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先生所著的《中國之命運》還未出版的時候，重慶官方刊物即傳出一個消息：該書是由陶希聖擔任校對的。許多人都覺得奇怪：蔣先生既是國民黨的總裁，為什麼要讓自已的作品，交給一個曾經參加過商京漢奸群、素日鼓吹法西斯、反對同盟國、而直到今天在思想上仍和汗精衛千絲萬縷地糾合在一起的臭名遠著的陶希聖去校對呢？難道國民黨中真的如此無人嗎？《中國之命運》出版後，陶希聖又寫了一篇歌頌此書的文章，中央週刊把它登在第一篇，這又使得許多人奇怪：為什麼中央週刊這樣器重陶希聖的文章？難道蔣先生的作品非要借重陶希聖的文章去傳佈不成？總之，所有這些，都是很奇怪的事，因此，引起人們的驚奇，也就是人之常情了。
《中國之命叢》既是以蔣介石先生的名義出版的，就因蔣先生的關係，引起了人們的注意。當此抗戰處在重要關頭的時候，大家想蔣先牛在這個時候出版這本東西，應該是對於如何準備對敵反攻、配合盟國作戰、爭取抗戰最後勝利的重大問題，有所指陳。因為盡人皆知：今日決定中國之命運的，是抗戰，而不是其他。似大家讀到《中國之命運》後卻不免大失所望，原因是那書中所提出的問題，和人們所期望的都相反，而且關於抗戰問題，在全書二一三頁當中，只佔了十二頁半。全書的中的中心是談內政問題。一言蔽之，反對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實際上主張買辦的封建的法西斯主義或新專制主義(雖然形式上仍戴著“三民主義”的帽子)，因此使人們大失所望！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素來鄙薄那種掩蓋自己政見的人，蔣先生並不掩蓋自己的政見，在這一點上我們是歡迎的。我們共產黨人對於蔣介石先生此書是不同意的。我們既有不同意見，我們就有責任把自己的意見公開出來，以求國人之審察。蔣先生也說過：如有人認為國民黨的“行動或態度有什麼錯誤，那就應該來糾正他，來補救他”，那麼，好吧，我們就提出意見來和作者及讀者商討，這應該是完全必要的事。因為蔣先生此書所討論的，是關係於中國之命運，關係於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生死存亡的大問題，故不但每個共產黨員應該十分注意，絕對不能忽視，而且是每個中國愛國人民都應十分注意，絕對不能忽視的。近日國民黨方面竟在圖謀“解散共產黨”、“取消邊區”，一九四三年七月六日，中國國民黨指導的中央通訊社業已公開發布了這個消息，可謂到了怪論百出的時期，我們共產黨人自然不能默爾而息。但這種怪論是有根據的，只要一讀《中國之命運》，就可找到這種根據，因此使我們更加不能默爾而息。本文所批評的，限於書中的幾個根本觀點，至於書中的其他觀點以及對於許多觀點的詳盡批評，只好俟諸另文及別的同志的著作。作者及讀者乃至任何愛國人們，如果對本文有不同的意見，我們希望提出辯論。真理是不怕辯論的，怕辯論的就不是真理。無數的國民黨刊物，對於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批評得一塌糊塗，我們至今還沒有回答。現在就以蔣先生此書為契機，發表我們共產黨人的意見吧。
（—） 關於中華民族
蔣先生此書對於中華民族的瞭解，和本來的歷史真實情況完全不相符合。此書說：“我們中華民族是多數宗族融和而成的”，是“同一血統的人小宗支”。民族血統論，本來是德、意、日法西斯主義的糟粕，德、意，日法西斯蒂就是拿這類怪論去作為進行侵略全世界的工具的。不料蔣先生也以血統立論，實屬怪事。這類怪論，決不能解釋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平日我們習用的所謂“中華民族”，事實上是指中華諸民族（或各民族）。我們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這本來是不用多辯的。清朝末年，孫中山先生和同盟會革命黨人的反滿運動，就是在民族主義的旗幟下舉行的。而且孫中山先生手訂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人會宣言，就明明白白寫過：“中國境內各民族”。否認這種見解，等於否認孫中山先生及其主義，作者以中山先生信徒自命，但卻別開生面，承認中國只有一個民族，這是很可駭怪的意見。按照作者的見解，則孫中山先生稱辛亥革命為民族革命，這不是無的放矢嗎？國民黨第一次代表人會鄭重宣言：“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後，要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這又不是無的放矢嗎？蔣先生的意見，不明明是和孫先生的意見相違背嗎？
我們請研究一下：漢族和蒙族本來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義”嗎？漢族和藏族本來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義”嗎？漢族和西來的回族本來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嗎？漢族和苗族瑤族本來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嗎，漢族和羅羅〔1〕和夷人又都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嗎？出自何經，據於何典，這是從那裡考證出來的？作者引了詩經“文王孫子，本支百世”的句子，難道現在中國諸民族都是文王的孫子嗎？凡此都是每一箇中國人的常識，並不需要什麼高深學問才能理解的問題，作者違背了這點常識，故弄得毫無是處。在此問題上，作者還提出所謂“婚姻的系屬”，但是我們也請研究一下：難道漢朝王昭君出塞，不要忘記呀，這段歷史曾經是漢民族統治者向匈奴民族統治者送美女去委曲求全的一段悲劇），就使得匈奴變成了漢民族的“宗支”嗎？難道唐朝文成公主嫁到吐蕃（即今之西藏），就使得藏族變成了漢民族的“宗支”嗎？若然，則近代許多中國人（其中包括現在國民黨的某些要人）娶了日本女人做妻子，中華民族也可以算成日本民族的“宗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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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國國內各民族做那種解釋，則全部中國歷史都變成一堆不可瞭解的糊塗帳。如果照那種解釋，則漢時代漢民族和匈奴的戰爭，就不算是民族的戰爭，而只算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或者說是大小姓的衝突吧）。五胡亂華、南北朝那時代雙民族與各民族的戰爭，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戰爭，而只算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唐時代漢民族和回紇、葉蕃、沙陀的戰爭，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戰爭，而只算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五代時漢民族和契丹的戰爭，宋時代漢民族和契丹、西復、女真、蒙古的戰爭，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戰爭，而只算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明時代和蒙古、滿洲的戰爭，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戰爭，而只算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太平天國和同盟會反滿的戰爭，也就都不是民族的戰爭，而只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若然，則岳飛、文天祥、陸秀夫、朱元璋、徐達、袁崇煥、史可法、鄭成功、李定國、洪秀全、李秀成、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以及孫中山先生……這一切在漢民族史上可歌可泣、而為漢民族和中國河山生色的歷史人物，不就都成為一批毫無意義而死去的愚夫愚婦嗎？而石敬瑭，張邦昌、劉豫、秦檜，洪承疇，曾國藩、張勳……這一切萬惡不赦的漢奸，不又大可以“登廟堂之上”，而，受俎豆於千秋”嗎？按照作者外行民族的解釋和歷史的渲染，則全部中國歷史，必須完全推翻，而我們民族也寄託於烏有。
蔣先生說：“至於各宗族歷史上共同的命運之造成，則由於我們固有的德性，足以維繫各宗族內向的感情，足以感化各宗族固有的德性。”我們也請研究一下：根據前面所列舉的史實，我們歷史上的民族鬥爭，曾經那末殘酷，那末無情，如果現在按照作者所說，那又將作何解呢？是的，歷史上漢民族在反對異民族侵入的時候，是有兩種人的根本分別的，一種人廣大民眾，他們流血犧牲，抗拒外患，雖保衛祖國與光復舊物的基本動力；另一種人則是一些腐敗的統治者，他們在異民族侵入面前，時常採取“寧贈友邦，勿予家奴”的政策，甚至以“人子之尊”向異民族的侵略者稱臣、稱子、稱侄、稱孫，而每年貢納很多銀帛、殺戮抗戰的大將，以求取得其寵辛〔幸〕（最好請看五代和宋朝的歷史吧），這些皇帝和臣宰們時常拿出什麼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和所謂孝弟忠信禮義廉恥這些法寶來駕馭人民，大概他們對於異族侵略者的這種行徑，也就算是實行了他們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及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的德性吧，但是，這些行徑，對於我們民族，又有什麼值得誇耀呢？
照科學的瞭解，民族的特徵是：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經濟生活（經濟的聯繫件）以及表現在共問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結構，民族的鬥爭是社會分化為階級後的歷史結果，民族的鬥爭不是自有人類以來就存在，也不會永遠要存在，我們現在所進行的戰爭，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是“為人類的永久和平而戰”。不僅如此，在人類大同還沒有實現以前，某些本來曾經是互相鬥爭的民族，們由於具體的歷史條件，也竟可能同化起來，變成一個民族，比如：中國以前入居中原的許多民族，都在中原和漢民族同化了。今天，滿民族在事實上也已同化於漢民族了。但這決不是由於什麼漢民族的“固有德性”，而是由於他們在內地和議民族混居，漢民族在經濟上、在文化上、後來並且在政治上，都比較他們先進，比較他們佔優勢，而在人口數量上也較優越，這樣就在長期的殘酷鬥爭中逐漸地同化起來了。
現在是科學昌明的世界。民族歷史必須按照科學去解釋。法西斯主義曲解民族歷史、削改民族歷史、捏造民族歷史的伎倆，決不足為訓，如果拿這種東西作為國民的教本，就會愚弄國民。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之所以要捏造這種單一民族論，其目的就在於提倡大漢族主義，欺壓國內弱小民族。我們漢民族本來也是一個很弱的民族，正應和國內一切弱小民族進行平等的民主的聯合，才能共同抵抗侵略者。如果我們一方面抵抗侵略者，另方面又要拿大漢族主義去欺壓國內其他弱小民族，那就會給敵人以利用的空隙，而不利於我們民族解放的事業。這是每個頭腦清醒的中國人所應該注意的。
中國和外國的一切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總是盜竊“民族”為私有，好象民族即朕，朕即民族。請研究一行：民族是由什麼人組成的呢？我們這民族的絕對大多數不是工農群眾嗎？如果沒有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勞動民眾，我們民族從何處得到衣食住，從何處組成抗戰的軍隊，又從何處有文化？工人農民不正是民族的主體嗎，不正是他們的利益才和民族的利益完全一致嗎？不正是他們才真正配得代表民族的名義嗎？而其他的人，反對工農大眾的人，卻自稱是民族的代表者，不就是一種篡竊嗎？既然勞苦大眾是民族的主體，那末，只有勞動人民至上才是民族至上國家至上，不是很明顯的道理嗎？把勞動人民看成至下，這不就是把民族看成至下，把國家看成至下嗎？
誰是民族的主體？答覆這個問題，才解釋得了民族這個問題，才解釋得了民族的力量的問題，才解釋得了我們民族的組成以及過去所以衰而復興、亡而復有的問題，才解釋得了如何準備反攻、爭取抗戰最後勝利的問題（即要不要動員民眾、實行民主的問題），才解釋得了抗戰後中國誰才應當為主人翁的問題。在幾年前，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和中共中央許多文獻，曾給我們答覆了這個問題。但是《中國之命運》的作者卻把“少數人士”和“德性”當成民族的決定者。這就是我們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關於中國之命運問題上的根本分歧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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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中國歷史
我們繼續說中國歷史，特別說一說近代中國的歷史吧。中國歷史應該是民眾的歷史，因為沒有中國民眾，就沒有中華民族。中國曆來和自然界戰鬥，和黑暗制度戰鬥，和侵略者戰鬥的主要力量，是中國勞苦民眾，民眾是中國歷史的主要動力。中國民眾歷來創造一切幸福，們是他們自已卻沒有了一切幸福，中國勞動人民和民族的苦難戰鬥，但是在過去，一切果實卻被少數統治者竊取而去，而自己則仍落到最受苦難的結果。每當中國民眾被統治者剝削壓迫得最痛苦、最喘不過氣來的時候，外患也就隨之而來，但民眾又成為“我必復之”的力量。蔣先生說：“自滿族入關以後，中國的民族思想，便漸漸消滅了。”這話是完全不對的。事實上，滿族入關以後，失掉了民族思想的，只是那些統治者和高等士大夫，而廣大人民群眾，仍然是最富於民族思想的，並且不斷地進行了民族的鬥爭。歷史越是向近代方面轉移，則民眾的自覺力量也越大。在滿清入關以後，中國人民的民族思想，遠比過去任何異族統治中原時代要廣大、要深入、要長遠。二合會組織的蔓延及其長期不被消滅，就是最好的說明。孫中山先生也說，“……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祿，惟所稱下流社會，反有三合會之組織，寓反清復明之思想於其中。”這是公道話。民眾的民族思想的發展，這是一方面。另方面，和此相伴隨的，就是腐敗人們奴才思想的發展，而其登峰造極的代表人，就是作者書中所不斷稱讚的“曾滌生”即“曾文正”（不要忘記呀，這是滿清朝廷因為他剿漢有功而給他死後的諡號）。至於作者關於滿清的歷史，如此寫著：“有清一代，建國規模的宏遠，政制政令的精密，猷能紹漢唐的餘緒，實可以超越宋明，更為元代所不及……假使滿清對國內漢滿蒙回藏各宗族，不存界限，一視同仁，認識我五族在實質上本是整個的一體……但這是時代與思想的關係，我們非所望於當時的滿清能施行這樣政策，固不可求備太苛……”這些話裡一點民族思想也沒有，則是千真萬確的。
清代中葉，中國民族遇到了一種和過去完全不同的新的民族侵略者，即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國家。這種新的民族侵略者挾持其資本主義的優越經濟力量，打開了中國的長城，但中國人民並不是不能抵抗這種新的民族侵略者的。中國抵抗力的軟弱，是由於滿清朝廷一方面在國內各民族之間所造成的民族牢獄，另方面在人民之間所造成的專制主義牢獄。作者說：“我們百年來國勢的陵夷，民氣的消沉，大抵以不平等條約為造因”。這是倒果為因的說法。中華民族為什麼會被釘上不平等條約的枷鎖？這難道不是因為萬惡的滿清黑暗專制政治，使得民氣不得發揮，人民不得奮發起來抵抗侵略者才產生出來的一種結果嗎？如果按照作者的說法，在訂立不平等條約之前，應該是國勢鼎盛、民氣興旺的時候了。但是，既然國勢鼎盛、民氣興旺，為什麼又會有不平等條約呢？
但作者又說：“國恥之所由招致，又必須追溯於滿清一代政治的敗壞，尤其是學術與社會的衰落”。這不就是“原因”了嗎？如果這是“原因”，那末，前面所說的“原因”又是什麼呢，如此邏輯，豈非自相矛盾？姑且也研究一下：第一，作者這裡說的是“政治的敗壞”（帶一筆：作者不願意說是專制政治，此點我們後面還要說及），這又是自相矛盾：作者不是盛讚滿清一代“建國規模的宏遠”，“政制政令的稠密”嗎，第二，如果按照作者所說，“尤其是學術與社會的衰弱”，所以有了國恥。可是，作者不是說過嗎：“滿清道鹹年間，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之流，亦以轉移風氣為已任。曾文正行法主剛，而用人則重血性，尚器識。其於學術思想，則兼取宋學與漢學而歸本於至誠，其立身行事，則本於‘慎獨、主敬、求仁、習勞，的精神，故湘車淮勇的成功，當然不是偶然的。”這樣，宜若國恥可以由此減少了，為什麼又弄得國恥如麻呢？歷史的教訓顯然是和作者所說的相反：原來中國之弄得國恥如麻，恰恰是因為曾國藩李鴻章輩的“湘軍淮勇的成功”。不是嗎？請研究一下：太平天國曾統治了許多省份，時間十餘年，和外國人也有來往，但是，太平天國畢竟沒有和什麼外國訂過不平等條約，不就是因此惹起洋大人生氣，組織了“戈登常勝軍”，使太平大國內外受敵，而陷於失敗嗎？如果太平天國獲得勝利，把“曾胡左李之流”打得落花流水，打倒了清朝，建立新國，發揚了民氣，創立了國防，則外國侵略者就不可能送我們這樣多的國恥。所以我們說，湘軍淮勇的成功，就是民眾的失敗，也就是洋大人的成功。民眾失敗，洋大人成功，國恥自然就多起來了。
應該介紹孫中山先生的兩段話：
其一：“從前衰弱，實因壓抑於專制淫威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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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在三十年前，我們革命同志便下了這個決心，主
張要中國強盛，便非提倡民權不可。”
孫中山先生的話，是扼要而中肯的。中山遺訓在其信徒中的被遺棄，不是很可悲的嗎，
要救中國，必須發揮民權，必須把舊中國重新改造，這不是天經地義嗎？其所以要把舊中國重新改造，不就是因為舊中國的統治太黑暗、太殘酷、太落後、太虛偽嗎？不就是因為舊中國的經濟制度是無孔不入地剝奪廣大人民——首先是農民——的血汗，使得廣大人民飢寒交迫，因而使國民經濟不得發展起來嗎？不就是因為舊中國的統治方法從保甲制度到中央政權，都是窒息人民的生機及其政治活動嗎？不就是因為舊中國的思想教育制度及其政策是愚民制度和愚民政策嗎？不加改造的舊中國，如何站得起來？如何能夠抵抗得外患？在今天抗日戰爭中不求進步，一味倒退，又如何能夠最後戰勝敵人？然而不幸，《中國之命運》的作者竟把這樣的舊中國寫成“黃金世界”：海禁開放前出中國的經濟是發展得那末好，政治是那末好，風氣倫理是那末好，一切都幾乎是全世界第一。可怪的，既然是一切都那末好，為什麼打不過外國侵略者，而且要時常與當時的敵人作城下之盟，訂立那麼多的不平等條約呢？本書的自相矛盾，這又是一件。
為使讀者明瞭起見，把作者所描寫的中國古代“黃金世界”抄列於下，讀者一見，就知全是妙文：
關於經濟：“我們立國的基礎，本是農業。全國的農業，除邊疆省區外，分佈既不失均衡，故全國的人口，疏密亦相差不遠。政府對全國交通的計劃，平均周遍，世代相承。經濟的趨勢，雖起自河流而傾向海岸，然而建國的成規，並不見有什麼偏枯的現象。”（——五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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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社會組織”：“中國固有的社會組織，在血統方面，由身而家而族；在地域方面，由家族而保甲而鄉社。兩方面的系統都很分明，兩方面的訓練和教育，亦最為古來的賢哲所致力。由個人日常生活的箴規，推而至於家，則有家禮，有家訓；推而至於族，則有族譜，有族規。在保甲則有保約，在鄉社則有鄉約和社規。其自治的精神，可以修齊舉的實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謀公眾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言教育則有鄉校和社學。言賑濟則有義田和義莊。言積穀備荒則有社倉的儲蓄。言防盜緝奸則有保甲的連坐。乃至堤防溝洫，道路河川，無不由鄉社的群力，以從事於修築和疏浚。孟子所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所謂‘謹庠序之教，中之以孝弟之義’，禮運所謂‘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理想，常活躍於中國固有的實際社會之中，而表現其具體的成績。”（——六一，六二頁）
關於社會風氣：“杜會風氣，五千年來尤為我國先聖先賢所終身倡導和致力不倦的大業……社會的風氣仍能精誠篤實，勤苦儉樸，崇禮尚義，明廉知恥，我們中華民族所以能久於世界，此實為其基本原因。”（——六二，六二百）
關於“倫理”：“我們中國古來的倫理哲學，對於人類社會相系相維之道，有詳密精深的研究。社會的組織雖有不斷的演進，而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長幼之序，乃至鄰里相恤，疾病相助，實為社會生活不變的常理。”（——六七頁）“中國固有的人生哲學，經孔子的創導，孟子的闡揚，漢懦的訓釋，自成為崇高的體系，比之世界上任何派別的哲學實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中華民族仍虛心接受外來的宗教，且能夠擷取外來宗教精深的哲理，使其與中國固有的人生哲學互相發明。”（——六九貝）
猗歟休哉：使我們走進了一個極樂世界！但是，既然舊中國的封建農業經濟是那末好，為什麼日本帝國主義匪徒卻提出了“農業中國、工業日本”，那末喜歡保留中國的封建農業經濟呢？既然舊中國的保甲制度是那末好，是那末對人民有利，為什麼日本帝國主義匪徒卻在淪陷區大大推行保甲制度呢？既然舊中國的社會風氣和倫理思想是那末好，是那末為全世界所不及，為什麼日本帝國主義匪徒卻在淪陷區大大提倡中國“固有文化”、“東方固有道德”呢？難道日本帝國主義匪徒真的愛起中國民族來，所以要中國人去保留、發展這些“好”東西，來破壞日本匪徒自己的侵略嗎？歷史的真理，有的要等待深思熟慮的思想家來發現，有的則雖愚夫愚婦亦可以很容易地知道。日本帝國主義匪徒之所以特別要中國人去保留髮展這一切腐朽的陳舊的落後的東西，就是因為這些東西是絞殺中國歷史發展的工具，是絞殺中國人民反抗的工具，是絞殺中國人民自覺的工具。蔣先生竭其全力去頌揚這些東西，其用意究竟何在呢？蔣先生所喜愛的這些東西，日本法西斯也喜愛，難道也是“口之於味有同嗜，耳之於聲有同聽”嗎？至於蔣先生的唯心主義的歷史觀，我們是完全不能同意的，為篇幅所限，暫不詳論。
（三）關幹中國近代思潮
我們知道：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喜歡中國人保留中國各種舊東西，不喜歡中國人在經濟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近代化——就是說，不喜歡中國人接受西方人已有的先進的東西，不喜歡中國人有科學、有民主、有自覺；因為接受西方人已有的先進的東西，因為科學、民主、自覺這類東西，會使得中國變成近代的強盛中國，就不利於侵略者。所以，不平等條約是成為中國人接受和發展西方先進的東西的桎梏。但是《中國之命運》的作者的見解卻相反：好象因為有了不平等條約，才使得中國人接受了歐美先進的思想，所以不平等條約是不好的。特別對於五四以來的各種新文化，作者極盡了謾罵的能事，所謂“不平等條約的影響之深刻化”，其重點就是對此而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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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五四運動呢？請讓我們先引毛澤東同志《新民主主義論》的一段話：
“五四運動是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又是反封建的運動。五四運動的傑出的歷史意義，在於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澈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國主義與澈底的不妥協的反封建。五四運動所以具有這種性質，是因當時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已有進一步的發展，而當時中國的革命知識階級，又眼見得俄、德、奧三大帝國主義國家已經瓦解，英法兩大帝國主義國家已經受傷，而俄國無產階級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德、獎（匈牙利）、意三國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因而發生了中國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行，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五四運動是當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運動時期雖然還沒有中國共產黨，但是已經有了大批的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五四運動，在其開始，是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是當時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線的革命運動……。五四運動的文化革命，則是澈底反對封建文化的運動，自有中國歷史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偉大而澈底的文化革命。當時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文化革命的兩大旗幟，建立了偉大的功勞。”
所以，五四運動，是中國民族自我覺醒的偉大新紀元。沒有五四運動，就沒有大革命，沒有土地革命，沒有六年來的大抗戰。五四運動之所以譜受一切反動派、反革命派的痛恨，其故即在於此。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使得中國人受苦受難，並在中國培養一批洋奴才（從曾國藩、李鴻章起，到現在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在中國的一切徒子徒孫為止，這批洋奴才始終為外國侵略者服務，不因為他們主張中國舊文化、舊倫理、舊道德，而就可以說不是洋奴才）。但另一方面，卻又迫得中國人民從迷夢中驚醒起來，迫得中國人民要去學習外國先進的東西，用來反對外國侵略者及其在中國的奴才。中國人民的先進者反對舊中國的黑暗的、殘酷的東西，因為這些東西便利於外國侵略者及其狗奴才；中國人民的先進者接受外國先進的光明的東西，因為這些東西不利幹外國侵略者及其狗奴才。歷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
中國的革新思想，從太平天國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起，便已開始了。譚嗣同的“仁學”，對於中國舊倫理舊道德的網羅，即作了一次勇敢的沖決。那時思想的反動派，西太后的奴才，如葉德輝、張之洞等類人，便已在這種革新運動面前哭泣咒詛，他們都一致說：“倫理”、“聖道”是永遠不變的。這種見解，一直到現在，仍成為中國一切漢奸、一切反動派的衣缽。五四運動形成了思想上的群眾運動，就使得許多頑固派、反動派、洋奴才都驚駭得不知所措，表現了新力量的不可抵抗。然而歷史運動是曲折的，有的繼續前進了，有的中途停止了，有的變節向後轉了。始終成為新文化的中流砥柱和衝鋒陷陣的戰士，只是中國共產主義者和中國革命的民主主義者。他們代表了中華民族起死回生的方向，永遠不變，永遠不妥協，是民族自信心自尊心的最偉大體現者。
《中國之命運》的作者這樣寫道：“五四以後，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思想，流行國內……其流風之所至，一般人以為西洋的一切都是的，而中國的一切都不是。他們崇拜外國是一樣的，其所以各成派別，是由於外國不只一國，外國的學說也不止一派。他們各仿一國，各宗一派，因而各立門戶，入主出奴。各國的學說，既不斷的變遷，所以他們無論那一派的持說，也是不得不隨之不斷的變化的。……至於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則不外英美思想與蘇俄思想的對立。這些學說和政治，不僅不切於中國的國計民生，違反了中國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記了他是一箇中國人，失去了要為中國而學亦要為中國而用的立場。”請研究一下世界各國先進的思潮，確實有不同的，因為有一種進步思潮（比如民主主義）反映某一種進步的時代（反封建時代），為某一定進步的、革命的階級所需要；又有另一種更進步或最進步思潮（共產主義）則又反映另一種更進步的時代（反資本主義時代），為某一定進步的，革命的階級所需要。近代中國處在全世界大變革時代，中國內外各種關係、各種階級、各種社會人物的鬥爭錯綜在一起，因此，那怕在回一時候，世界各種不同的進步思潮，都可能為各種一定的社會階級代表所接受，並形成一定的合作。比如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音——孫中山就接受西方林肯等人的民主主義（民有、民治、民享），後來又接受了某一部分俄國革命經驗（孫中山說過“以俄為師”），而代表中國無產階級的中國共產黨人就接受了科學共產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兩方面在一九二四年後就形成了彼此的合作，這是對民族極有利的，大革命業已證明了。又比如：中國還有其他一部分自由主義者或民主主義者，他們的思想都反映了一定的階級或階層，而根據其需要，也可能在一定時候及一定問題上和共產主義形成一定的合作。這是對民族也有利的，許多事實也證明了。這一切是否“切於中國國計民生”，必需以民族利益民眾利益為考驗，除此以外，一切就都是詭辯。蔣先生在此公開反對英美的自由主義思想與蘇俄的共產主義思想，實在可怪之至。一切法西斯國家以及漢奸汪精衛，不正是每時每刻都在狂吠反對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嗎？蔣先生此書一出，難道不怕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汪精衛輩引為同調，而使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以及一切反法西斯的人們覺得可借，覺得齒冷，覺得喪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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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世界各國不但有進步和革命的思潮，並且也有反動反革命的思潮，因為中國既然有進步與反動，有革命與反革命，那末，世界的反動反革命思潮，也就會被某些中國人所歡迎，所崇拜。別的遠的不說，舉一個最淺近的事實，國民黨官方出版的《三民主義半月刊》和《中央週刊》，不是正在大大宣傳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並把希特勒、墨索里尼尊為世界“六大領袖”之二嗎？這還是公開的。因為法西斯主義太臭了，太違反民族利益了，太不利於同盟國了，太為德意日這類匪幫張目了，所以有些人也就不便明目張膽公開掛法西斯主義的招牌，而用各種掩蔽形式去販運法西斯的私貨，到處拍賣，這不僅是有一些國民黨官方中小人物如此做，就是大大的人物也竟然如此做，這難道不是天下共知的嗎？
又其次：說“各立門戶，入主出奴”，每一個人亦應該自己想想的。中國有一位大人先生，當俄國十月革命後和中國大革命時候，認為聯蘇對他是有利的，於是自己就跑到蘇聯去請教一番，並派自已的兒子到蘇聯去留學，並言稱“中即革命必須受第三國際領導”；後來反共了，反蘇了，於是到了東京，會見日本特務頭子頭山滿，宣稱中日聯合之必要，於是又進了“外國的”***；後來希特勒在德國登臺了，就又趕快派遣了自己的兒子及大批黨徒到德國去留學，學習法西斯主義。貨幣靠外國，軍械靠外國；有整整十年，還依靠這些去專打革命的中國人，而計劃這種戰爭的，卻又是外國人——其中有一個很著名的德國人叫塞克特，是德國國防軍的領袖；還來了一個德國警察廳長，專門傳授特務方法。抗戰了，貨幣、軍械還是都靠外國，連仗都想專門依靠外國人去打。這些都是什麼？不正是所謂“入主出奴”的思想和行為嗎？這不就是“民族精神最大的隱患”嗎？
至於要說到共產黨：那末，倒也可以算一算看，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是毛澤東的思想，是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它在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個思想。上，不但和蘇聯共產黨的思想相同，而且也和全世界各國共產黨思想相同，但是，科學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正是要求每個國家的共產黨人根據自己的國情提出政綱，決定政策，而依靠人民自己救自己，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工作正是這樣做的。他們為中國民族中國人民而創造了的各。種進步力量，完全不是靠“外國”起家的，沒有一併軍械是靠外國幫助的，也沒有靠過外國錢，作戰戰略也全靠自己。一切都是“自力更生”。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抵抗日寇在華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兵力，從來不妄想外國人鬥中國人打仗。在中共勢力所及的地方，更從來沒有和外國人訂立過一條或半條的不平等條約，例如塘沾協定，何梅協定，淞滬協定之類。中國共產黨人的政策和行動，到處為中國人民所歡迎，因為是符合了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中國共產黨更從來沒有今天依靠這國，明天依靠那國，“入主出奴”，翻雲覆雨的事。上述的一切，都是中國共產黨思想指導的結果。這真是一個十全十足的“為中國而學亦為中國而用”的中國人自己的革命政黨，在中國，再沒有可以和它相比擬的了。
中國從來顯然有兩種文化傳統思想：一種是民眾的、革命的、光明的，一種是反民眾的、反革命的、黑暗的。近代中國一開始時候，太平天國與孫中山就是代表前者，曾國藩及現在中國的一切反共反人民分子就是代表後者。不管太平天國有外國的思想（自由平等博愛），卻是真正代表中國人的思想，中國人的英雄；不管曾國藩滿口舊中國的仁義道德（五倫五常），卻仍是雙重的奴才，滿奴才和洋奴才。中國共產黨人繼承中國從來以至洪秀全、孫中山一切優良的革命的傳統，而一切反動派則繼承曾國藩、葉德輝的傳統。反動派想取消前一種傳統，保留後一種傳統，而我們則正相反。關於中國思想文化問題上的分別，就在這裡。
(四）關於國共關係
蔣介石先生關於第一次國共合作，抹殺了各種主要的歷史事實，而且對於忠勇為國的中國共產黨做了極其“忍心害理”的誣衊。書中這一部分是具有絕大挑撥性的文字，想由此煽動人民對於中國共產黨的仇恨。這一頁重大的歷史，關係中國的命運太大了，不可以不表而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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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四年，即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在孫中山先生指導之下進行改組，形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當時孫中山先生 處廣州一隅，革命旗幟不鮮明，甚至實力不出大元帥府一步，軍、政、財……一切權力都握在假革命之名行反動之實的軍閥手中，而國民黨更無一處有健全的革命組織，足以為革命的輔翼。就是在這樣時候，在孫中山先生的英明遠見要求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共產黨援助的條件之下，中國共產黨就挺身而出，援助了孫中山先生，益以蘇聯在各方面的援助，遂使得國民黨改組成功，開闢了中國革命完全嶄新的局面。
首先在革命旗幟方面，在革命政綱方面：當國共合作以前，國民黨並沒有反對帝國主義與反對封建社會制度的政綱。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本來限於反滿，在反滿以後，民族主義早已缺乏內容。即在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中山先生所寫的“中國革命之經過”，也如此表現。這是歷史事實，全部中山全集可以作為歷史的證明。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一個主要內容，沒有反帝，中國就將永遠不能擺脫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且更將沉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明白揭出反帝革命的旗幟，進行反帝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革命運動，這是使中國革命走上完全新的階段，是中國由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大指標。國民黨的民權主義，在一九二四年改組以前是舊民主主義性質的東西，此種舊民主主義並沒有包含澈底地反對封建社會制度、解放廣大勞動人民的內容。必須明白揭出反封建的口號，才使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有了新的內容。中國革命民眾必由此始能重新獲得革命的方向，而動員起來。中國國民黨必由此始能重新走上革命的正確道路，而和革命民眾結合起來，獲得革命的新生命。請問：誰首先給中國民眾提出了這個明確的革命政綱？誰幫助了孫中山先生把這個革命政綱變成國民黨的政綱？請問：這不是中國共產黨人是誰？請問：辛亥革命以後，國民黨即和民眾疏隔起來，為民眾和青年所冷淡，而改組後情形就大不相同，國民黨又開始和民眾聯繫起來，國民黨又開始為青年所注意，這是不是因為有了新的政綱，有了這反帝反封建的政綱？而國民黨之所以有此，除了孫中山先生的英明遠見以及一切真正贊助孫先生這個英明遠見的國民黨人之外，是不是應該感謝中國共產黨？是不是應該歸功中國共產黨？《中國之命運》的作者是親身經過這一段歷史的。大家都捫心自問吧，為什麼不把這段歷史寫出來呢？請問：抹殺這一段歷史，這就是“公”嗎？這就是“誠”嗎？
其次：在國民黨改組前，國民黨的組織情形又如何？那不是幾乎一切都被軍閥、政客、貪官汙吏、地痞、流氓所把持所壟斷的嗎？那不是既無革命的組織、又無革命的宣傳的嗎？革命的工農群眾及小資產階級群眾不是都關在黨外嗎？但改組以後的國民黨的組織情形便不同了：直到清黨為止，國民黨的組織情形變得有生氣了，成份改變了，國民黨的組織變得真象是
革命的組織了，因而促進了大革命的勝利。為問：這不是中國共產黨人所幫助所規劃的功勞是誰的功勞？大家都捫心自問吧，為什麼不把這段歷史寫出來呢？請問：抹殺這一段歷史，這就是“公”嗎？這就是“誠”嗎？
又其次：在國民黨改組前，孫中山先生大元帥府所指揮的軍隊，有那支算得起是革命的軍隊？有那支能打得仗的軍隊？中山先生進行多少年的北伐，有那次北伐成功了？可是，在改組後，情形不同了，培養革命軍官的黃埔學校建立起來了（開始創意組織這個學校的是孫中山先生、廖仲愷先生和俄國顧問，當時《中國之命運》的作者並不認識這個學校的重要，還不願當校長呢），由此革命車隊也建立起來了，革命軍隊的政治制度也建立起來了，這樣就很快地兩次打敗了陳炯明，又打敗了楊希閔、劉震寰，最後得以進行北伐的戰爭。當時這種革命軍隊的建立和戰績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中山先生摸索了幾十年，沒有摸到門徑，但一旦和中國共產黨合作，和蘇聯合作，幾年之間，便有如此偉大的軍事成就。國民黨勢力之所以得到武漢南京，所以有今天，是誰之功呢？大家都捫心自問吧，為什麼不把這段歷史寫出來呢，請問抹殺這段歷史，這就是“公”嗎，這就是“誠”嗎？
蔣先生說：“……國民黨一本我民族固有的德性，以情感道義與責任義務，為組黨的精神。他絕不象其他黨派，用機巧權術，或殘忍陰謀，而以利害自私為結合的本能。”好吧，就看歷史吧，歷史是做判斷的公正人。中國共產黨對於國民黨的幫助是那末大，那末起決定的作用；一九二四年後國民黨所有的革命事業，和中國共產黨的名字完全呈分不開的。就說打仗吧：兩次東征，幾路北伐，中國共產黨人及其所領導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員，無不身先士卒，衝鋒陷陣，犧牲了多少！蔣先生在為黃埔同學錄寫序言的時候，也不能不承認共產黨人所流的血和國民黨人的血是分不開的。但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究竟用了什麼“報德”呢？在統一廣東後，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既獲得了一定的地位，於是就打算到那本來是他所依靠的共產黨人身上了，為著達到其打擊的目的，就製造了三月二十日的所謂中山艦事件，這事件據作者說是共產黨陰謀的，但歷史教訓是很多的，希特勒焚燒國會，不也說是德國共產黨人的陰謀嗎？當時中國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們所以舉行這個三月二十日的罪惡的陰謀，第一步就是為的造成藉口，以便把中國共產黨人從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中，從黃埔軍校中，從國民革命軍中的主要工作職位上驅逐出來，併為的實行在國民黨內限制共產黨人。當時進行這種陰謀的人，很明白中國共產黨不願意破壞統一戰線，正是以為他們誠實可欺而進行的。請問：這就是“道義”嗎？這就是不用“機巧權術、或殘忍陰謀”嗎？這就是不“利害自私”嗎？這就是“公”嗎？這就是“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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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製造三月二十日事件的陰謀的人，還沒有準備就在那時把共產黨人一網打盡，因為他還沒有到達南京，還有利用共產黨人之處。現在姑不論當時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領導，業已開始造成許多重大錯誤，但當時中國共產黨人繼續主張國共合作，擁護北伐的路線，顯然是正確的。正是由於這個路線的正確，中國共產黨人英勇地參加了北伐的戰鬥，當時威振中外的各個主要的國民革命軍，充當黨代表與政治工作人員的，其大多數不都是中國共產黨員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嗎？中共黨人並在全國南北各地組織民眾，組織便衣隊，組織上海工人三次起義，來響應北伐軍，因而造成了中國空前的大革命。大資產階級代表一方面覺得還有利用共產黨人和革命工農的必要，使得自已可以到達南京，獲得全國的地位，另方面則早已準備下一旦到達南京，獲得全國地位的時候，就要實行清黨大屠殺。當時共產黨人的錯誤，就是太老實了，沒有在幫助北伐、發動大革命的時候，同時注意大資產階級這種反革命的殘忍陰謀，而陳獨秀機會主義領導的罪惡，就是在乎實際上幫助了大資產階級這種反革命陰謀的順利實現。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開始的清黨運動的悲慘，在全國曆史上找不到前例，即在全世界史上亦找不到前例：無數忠勇為國的共產黨人、革命工農，以至國民黨內真正忠實於孫中山先生革命主義與三大政策的人，都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流血在大資產階級劊子手的刀下。同胞們！同志們！這就是昨日同盟者的“道義”！這就是大資產階級的“公”與“誠”！這就是不用“機巧權術或殘忍陰謀”，這就是不“利害自私”，而老實被殺的人倒是“機巧權術或殘忍陰謀”：倒是“利害自私”！嗚呼！吾誰欺，欺天乎！
我們許久沒有談起上述這些事了，我們在抗戰中，真是相忍為國的。可是蔣介石先生竟然又提起這些事來，並對共產黨加上各種忍心害理的誣衊。真的，對於我們共產黨人，對於一切有正義、有血氣的中國人，如果不提起這件事便罷，若是提起這件事，就會熱血湧上心來。因為這是血債呀，這是我們共產黨人流了血的呀，這是全國無數革命有為的青年和工農勞苦群眾流了血的呀，這是全民族精華的血呀！自清黨以來，死在國民黨刀下的人，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
蔣介石先生說：“當時汪共同謀的內幕，我到了今天，還是不明不白。究竟是汪兆銘利用共產黨呢？還是共產黨利用汪兆銘呢？還是汪共互相利用呢？……”蔣先生髮出的問題是可笑的，然而是含有重大陰謀在內的：這就是要說共產黨是和漢奸汪精衛有勾結。好吧，我們來說歷史！大家知道：在大革命過程中，不但當汪精衛還革命的時候，有過“汪共同謀”，同時當蔣先生還革命的時候，也有過“蔣共同謀”。當汪精衛還革命的時候，為什麼不可以和他同謀呢？正如當你蔣先生還革命的時候，為什麼不可以和你同謀呢？至於說到“利用”，那末歷史的事實既然那樣清楚，誰存心利用人還不明白嗎？共產黨人無“利用”什麼人之必要，而只是認為在對革命有利的條件下，有和一定的人們合作之必要；而另有一種人則確是存心利用共產黨人的，對他有利的時候就利用，一等到他得了地位的時候，就拿了朋友去屠殺，這裡包括汪兆銘，也包括蔣介石。
這裡倒要問問蔣先生：“九一八”以後，汪兆銘是和蔣先生同謀很久的。汪兆銘在“汪共同謀”的時期，並沒有簽訂賣國協定，也沒有跑出去當漢奸。但在汪蔣同謀時期就完全不同了，汪兆銘當了行政院長和外交部長，提出了“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賣國政策，簽訂了淞滬協定，塘沾協定，何梅協定，又發表了“睦鄰”宣言，因此還和日本交換了大使。抗戰後，蔣先生當了國民黨總裁，汪兆銘當了國民黨副總裁，並被國民黨中央委任為參政會議長……而他竟從重慶逃往南京，當起天字第一號大漢奸來。這一切同謀的內幕，我們到了今天還是不明不白：究竟是蔣介石利用汪兆銘呢？還是汪兆銘利用蔣介石呢？還是蔣汪互相利用呢？
關於國民革命軍內部的分裂，後來綿延十年的內戰，蔣先生認為“追原禍始，仍不外乎是由於這漢奸汪兆儲一手造成的所謂‘寧漢分裂’的一幕慘劇而來”。這實在未免太看輕作者自己、而太看重了漢奸汪兆銘了。請研究一下：寧漢是怎樣分裂的？豈不是因為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開始的“清黨”麼？“四一二”清黨的“一手造成者”是誰？豈不就是你蔣介石先生麼？當時汪兆銘到武漢投革命之機，是在寧漢分裂的局面既成之後，而不是在寧漢分裂的局面既成之前，帝國主義與南京反動政府共同威脅武漢，汪精衛就由動搖而反動起來，到了那時，汪精衛的清共不就馬上趕上了你蔣介石先生的清共了嗎？
總觀作者這一段的深意，似乎以為假如沒有武漢政府，則共產黨早已一網打盡，早就沒有什麼“共產黨問題”了，因此，作者感到悵恨。可是：作者錯了，無論在任何場合，共產黨是殺不盡的，死不完的，中國共產黨總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歷史早已證明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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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先生還羅列了一大篇關於共產黨的所謂“罪狀”，但那些所謂“罪狀”決不能任憑蔣先生想怎樣說就怎樣說去。多年來所結集的百數十萬民族精華的生命，東征北伐的大動力，蔣介行先生尚且不惜加以殺戮，要編造“罪狀”，有什麼費事？還談什麼“良心”？中國共產黨人知道：要殺我必須把被殺宗的人的功績完全改成罪狀，這當然也是“殘忍陰謀”中應有的“邏輯”。中國共產黨人經歷了無數的革命憂患，早已看穿了這批自！稱代表“仁義道德”“固有德性”的人們是怎樣一種劊子手大王，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義道德”呢？男盜女娼呢？如見其肺肝矣！
這是不錯的：“這一段革命的教訓太痛苦了，國家的損失太大了，入民的犧牲太慘重了”。但劊子手們的悔禍之心何在呢？
十年內戰，始禍者是誰呢？共產黨人和革命工農被迫得去為自衛而戰，這也不行嗎？難道真的“只許州宮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嗎？難道一切共產黨人和革命者都要象羔羊一樣、不能拿起武器保衛自己，反而甘心去受騙、受捕、受刑、受戮嗎？讓農民得到土地，使得他們可以很好發展自己的生產，這是我們共產黨人在土地革命中所做的工作，同時也就是我們“大逆不赦”的罪名，但這果然是“罪”嗎？為全民族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謀福利，我們是有罪嗎？“軍行所至，赤地千里，以破壞我國和平農村”者是誰呢？請查閱你們官方自己在十年中所發表的數目字吧，你們每天總髮表昨天在那裡那裡殺“匪”幾百幾千幾萬，今天在那裡那裡殺“匪”幾百幾千幾萬，這所謂“匪”者無他，我“和平農村”之和平農民是也。所謂，剿匪軍”者，這裡燒一城，那裡燒一地，大炮也，飛機也，機關槍也，這些外國所供給的東西，都集中起來轟炸“我國和平農村”，甚至連“我國和平農村”在田軍的稻穀，都要設法加以燒燬而後快。這就是“公”！這就是“誠”！這就是“仁義道德”！
中國共產黨人和民眾在一起，堅苦奮鬥，領導紅軍突破“圍剿”，終於保有了中國最優秀的民族精華，鍛鍊了一支身經百戰的民族大軍，能夠在偉大抗戰中抵抗在華敵寇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兵力，支持了中國半壁河山。向使只有國民黨的軍隊，沒有共產黨所鍛煉出的這支軍隊——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抵住那樣大數目的敵人，能夠獨立擋住敵人的進攻麼？如果國民黨軍隊不能獨力擋住，則敵人不就早已長驅直入重慶、昆明、西安、蘭州麼？中國安得有今天？中國安得被列為四強之一？而國民黨當局諸公亦安得仍然安安穩穩地坐在重慶？
蔣先生說：“沒有三民主義，就沒有抗戰。沒有中國國民黨，就沒有革命。”但是事實又是如此：沒有中國共產黨，則三民主義就沒有新的內容（首先是民族主義中的反帝廢約的內容），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大革命以來直至今天的中國國民黨，沒有中國共產黨，則不但大革命的局面不可設想，即六年來大抗戰的局面辦不可設想。中國共產黨生來就是為民族和人民謀利益的，而它幫助人做好事，本來也沒有自誇的必要，但是許多狠心的國民黨人對於中國共產黨不但採取“過河拆橋”的手段，而且還極盡其造謠誣衊之能事，共產黨人還有一張嘴巴，駁斥這些反革命的誣衊是完全必要的。
中國共產黨人的忠心為國，是天下共見的。在西安事變前，中國共產黨人屢次向國民黨呼籲停止內戰，團結杭戰。何有的國民黨人以自己的自私度人，卻以為這是共產黨“走頭無路迫而出此”的結果，可是，西安事變爆發了，中國共產黨不但沒有“趁火打劫”，而且為著民族團結，不記清黨之役和十年內戰的血海深仇，毅然決然主張釋放蔣先生。但蔣先生雖被釋放了，卻還是要設法消滅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以怨報德”——總是資產階級的哲學。蘆溝橋事變爆發，抗戰實現，中國共產黨及八路軍新四軍，馳赴疆場，深入敵後，戰功卓著，名滿全球。但國民黨人對之採取瞭如何的態度呢？不但封鎖了八路軍新四軍的杭戰消息，而且仍然在那裡大批的捕共產黨，殺共產黨，罵共產黨，打共產黨，派遣大批特務鑽進共產黨中來，企圖這樣內外夾攻，使得共產黨完全“消滅”。甚至在敵後，國民黨人領導的軍隊不打日寇，而去專打那種打日寇的八路軍新四軍，形成與日寇共同夾擊八路軍新四軍的局面。然而這些都不叫做“機巧權術”，都不叫做“殘忍陰謀”，都不叫做“利害自私”，而卻是叫做“至公”，叫做“至誠”，叫做“不自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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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上述這一切，我們也是因為“相忍為國”，許久都不願見之口舌和筆墨。但蔣先生在其所著《中國之命運》中既然如此集矢於中國共產黨，近日國民黨又經過中央社發表要求“解散共產黨”“取消邊區”的消息，同時準備武力進攻邊區，我們對於是非真相，如果再要緘默，則不但對不起無數流血犧牲的共產黨員，而且也對不起全國人民，對不起中華民族，對不起二十二年的歷史。
《中國之命運》的第七章：“中國革命建國的動脈及其命運決定的關頭”，這是全書的核心。其中心思想，在實質上說來，即“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其中心思想，就是國民黨即中國，中國即國民黨。法國專制暴君路易十四“朕即國家”的思想是完全復活了。此章對於全國國民和青年，字裡行間，充滿了威脅和利誘，要他們行一致加入國民黨和三青團。對於共產黨則充滿了殺機。特別其中所說的“新式封建與變相軍閥”，顯然是對八路軍新四軍和各抗日民主根據地而說的。作者說：“大家如果不肯澈底改變封建軍閥的作風，和沒有根本放棄武力割據的決心，那就是無論怎樣寬大，決不會發生什麼效果，亦找不出有什麼合理的方法了。”首先請研究一下蔣先生及國民黨當局諸公的“寬大”。我們很不瞭解：一直到現在，還在捕共產黨，殺共產黨，罵共產黨，打共產黨，派遣大批特務鑽進共產黨，這些是否就叫做“寬大”？好吧，就說是共產黨一萬個該殺，但是，共產黨以外的許多黨派，許多社會集團，許多文化組織與經濟組織，一切無黨無派的公正人士，一切純正的青年甚至一切真正愛國不願反共的國民黨員，他們總算沒有八路車新四軍和抗日民主根據地的糾葛了，他們得到過什麼“寬大”呢？他們有發表自己思想的自由沒有？他們有集會結社的自由沒有？他們有讀書的自由沒有？他們有要求民主的自由沒有？他們有要求不當特務的自由沒有？那些國民黨人例如孫夫人宋慶齡廖夫人何香凝等等幾千幾萬的人們，有說話和行動的自由沒有？不說政治，來說經濟吧，在大後方，農民沒有要求減租減息的自由不用提了，最近連工人都沒有獲得工資的自由也不用提了，但是中小工業資本家有沒有發展自已經濟的自由？各種小生產者有沒有發展自己生產的自由？不是一切都壟斷乾淨了嗎？壟斷得使他們得不到血本，因而使生產派漸衰落了嗎？淮道這一切也都叫做“寬大”的嗎？
但是蔣先生及國民黨當局諸公的寬大是確實有的，這就是對於土豪劣紳的寬大，對於貪官汙吏的寬大，對於幾百個反革命特務大隊在全中國境內橫行霸道無法無天的寬大，對於日本第五縱隊的寬大，對於汪精衛漢奸群的寬大，對於日汪奸細陶希聖、吳開先的寬大，對於三十三個投敵將領的寬大，對於洋狗坐飛機的寬大，對於孔令儀小姐攜帶大批嫁妝坐飛機到美國去結婚的寬大……好了，蔣先生及國民黨當局諸公確實有了無數的寬大。但是試問這些寬大對於國家民族有什麼利益呢？除了盡情儘量地破壞一切抗日人民的積極件、自信心、自尊心與創造力，除了把國家民族引入絕路，還有什麼別的結果沒有呢？
其次，請研究一行“變相軍閥”。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抗拒敵人在華半數以上的兵力，國民政府不發槍，不發彈，不發餉，而他們竟能如此作戰，這是史無前例的最勇敢的民族先鋒隊，這就是“變相軍閥”嗎？八路軍新四軍出自民間，實行官兵一致，軍民一致，擁政愛民，自力生產，而又為民眾所愛戴，這就是“變相軍閥”嗎？如果有人硬要加以“變相軍閥”之名，則試問：這種“變相軍閥”對於國家民族何害？對於人民何損？反之，不是越多就越好嗎，不是越多抗日就越有力嗎？不是越多人民就越有保障嗎？我們倒要查查中國境內的真正軍閥了，一切反共反人民的東西，不都是真正的軍閥嗎？正的軍閥在中國境內橫行無忌，跋扈已極，卻敢於辱罵共產黨人為“變相軍閥”，真不加人間有羞恥事。
再其次，研究一下“新式封建”。比如陝甘寧邊區吧：這裡有民主政治，這裡有人民的安居樂業，這裡有軍民的一致熱烈發展生產，不斷出現勞動英雄，這裡的人民與人民，政府職員與民眾，軍隊與人民，人家郵相親相愛如一家人，這裡在短短几年之間，便一掃過去在軍閥宮僚黨棍特務統治下的荒涼與貧困，大家逐步走上了豐衣足食的生活，這就是“新式封建”嗎？如果有人硬要加以“新式封建”之名，則試問：這種“新式封建”對於國家民族何害？對於人民何損？反之，不是越多就越好嗎？不是越多就是三民主義實現得更廣嗎？不是越多就是中山先生遺囑更可以在最短期間促其實現嗎？
我們又要查有中國境內的舊式封建，了，殘酷的慘無人道的壓迫與剝削，比秦始皇還厲害百倍的寡頭專制政治，幾百個橫行全國的反共特務大隊，這不是中國式的買辦的封建的法西斯政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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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知道蔣先生所說的“找不出有什麼合理的方法”，是否即是指非內戰不能解決。若然，我們敢為民族請命！為人民請命！難道十年內戰的經驗教訓還不夠慘嗎？
蔣先生說：“中國從前的命運在外交，……今後的命運，則全在內政一…。”蔣先生全書的精神，可以“對內”二字概括之，但是我們知道：今日大好江山還淪陷敵手，就使英美己廢除了不平等條約，但那些東西都在淪陷區，不戰勝日寇，一切就都是空話。抗戰前途還極多艱難，今日基本問題顯然是對外——即共同對日，而不是對內——即準備內戰。蔣先生提出或者是“精誠團結，奉公守法”八個字，或者是“詐欺虛偽，毀法亂行”八個字，而且認為：“這是我們中國命運的分水嶺，其決定即在此抗戰時期，而不出於這二年之中。”但是有問題還是要請問的：製造磨擦，發動內戰，“你的就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是否即“精誠團結”？降敵叛國者不加討伐，抗戰有功者不加獎賞，貪汙橫行，豺狼當道，封建遍地，專制自私，是否即“奉公守法”？威脅利誘青年去做特務，要他們鑽進共產黨，鑽進國民黨以外的一切所謂“異已”黨派，“異己”集團，鑽進一切民眾團體，鑽進文化界，教育界，經濟界，要他們不做正派人而做兩面派，是否即“詐欺虛偽”？拒絕實行三民主義，拒絕實行抗戰建國綱領，而且所做的適和三民主義及抗戰建國綱領相反，是否即“毀法亂行”？在此抗戰時期，不出於這二年之中，要在國內“決定命運”，是否意味著要在今明兩年之內組織國內戰線，消滅一切“異黨”？我們是希望蔣先生給我們解釋這些問題的，因為我們曉得：自從有了法西斯主義或公開地或掩蔽地在中國出現以來，字典上就有許多不同的解釋了，如果《中國之命運》竟然成為內戰的工具，則蔣先生將何以自解於國人？無怪自一九四三年三月間《中國之命運》一書出版後，幾個月來，人們紛紛傳說，這是一本對中國人民的宣戰書，是為著發動內戰的思想準備與輿論準備，“二年決定命運”，原來在書中己寫得明明白白了。
是的，確確實實有一批大人先生正在陰謀進行取消八路軍（新四軍早已被取消了）、取消陝甘寧邊區的行動，正在準備大內戰，甚至命令其特務——狗彘不食的託派匪類在西安公然提出解散共產黨，而且由中央通訊社為之傳佈。但是，中國共產黨人與中國人民還盡有自己的明智的頭腦與沸騰的熱血，他們將繼續發揮其大無畏的精神，為著堅持抗戰、反對內戰而鬥爭，為著堅持團結、反對分裂而鬥爭，為著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為著堅決實行三民主義而鬥爭，為著最後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與解放中華民族而鬥爭。同時，正是為著這些，當著反動派敢於進攻他們時，他們也必須準備自衛。我們願意告訴一切陰謀家，中國共產黨是消滅不了的，各抗日民主根據地是消滅不了的，中國民族的生命、幸福與光明是消滅不了的：中國共產黨存在的二十二年曆史，就是活生生的證據。中國一定要走進步的與光明的道路，中國一定不要走倒退的與黑暗的道路，誰在這條道路上敢於礙手礙腳，誰就一定要碰破其可憐的渺小的頭顱，
說共產黨人是“自私”的嗎？中國共產黨人為著民族與人民，棄家離井，隨時隨地可為人民的利益拋擲自己的頭顱，而沒有一個共產黨人會拿取人民的血汗積累為個人的私有財產。共產黨沒有一個發洋財或發土財的人。中國共產黨人到處為人民工作，但決不是做官，更不想做人官。誰是“以個人的私慾為前提”，誰是“以個人的私利為中心”？請研究一下國民黨內部的情況吧！除了那些真正的愛國的國民黨人之外，其中多少人刮削民脂民膏，多少人把民脂民膏變成個人的財產，多少人本來還一無所有，但一朝大權在握，就馬上銀錢累累，荒淫無恥，盡富盡貴，這不是天下人所共見共聞的嗎？
嗚呼！“公”也，“誠”也，“不自私”也，一切罪惡，假汝之名以行！現在確確實實有一批大人先生正在想假“公”、假“誡”、假“不自私”之名，解散共產黨，要取消邊區，要準備進行大內戰！如果不是“以個人的私慾為前提”，不是“以個人的私利為中心”，試問又是什麼呢？
（五）為中國民族前途呼籲，為中國民眾、中國青年們、孩子們呼籲！
戰後的中國應該是怎樣的中國，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和中共中央關於抗戰五週年宣言，已明白指出了。但是讀了《中國之命運》我們有許多疑懼，應該及早提出正義的呼籲，而這個呼籲，和今日關於反對分裂內戰、堅持團結抗戰的呼籲恰是密切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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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之命運》在政治上是以舊專制由義為其楷模的：作者這樣稱頌清朗：“有清一代，建國規模的宏遠，政制政令的精密，猶能遠紹漢唐餘緒，實可以超越宋明，更為元代所不及”。又說：“返觀我們中國曆代的政治，大抵對人民取寬大的態度，人民納了糧之外，幾乎與官吏沒有關係，中國人民老早就有很大的‘自由’，不須去爭”。按照作者的說法：“自不平等條約訂立以後，中國的學術思想界失去了自信心，只知道附和盲從外國的學說。於是有些人士，援引歐洲十八九世紀的學說，來破壞我們國民的法治觀念。”我們知道：民主思想輸入我國，引起了我們國民大開了眼界，起來作推翻專制政體的鬥爭，而中山先生曾經是這樣的戰士，照作者看來，這些都是白費的了。因為中國老早就有，法治”了。這豈不是說：如果沒有不平等條約，中國政治上舊的一切都已盡善盡美了。這種見解，不僅有背孫中山先生的民主思想，而且違反今日中國人民的希望，違反了同盟國反法西斯戰爭的目標。作者義說：“要知道我們中國的民主制度，決不以歐美十九世紀個人主義與階級觀念的民主制度為模型”。就是說：不但不要新民主主義，並且也不要舊民主主義，而對於民眾又不許其自由，則這不是法西斯主義與舊專制主義的混合——新專制主義是什麼？則這不是中國式的買辦的封建的法西斯主義是什麼？作者所謂“民主制度”，不過是這種法西斯制度成新專制主義制度的別名罷了。（法西斯德國不是還叫做“德國共和國”嗎，）
其次，作者把中山先生的“孫文學說”（行易知難的學說）完全向反動方面去解釋，而稱讚孔子所說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稱讚了孔子誅少正卯。孔子的愚民哲學，居然被公開捧出來了。孔子誅少正卯的殘忍陰謀，章太炎早已揭穿無遺，不料蔣先生在今日各大多數同盟國提倡思想自由的反法西斯戰爭中，竟然主張誅殺思想上的異己。蔣先生已給一切不相信買辦的封建的法西斯主義即新專制主義的人們發出信號了，他要把一切這些人們都當做少正卯，給他們一個很好的結果，就是一個“誅”字。
《中國之命運》第六章所謂“革命建國的根本問題”，其基本內容，就是：其一、反對民主政治，其二、反對思想自由。這真是中國政治危機的所在，中國國民精神（思想）危機的所在。
大家知道：中山先生積四十年的革命經驗，其所得的中心思想是喚起民眾。而這點和《中國之命運》的中心思想正相沖突。或者是擁護民眾，或者是反對民眾。這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是革命路線與反革命路線的基本問題，是民族與反民族的基本問題。喚起民眾的中心問題就是民主政治和思想自由，民族力量因此就可以發揚，而反革命路線必將一概加以否認，民族力量因此就可以被絞殺。叢也是現在中國國體（在其實不在其名）的問題，是現在中國政體的問屈，又是民族生命、中國前途的問題。
我國之所以衰弱，所以被外國人欺侮，是由於民眾被專制政治所壓迫；如果在抗戰以後，我們民眾仍然還要繼續受專制的壓迫，則中國仍將不能轉弱為強，仍將不能達到解放，一切建設都會無望。這不是我們的危言，過去幾十年的歷史早已證明過了。
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反動代表在大後方所進行的特務教育，所採取的對待青年的手段，是極端悲慘的。青年們純潔的心靈，沒有根據自己的生活和理智去選擇思想的自由。不僅如此，還有人用“左傾”思想做釣餌，去鉤引某些青年，特別是去鉤引那些活潑有為的青年，等到他們不及提防上了釣鉤之後，就立即強迫他們簽字發誓到共產黨中、到一切所謂“異己”勢力中去當特務，有的並須要以他們的家庭或某種親屬為質，否則加以格殺。這種方法甚至施行到十三四歲的孩子們。一切情形完全出乎有理智的人類思想之外，其殘忍陰謀和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這些東西沒有分別，甚或過之。這就是他們的“愛護肯年”，“不利用青年”！這就是他們的仁愛真誠！我們敢向全國同胞大聲疾呼！這是對於青年們孩子們的虐殺！這是中國青年曠古未有的精神大災難：這是我們中國民族的精神大災難！我們不知道《中國之命運》作者的所謂“真誠篤實的風氣”是否就是這樣的風氣？要知道這樣的風氣是由國民黨中黨特務機關、宣傳機關、教育機關、組織機關、以及三青團部直接主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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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聽說《中國之命運》訂為大後方青年們孩子們必讀的“聖經”了。一定要把假造歷史、曲解歷史的東西和葉德輝那套什麼中國倫理聖教是世界第一的衣缽，強迫灌輸到青年們孩子們的頭腦中去，真是“居心何忍”！這不真是可悲可嘆，而大大足為我們民族前途擔心的嗎？
我們要為中國民族前途呼籲，為中國民眾，中國青年們、孩子們呼籲！也為我們中國的後代呼籲！要求蔣介石先生，要求一切真正的愛國的國民黨人，要求一切抗日黨派，要求一切愛國同胞團結只來，堅持抗戰，反對內戰，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反對買辦的封建的法西斯主義！反對新專制主義：讓中國民眾得到自由的呼吸吧！讓中國青年們、孩子們有機會根據自已的理智去選擇思想和追求光明吧！救救青年！救救孩子！救救我們民族的後代吧！讓中國不再回到專制、內戰、黑暗、屠殺、特務——這一類的舊路吧！讓以民眾為主人翁的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誕生出來吧！中國萬歲！
根據《解放日報》刊印
注 釋
〔1〕羅羅，彝族的舊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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