊上方藍字“24樓影院” →進入新頁面，點擊右上角“...” → 點擊第一欄“設為星標 ”。
陸慶屹今年45歲。剛剛過去的2018年也許是目前他人生中最輝煌的一年——在北漂三十年後，這是他離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最近的一年。
2018年7月，陸慶屹憑處女作《四個春天》獲得FIRST青年電影展最佳紀錄長片。兩個月後，《四個春天》入圍金馬獎，獲最佳紀錄片、最佳剪輯兩項提名。
獲獎之前，陸慶屹默默無聞，但他的豆瓣ID“起床，吃飯”——被網友稱為“飯叔”，有近五萬關注者。他拍貴州的家鄉風物和家庭日常，在日誌和廣播裡記錄父母的點點滴滴、回憶親戚和發小。
2012年到2013年，陸慶屹先後發佈豆瓣日誌《我媽》《我爸》，短短几天便得到了上千條留言和點贊，都表達了對他父母的極大興趣。網友的熱烈反饋使他想起曾習以為常的父母的“普通生活”。
2013年春節起，陸慶屹拿著一臺帶錄像功能的尼康D800回到家鄉黔南獨山縣，開始記錄父母的日常生活。在獨山縣，陸慶屹的家庭是引人注目的——父親陸運坤曾是全縣唯一一個全國高級教師，哥哥陸慶松十歲去北京上大學，畢業後成為清華大學的老師。
父母對陸慶屹的期待很高，他覺得考第二就是失敗的。但初二起，陸慶屹卻成了縣城出名的問題少年，曠課、打架更是家常便飯，因為檢查寫得太頻繁，他乾脆一口氣提前寫好二三十份備用。
高一沒念完，陸慶屹便離家出走了，此後常居北京，不斷變換志向和職業：學油畫、踢足球、圖書編輯、網頁設計、廣告公司……拍紀錄片之前，他是一位平面攝影師。
家鄉曾經是他想逃離的泥沼，那裡有一個問題少年不堪回首的記憶。離家出走幾年後，他帶著畫箱回家寫生，發現自己已經是另一個世界的人，也終於可以正視自己曾經深陷的泥沼：“不跟它（獨山）較勁了，美好的東西就浮現出來了。”
《四個春天》拍了四年，積累了近兩百五十小時的素材，後期團隊加入之前，紀錄片的拍攝和剪輯全由陸慶屹獨自完成。他在北京郊區的家中剪輯了20個月，幾乎沒告訴任何人。
2017年底，片子在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第一次公開放映，紀錄片的消息逐漸被人知曉，關注“飯叔”已久的網友才發現：原來的友鄰成了導演。
2018年1月4日，《四個春天》正式在院線上映。儘管片子拿了獎，並在此前的點映和路演中積累起口碑，陸慶屹卻認為並非自己拍得有多好。“只是因為他倆（片中的父母）太可愛了，太吸引人了。”
燕子又回來了
父親陸運坤和母親李桂賢的家中有一個燕子窩，對他們來說，家裡的三個孩子就像三隻小燕子，長大了就從老窩飛出去。大姐陸慶偉去瀋陽求學、工作，老二陸慶松和老么陸慶屹分別在十歲、十五歲就去了北京。
好在燕子每年春天還會再來，孩子們在春節的時候也還能回家一趟。片中，父親高興地說：“今年燕子又來了哦。”母親卻對陸慶屹說：“我喊你爸少高興點，到時候這些燕子一走，心又灰幾天。”
2012年過完春節，陸慶屹剛離開便收到媽媽的短信，讓他明年乾脆別回家過年了——“剛才想叫你下來吃麵，才想起你已經走了”。自比壯如蠻牛的大老爺們兒陸慶屹，從進站口哭到了車上。
“每次我離開家的時候，只是通過電話、微信或者想象得到他們的狀態，但實際上他們到底會是怎樣的狀態，我不知道。”陸慶屹說。
媽媽很怕送別，對離別的感覺特別深，她受不了送到車站，就只送到門口。有一次哥哥離家，媽媽站在門口看了看就進去了，不久又出來，見鏡頭還對著她，便揮手說：“攝他們（爸爸、哥哥）去。”陸慶屹意識到，母親是不希望被拍到流淚，假裝進屋了，發現他還在。那一刻，“其實兩人都挺意外的”。
儘管子女都不在身邊，父母的生活卻並不缺乏生趣。有觀眾看完片子後說：在看似荒涼的鄉村裡，人的精神生活原來可以達到那樣的程度。
陸慶屹認為父親有極強的好奇心和學習慾望。“好玩”是父親的口頭禪。片中，年逾古稀的父親前後演奏了二胡、小提琴、手風琴、笛子等樂器，最新的玩具是電子琴。他還會在電腦上給自己拍的視頻做剪輯、配音樂和字幕。有天，他打電話給陸慶屹，興高采烈地彙報：“我會把那個字動起來啦，還能左右飛！”
母親則有唱不完的山歌和花燈戲，她記得的歌詞已經寫了十多個日記本。有一次看電視劇，母親說到喜歡一個人的感覺，張口說道：“哥你臉上有塊疤，我講它是玫瑰花。”陸慶屹還注意到，母親在做針線活時，腳會不自覺地打拍子，“她沒有在唱，但你知道她心裡有歌。”
拍攝期間，與父母的朝夕相處，讓陸慶屹覺得自己的生活技能和心性也在提升。“我特別喜歡我爸媽，他們的一舉一動在我看來特別可愛，覺得應該全部記錄下來。”
有一次吃飯，陸慶屹發現蘸水裡沒有蔥，媽媽說吃完了，要吃只能上屋頂掐，他立即冒雨上樓去了，媽媽笑他為了一張嘴不怕麻煩。陸慶屹在日誌裡寫，其實不是因為貪吃，只是“想成為他們那樣言出即行的人”。
陸慶屹又寫道：“我發現自己越來越趨近父母，越來越期望活在他們的路上，我跟他們越來越像。開始對自己有一些要求和期許，隨時會約束自己。”
生活要繼續的
拍到第二年，意外出現了，姐姐被診斷為肺癌。在片子內外，這都是一個令所有人始料不及的轉折點。
姐姐在貴陽住院，疼痛中的哀叫錐心裂肺。哥哥湊上去聽她乾枯的嘴唇間發出的低聲囁嚅：“我覺得好恐怖”。姐姐為自己不能回報父母而愧疚，媽媽摸著姐姐的頭，柔聲安慰：“你不要覺得對不起媽媽，你壓力大了嘛。”
病情稍平緩的時刻，守在床尾的媽媽叫鏡頭後的陸慶屹：“給佟暢（姐姐的兒子）和他媽媽一起拍一個”。於是鏡頭轉向病床，姐姐靠在枕頭上，指揮陸慶屹：“從佟暢的角度”，陸慶屹讓外甥“靠裡一點”，姐姐在鏡頭前搞怪：一會兒笑，一會兒哭。
姐姐還是走了。家鄉獨山舉行葬禮，兩位歌師在靈前敲鼓，唱了很久的喪歌。媽媽守著夜，在椅子上仰著頭睡著了。
拍起棺時，陸慶屹昏了過去。哥哥把他拍醒，媽媽看著他，問：你是拿花圈還是繼續拍？他說：我拍。
揹著鼓走山路來唱喪歌的老歌師、有力而小心的抬棺人、挑了三十多斤糯米飯走二十里路趕來姐姐墳上的人，他們打動了陸慶屹，“在那個時候，心裡特別柔軟，覺得他們好極了”。
“我媽說，無論怎麼樣，我們的生活要繼續的。你的生活也要繼續，你在做的事情也應該繼續下去。”
生活繼續，但姐姐並未被遺忘。每次吃飯，爸媽總要在桌上留一個位置和一份飯菜給姐姐。每天或每兩天，他們就會到姐姐墳前，陪她一下午。媽媽對姐姐說：“慶偉，我們又來了”。
姐姐去世後的第一年，爸爸坐在電腦前找出以前拍的家庭錄像來看。最早的錄像是1997年拍的——那年，姐姐工作掙錢了，花幾萬塊買了一個DV送給爸爸。用這臺DV，爸爸記錄下春節全家人團聚的時刻，媽媽幫爸爸拍下了他教書生涯的最後一課。
更早以前，父母就有拍照的習慣。1963年，兩人結婚，窮得連一口鍋都沒有，卻要花錢拍照留念。在陸慶屹記憶中，父母每年都會請縣城照相館的人來拍照，為他留下了三個月、六個月、九個月和一歲的照片。
1999年，家裡發生火災，媽媽回到家第一句話就問：照片呢？照片和錄像燒燬了八成，留下的也仍有一大箱。後來，部分倖存的老錄像被陸慶屹剪進了《四個春天》裡。“我雖然拍了四年，但呈現的是將近二十年的家庭變化。”
陸慶屹在FIRST影展上說道，“當時有很多東西不是我拍的，但是他們記錄下來讓我在腦中填補這段生活，這對我來說很幸福。”
陸慶屹本想繼續拍下去，但姐姐去世後，他開始擔心起父親的身體狀況：“說實話我心裡非常怕我爸看不到這個片子。”那時他還不會剪輯，預計至少要花一年時間來剪，於是在第四個春天拍完後，陸慶屹開始剪輯。
我兒子終於不瞎折騰了
2016年4月，陸慶屹回到北京，買了兩本剪輯軟件教程，從零開始學剪輯。近兩百五十小時的素材，光是瀏覽一遍就花了快一個月。他一天剪16個小時，剪了20個月，其間除了取快遞基本不出門，見過的人不超過十五個。
剪片期間，陸慶屹停了攝影師的工作，一位叫胡一紅的豆瓣網友資助了他。兩人在豆瓣上相識已久，後來又加了微信。胡一紅知道陸慶屹開始剪輯，便問他的賬號，想資助一筆錢。陸慶屹要2萬，結果對方一次性打來12萬，“我說把你的賬戶給我，我還點給你。胡一紅說我不給你。”
片子剪出來後，陸慶屹用網盤發給胡一紅，對方卻沒有看，說要去電影院看。兩人至今都沒見過面。
陸慶屹在片尾放上了：“特別支持：胡一紅”。發行方好奇胡一紅是何許人，陸慶屹沒有透露具體信息，只說“沒有胡一紅就沒有這個片子”。“投資人”胡一紅在圈子裡查無底細，後來有傳這是一位隱形富豪。其實胡一紅並非企業家、投資人，在新加坡一個研究所工作，並非有錢人。
《四個春天》的拍攝和剪輯，只有陸慶屹的女友和胡一紅知道。陸慶屹自我分析：“我就喜歡暗地裡做事情，跟我爸很像。”
剪完片子，陸慶屹發現自己已經換了一個工作行當。受家庭影響，他一直在接觸各種形式的藝術，從油畫到音樂、攝影，現在他覺得電影可能是他通過生命找到的一生最好的表達途徑。
《四個春天》第一次公開放映時，陸慶屹把父母接到北京看片。從2013年拍攝起，五年間，父母並不清楚兒子到底在搗鼓什麼。“以後你們就知道了。”陸慶屹曾這樣說。
放映後，母親在觀眾鼓動下上臺發言。“你還真在拍電影，早知道我們穿個好看的，祝你夢想成真！”父親那時腿腳已不太方便，起身脫帽，向前後的觀眾鞠躬，“我想，這個片子是獻給我們老人的，感謝我的小兒子。”
那一刻，陸慶屹哭了。“第一場放映，也是作品的一部分。這個作品是給我爸媽做的一件事情。”
陸慶屹感到父母釋然了。從15歲離家出走，北漂30年間幹過各種工作，父母雖不再望子成龍，但始終覺得兒子是在胡鬧。現在，“他們覺得‘我兒子終於不瞎折騰了’”。
“四個春天”之後
即便在第一次公開放映後，陸慶屹仍然不知道片子的命運。2018年1月，《四個春天》在北京27院舉行了第二次放映。這場試映打動了電影人趙珣和王立學。他們把片子推薦給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老師王紅衛。
後期團隊很快搭建了起來。趙珣成了《四個春天》的製片人，王紅衛則是藝術指導。電影學院錄音系畢業不久、參與過《妖貓傳》製作的孫艾琳是制錄音總監。
陸慶屹的野路子拍攝在後期製作時遇到了很大麻煩。全片使用單反相機拍攝，拍出的畫面是每秒29.97幀的，而電影的標準幀率是每秒24幀。拍攝時沒有專門的收音話筒，用的是相機自帶話筒，為了院線上映，得改成專業的聲道。一旦處理不好，畫面動作會跳躍、聲音也會變調。
陸慶屹沒想到一部片子從開始到上院線中間有“一萬件事情”，電影后期製作跟父親在電腦上做的東西完全是兩個概念。
儘管拍攝的硬件技術不成熟，片子卻仍然打動了很多人。2018年6月，《四個春天》入圍第12屆FIRST青年電影展，紀錄片導演周浩是評委之一。周浩在坐飛機時看了《四個春天》，“我已經50歲了，竟然哭了，我看電影已經很久沒哭了”。
陸慶屹回憶，第一次試映後，就有觀眾表示春節回家時想多拍下自己的家人。但也有人覺得《四個春天》只是家庭回憶錄，導演對拍攝對象沒有保持應有的距離、記錄的內容太私人化、對家庭關係的理解太膚淺等等。
由於電影節紀錄片單元更關注社會議題，製片人趙珣認為，《四個春天》在電影節上能否得獎得看“運氣”。“我們這個（《四個春天》）社會議題一點都沒有也不對，但是我們的社會議題是藏得比較深的。”
“現在很多大學生會去拍臨終關懷、留守兒童這些傳統意義上他們這個年齡會去關注的，他們想不到其他題材。他們以這種方式關注世界，但這種方式錯位了。”周浩曾在廣州國際紀錄片節上說。
FIRST青年電影展給《四個春天》的“最佳紀錄長片”頒獎詞中寫道：紀錄片固有的控訴性和邊緣性，在明亮的心中消弭無形。
女友曾問陸慶屹：戲劇或影視作品裡得有各種各樣的，你的片子是不是太正能量了？陸慶屹覺得，重要的是作品、人物有沒有說服力，“我覺得幸福是特別難拍的”。
【好文推薦】
“好看”是最大的動力↓
閱讀更多 24樓影院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