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亞平，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導。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新聞從業者職業心態研究(1912-1949)》(14BXW008)的研究成果。
範長江研究已是新聞史領域的一門“顯學”。但現有研究多集中在對其生平事蹟、新聞活動、成名之路的介紹、梳理，對其1939年入黨後至1942年進入根據地前在國統區的活動與思想研究較少。僅有的文章主要聚焦於對具體情況與活動的描述，缺乏對其這個時期思想訴求與更高層面的目標、追求的深入探究。基於此，本文特以這個時期範長江的公開言說為研究對象，試圖將其放在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背景下進行解讀，以考察範長江完成統一戰線宣傳所做的不懈努力與特殊探索，以此探察其心路歷程、工作目標與思想訴求，也以此管窺抗戰時期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中的特殊話語表達及其策略。
這個時期的新聞通訊及其他文章並不是很多，能體現其思想訴求、工作目標和內心情狀的只有為數不多的時評、通訊和有關新聞工作的專論。仔細研讀這些文字，可以發現，這些公開言說，無論是時評、通訊，還是新聞專論，所表達的立場、觀點及所蘊含的話語策略，既與其自由記者時期表現出極大不同，又與其1942年進入根據地、解放區後的思想立場、話語表達顯現出巨大差異。此時，他雖已成為中共一員，但其時評、通訊中表達出的卻主要是一種基於“國家性”“民族性”的近於“中性”或“灰色”的思想、立場，作為共產黨人應具有的特別鮮明的政治態度與立場鮮有顯現；新聞專論雖在一定層面上顯現出一定黨派意味與色彩，但總體來看，作為共產黨人的黨派立場與態度仍是比較隱晦的，話語表達也近於“中性”或“灰色”。那麼，這種近於“中性”或“灰色”的話語表達究竟是什麼樣的？顯現出什麼樣的特點？其中隱含著什麼樣的話語策略？為什麼已成為中共一員的他會有這樣的立場、觀點與思想？會以這樣的話語表達及其策略公開言說？這樣的話語表達及其策略背後的思想隱幽與訴求是什麼？從中能管窺到黨在國統區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何種特殊面向？筆者試圖對這些問題一探究竟。
一
時評:客觀、中立、善意之表達
與“國家性”“民族性”
這個時期，範長江公開言說中最主要的形式之一依然是時評、通訊等新聞類作品，只是與之前相比數量大大減少。然而，在這些為數不多的作品中，也有不少有分量和影響的佳作。其中，《祖國十年》可謂其這個時期新聞類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也是這個時期對“九一八”以來時事進行全面記錄和評述的新聞經典。這是一篇連載於1941年香港《華商報》的時事述評。研讀這篇十多萬字的長篇時評，可以充分感受到這個時期範長江面向全體國民、各黨各派、各社會力量所進行的公開言說中的特殊話語表達及其特點。
其中最突出、最主要的特點便是，該時評在對九一八以來的各種時事進行臧否、論評時，能夠站在較為客觀、中立、善意、以團結為主要目的的全體中國人的立場，對各黨派、各政治力量在抗戰中的作為與表現進行儘可能公平、公正、公允和無分黨派、無分民族、無分階級、完全拋開黨派立場與態度的記述和評價，而非站在某一集團或黨派的立場；其中所張揚和宣示的思想、主張、目標、價值觀與理念，多為團結、抗戰、民主、自由、憲政、抗戰建國、三民主義等思想理念，顯現出十分明顯的“國家性”“民族性”與公共性，或可說是一種介於抗日愛國的民主人士與共產黨員的黨派思想、立場之間的思想理念，從中看不出與這個時期延安及其他根據地黨員完全相同或相似的立場、傾向。
(一)有關國民黨的話語表達：儘量肯定，不吝讚美
對國民黨、國民政府、國民黨軍隊的行為與表現的記述和論評，在《祖國十年》中所佔比重是最大的。研讀這些內容，可以發現，其對國民黨、國民政府、國軍表現等均給予儘可能客觀、善意的論評，對其做得好的地方給予了讚揚，對其功績與貢獻給予了肯定。儘可能肯定與不吝惜讚美，是有關國民黨的話語表達中顯現出的最突出特色。
不僅對國民黨及其政府給予了肯定，而且對國民黨軍隊“忘我殺敵”的精神進行了盛情讚頌。“淞滬戰後的光輝”對淞滬抗戰進行了這樣的記述：
日本人一向被自己自誇的武士道精神所麻醉，以為自己是世界上最勇敢的軍隊。經過淞滬戰爭，他們不能不承認中國軍人的英勇了。幾乎所有參加過淞滬戰爭的軍隊，都有非常光榮的成就。......每一個部隊都沒考慮到他們將來的結果，所有的力量都使用到打擊當前的敵人。每一個官兵到了前線，有了機會向日本軍隊戰鬥，似乎就已心滿意足了。不論他們過去是何來歷，目前是何環境，在堅決進行戰勝日本這個戰爭任務上，大家是絕對的一致和衷心的友好。......每一個部隊都樂於擔任艱難的戰鬥任務，部隊之間都互相非常關心。先來的部隊一定非常詳盡地為後來部隊指示敵情，傳述戰鬥經驗，併為他們指點交代給養交通醫藥等事項，很少看到推諉、猜忌和互相摩擦。這真是抗戰的高潮時期。社會上被英勇團結、友愛、刻苦、樂觀的空氣統治著。
對國軍官兵的這種盛情頌讚，今天讀來依然令人心動。
在評判國民黨的作為與表現中顯現出的這種儘量肯定與不吝讚美的態度，在有關蔣介石的記述中可得到更好感知。“三中全會的收穫”中，在述及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時有這樣一段描述：
蔣委員長飛離西安的消息之所以能使全國人民一致的歡騰，千千萬萬的同胞為這突然的高興笑出了熱淚，就是因為委員長的東飛，代表著中國人民在他的偉大決定之下，又走上了活路！領導抗戰建國的民族領袖的尊崇的崗位迎接了他新的政治生命，我們百孔千瘡的國家也看出了一條生龍活虎的前途。
從這些記述中，感受到的更多是對蔣的肯定、尊重乃至讚賞。對蔣介石的肯定，在“蔣委員長的名言”和“以為中國完了”兩部分中表現得更為鮮明。前者曾記述了蔣介石在南京陷落、“悲觀失望情緒”瀰漫於各階層的情況下發表宣言、鼓舞全國人民抗戰決心的情況：
蔣委員長在這樣危急的時候，又站在大多數人民的要求方面，於南京陷落之第四日發表了他感動人心的繼續抗日的宣言(十二月十七日)。其中最為全國軍民所謹記不忘的名言是：“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沿海各大城市，而實寄予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人心。”......據我十六年來所能記憶的事實而言，蔣委員長這篇宣言所受到的愛戴與擁護，恐怕是北伐戰爭以來的第一次。
在後者中，再次記述了蔣的著名宣言的意義與影響：
由於蔣委員長鮮明表示了繼續抗戰的主張，全國軍民在繼續抗戰的大旗下重新奮發起來，而且在上述宣言中，他號召全國人民：“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敵愾，步步設防”，要在“四千萬方裡國土內，到處皆可製成有形無形之堅強壁壘，以致敵之死命”。這無疑是動員民眾的普遍號召，不再像過去有些人那樣，只認軍隊可以抗敵，民眾不動員了。
對蔣介石不惜筆墨與熱情的肯定與讚美，更淋漓盡致地反映出有關國民黨的公開言說之特色。
(二)對共產黨的傾情頌讚：巧妙的表達與看似中立的話語策略
研讀這些記述，可以發現，其對共產黨抗日主張與功績給予了比國民黨更充分的肯定和讚揚，但這些頌讚均不是站在特別鮮明的共產黨人立場，以共產黨人的身份進行表達的，而是站在一個看似中立或獨立的“第三方”立場，運用一些巧妙的話語表達方式與策略表達出來的。
在對中共的歷史進行記述時，《祖國十年》經常運用有意識強化某些情況或因素的方式，或利用變換話語形式或看問題視角的方式，宣傳共產黨的主張，維護共產黨利益與形象。
在“長征與追擊”中，運用與西北考察期間所寫紅軍長征報道完全不同的話語形式、敘述策略、情感色彩，對紅軍長征進行了盛情頌讚：
長征！十萬人的長征！十萬人經過高山大河蠻荒絕域的長征!這不是和平的旅行，這是有二十倍三十倍以上的敵對力量在沿途截擊追剿，而且有沿途地方政府在政治經濟和交通便利上用一切方法阻難的戰鬥行進！這是世界歷史上空前的軍事遠征，也是世界歷史上驚人的政治事業。
對紅軍長征的這種頌讚，可謂飽含深情，極盡讚美，但其言說形式卻似乎是在客觀敘述，所使用的言說視角卻是一種“他者”視角。
接下來的記述中，不僅言說客體與話語視角發生了轉變，話語策略也由假揚實抑、欲抑先揚轉變為假抑實揚、欲揚先抑：
這是裝備最落後，武器最劣等的軍隊！......但是，事實的經過告訴我們，裝備最壞的八路軍，於九月末，在平型關第一次打敗日本最近代化裝備的板垣和鈴木兩個師團了！這是奇蹟！......然而，這並非奇蹟......八路軍並不是‘神兵’，它每一個官兵並不是有特殊的稟賦，他們不多一個頭，也不多一隻手，他們並非日行八百里的神行太保，也非搖身可以七十二變的孫悟空，他們完全是中國社會條件產生出來的一支人民的戰鬥部隊。......平型關之勝利，並不是八路軍個個都比湯恩伯軍勇敢，而是他們能非常正確與巧妙地運用他們所有的力量，利用我們中國自己戰場上地理和人民的條件......平型關戰役當然不是決定性的戰爭......戰役的本身，並無了不起的收穫。但是平型關戰役卻指出了我們可以最後戰勝日本的前途。
正是巧妙運用話語客體與言說視角的變化和欲揚先抑、假抑實揚、欲抑先揚、揚中故抑等話語策略，使該部分中顯現出的對八路軍的頌讚，雖態度鮮明，意味濃厚，給人的感覺卻是，作者是在客觀陳述，理性評斷。
(三)客觀、中立、理性、平衡中顯現的“國家性”“民族性”
除了對國共兩黨的行為與表現的論評外，對其他政治、社會力量的表現《祖國十年》也給予了較充分的記述。這些記述中顯現出的也基本上都是讚揚與肯定。
需要強調的是，對包括國民黨在內的各種政治力量也不是沒有批評。當然，若仔細研讀，會發現，這些批評，往往是勸誡性的，說理性的，它旨在促其改進，而非對抗性的。
綜觀對包括國共兩黨在內的各種政治力量的評述，可以看出，其最鮮明的話語表達特點與策略是，客觀、理性、平衡、善意，以團結為主要目的，顯現出的最突出的思想、理念、目標、訴求及價值觀是團結、抗戰、愛國、民主、自由。這種話語策略與理念訴求的出發點是，是否有利於團結，是否有利於抗戰，是否有利於抗戰建國，是否體現了民主、自由、憲政等現代政治的基本原則，其動機、做法和表現是否是愛國的。凡是符合這些理念、目標和原則的，便給予肯定，凡是不符合這些理念、標準和原則的，便給予明確批評。其中顯現出的立場，都是“國家的立場”“民族的立場”“全體中國人民的立場”，是摯愛民主、自由、心繫國運的愛國民主人士的立場，是具有強烈“國家性”“民族性”的立場，而非某個具體、明確的黨派的立場。
這種話語特點及立場的最集中、最淋漓盡致的一個體現便是，“一場驚險劇”中對西安事變關係三方的記述與論評。對西安事變關係三方的這種客觀、理性、平衡、善意、以團結為目的的頌讚，和其中顯現出的以是否有利於團結、抗戰和是否有利於國家、民族為出發點、落腳點的具有強烈“國家性”“民族性”訴求的立場，使得該部分成為凸顯這個時期範長江在時評這種公開言說形式中的話語表達特點及策略的最精彩篇章。
二
新聞專論中的話語表達:
在黨派色彩與“中性”“灰色”之間
這個時期他的另一種重要的形式是公開言說，即有關新聞工作的專論。研讀這些專論，在藉此感知其對新聞事業、新聞工作認識和感受的變化之同時，可以明顯感受到公開言說形式的新聞專論的特殊話語表達。
(一)對新聞事業政治性的近於“中性”的強調
新聞專論中顯現出的範長江對新聞事業的認知變化，最主要的是對政治性的更深入認識和更突出強調。在不少專論中，他開始更多地強調“新聞事業是政治的工具”，做好新聞工作最重要的是堅定的政治態度和正確的政治方向。
對政治性的強調，從其公開倡導——至少是認可黨派新聞事業的優勢中即可得到說明。對政治性的認識和強調，也可從《怎樣學做新聞記者》一文對胡政之當年教給他的“一字真傳”(“誠”)的否定和對“正確的政治認識”的強調中看出。
就其把政黨直接經營或間接指揮視為克服新聞工作困難與問題的首要方式來看，相對於過去對黨派新聞事業的拒斥來說，如此強調，確是一種巨大轉變，但一方面，他並未明確說明應由哪個黨派經營或指揮，只是說，應由“進步的團體、機關或政黨所直接經營或間接指揮”，且其中的“政黨”被放在了“團體”和“機關”之後，另一方面，其這一認識轉變，依然可以放在“戰時新聞學”背景下來理解，在“戰時新聞學”語境下，新聞事業由哪一個黨派經營或指揮，都沒有太大關係，只要能有利於全國人民戮力抗戰、救亡圖存、民族解放就行。因此，從這方面認識和強調，並不能斷定其就是在為共產黨說話，是在強調共產黨對新聞事業直接經營或間接指揮的重要性，是在強調共產黨直接經營或間接指揮的新聞事業的重要作用。
總之，從新聞專論中強調新聞事業政治性的諸多層面看，其所使用的話語策略和言說方式都是隱晦的，顯現出的黨派色彩、政治色彩與前一時期相比雖稍顯強烈，但總體上看仍是近於“中性”的，或者說是“灰色”的。
(二)對新聞事業內部環境之險惡與複雜的強調
作為範長江這個時期公開言說的重要形式，新聞專論除了對新聞事業政治性進行強調外，另一個重要內容，是對新聞事業內部環境之險惡與複雜、新聞工作面對的各種逼迫與誘惑等困窘與無奈的強調。在不少專論中，他開始更多強調做新聞工作必須面對的艱難、困苦、拆臺、誹謗、汙衊、誘惑及因此產生的苦悶與無奈。
這些情況，無論是政治、社會層面的迫害、威逼利誘，還是新聞業內部“當局”的自私、虛偽，抑或是具體工作中遭遇的進退兩難和被利用、被阻撓、被拆臺等，在這個時期之前大都已客觀存在，只是那時範長江的興奮點和注意力焦點不在這些問題上。這個時期，這些問題之所以突然跳入其注意力範圍，核心原因是，這時的他已變成了中共一員，有了共產黨人階級分析的視角，因此能夠看到不同新聞機構背後的階級差異和因這種差異而產生的力量博弈與利益衝突。其專論中所述新聞職業環境與新聞工作中種種令人無奈和苦悶的情況，正是這種階級差異、力量博弈與利益衝突的具體表現。
然而，作為這個時期範長江的一種公開言說形式，他並未在這些專論中用共產黨人的階級分析理論非常明確地分析新聞業環境與新聞工作中這些令人無奈和苦悶的情況背後的階級本質，並沒有明確使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來分析這種情況，而是更多聚焦於對這些令人無奈和苦悶的情況的具體描述。雖然有對新聞事業階級本質的一定層面和一定程度的揭示，其所使用的話語形式卻又是“中性”的和“灰色”的。讀者能夠從中隱約感覺到有共產黨人的立場和視角，但這種立場和視角又似乎無跡可尋，散佈於無形。
三
工作目標與特殊身份:
公開言說與話語策略背後之原因
為什麼這個時期範長江的公開言說中會顯現出如上所述的內容、形貌與特點呢？為什麼已成為共產黨人的他要採用一種超越各黨、各派的“國家性”“民族性”立場而非共產黨員之立場的言說方式呢？為什麼對“九一八”以來包括國民黨在內的政治力量的行為、表現表現出較多肯定與讚美，對共產黨的政策、主張及抗日救亡活動雖讚美有加，卻往往採用中立、客觀的第三者立場，而非特別鮮明的共產黨人立場？為什麼在有關新聞工作的專論中既試圖表明其對新聞事業政治性的認識，又努力使這樣的表達儘可能近於“中性”，儘可能不顯現出過於明顯的共產黨人立場?為什麼既強調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對於應對新聞業內部環境之險惡和迎接新聞工作中各種誘惑與挑戰的重要性，又不點明這種政治方向究竟是什麼?一句話，為什麼其這個時期的公開言說既顯現出一定程度的黨派意味與色彩，又似乎想極力淡化這種意味與色彩，以致於其似乎無跡可尋、難以真切捕捉呢?
(一)秘密黨員之身份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工作目標
原因一方面與這個時期黨交給他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之目標與任務有關，另一方面，與其承擔這項工作過程中的身份有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在“九一八”爆發後不久就產生的一種救亡圖存思想，1935年瓦窯堡會議後被正式確立為黨領導人民進行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目標、任務和政策。對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主張,範長江在西安、延安之行中就已當面學習、領受過了，這一政策、主張正是當初促使他對共產黨產生好感並開啟其走向中共之步履的最重要因素，但由於延安之行後相當長時間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遲遲未能形成，加之此後不久全面抗戰爆發，其興奮點很快轉移到了實際的戰時動員工作中，因此，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主張暫時退居到其思想關注之門的幕後。直到1938年離開《大公報》後，伴隨著其入黨願望的產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思想、主張才重新進入其關注中心。1939年5月入黨後，其關注的中心更是由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思想的學習，完全轉到了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鼓與呼和盡其所能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與完善上。
作為共產黨之一員，必須履行黨賦予他的責任，必須努力完成黨交給他的任務。這個時期他所從事的統一戰線工作主要有三方面，一是通過辦好“青記”“國新社”，團結儘可能多的抗日愛國的新聞工作者，與他們結成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二是通過廣泛的社會活動，通過與各黨派、各團體、各階層，乃至海外僑胞與國際人士的廣泛接觸和頻繁往還，影響他們，團結他們，將他們吸引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來，另外一種是，通過時評、專論、通訊等公開言說形式，呼籲團結、抗戰、民主、自由，反對妥協、投降、分裂、專制，藉以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與穩固，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擴大與完善鼓與呼。可以說，範長江這個時期為之奔波忙碌的一切活動，所從事的一切工作，均是為了這個目的。
介於民主人士立場與共產黨人的黨派立場之間的立場傾向及相應言行，給當時國統區國民黨和中間力量人士的印象是，覺得他日趨“‘左’傾急進”，進而猜測他“必定另有背景”，但想確證其是“共產黨份子”，卻很困難；同時，這樣的立場及言行，給當時國統區很多不知道其共產黨身份與背景的極“左”人士的印象卻是，覺得他及他所從事的事業“不夠進步”，甚至認為他已“陷於自由主義的階段”。
在不同政治派別的人眼中留下的這種相對“中性”的印象，正是這個時期範長江希望達到的效果，或者說，是一種基於工作需要而不得不有意追求的效果。因為只有盡力保持這樣一種相對具有“公共性”的國家與民族立場和自由、獨立的民主人士立場，盡力留給不同人以相對“中性”的印象，在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過程中，才可能團結和吸引更多的人，其言行才可能更易於產生說服力和影響力，也才不會引起國民黨和那些對過分明顯的黨派立場懷有牴觸情緒的人士之反彈和反感。這也正是範長江入黨後黨特意決定讓其黨員身份保持秘密的目的所在。
(二)話語特點與策略與特殊身份及工作目標間的關聯
須特別強調的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並不意味著毫無原則地和稀泥，片面地追求一團和氣，也並不意味著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中共產黨要放棄自己的獨立性。在範長江面向全體國民、各黨各派、各社會力量所進行的公開言說中之所以在對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包括國民黨、國民政府、國民黨軍隊做得好的地方給予充分肯定、不吝讚美的同時對其做得不好的地方也給予了明確批評，原因正在於此。
範長江這個時期公開言說中的話語表達策略與特點既出於其本人在完成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任務中的創造性發揮,是具有其個人主觀能動性的話語創新的體現,也與黨在國統區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總體方針、策略基本一致。對範長江來說，這既出於完成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需要，是一種技巧，也是他一直以來在探求國家與民族出路過程中一直堅持的原則和信奉的理念。
四
餘論
這個時期範長江公開言說中的話語表達策略與特點，既與這個時期黨在國統區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中堅持的總體方略、方針、立場一致，又與這個時期在國統區以完全公開的共產黨人身份從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共產黨人們公開言說中的話語策略與特點有著較大不同。它更多反映出的是這個時期在國統區從事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眾多秘密黨員們公開言說的特點與話語策略。
這些秘密黨員們公開言說的內容和所使用的具體策略雖有所不同，但其話語表達的總體特點卻是相似的，那就是，都會盡可能站在客觀、獨立的“第三方”立場或愛國民主人士立場，站在具有強烈“國家性”“民族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立場，運用近乎“中性”“灰色”的筆調，客觀、理性、平衡的筆法，和各種巧妙的話語表達策略，比較隱蔽地宣傳黨的思想、主張；其話語表達與話語策略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都是為了能更好地做好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更好地完成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任務。在這個意義上說，範長江這個時期公開言說中顯現出的上述特點和所使用的上述話語策略，並非範長江特有的現象，也並非特例，從這些話語特點及其策略，確實可以管窺到抗戰時期黨在國統區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特殊特點與面相。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18年第10期。
本期執編/庫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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