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在《道德經》中提出了辯證法思想，如：損益、剛柔、強弱、禍福、榮辱、智愚、巧拙、大小、多少、生死、勝敗、攻守、進退、靜躁、重輕等一系列對立統一的概念。老子認為“反者道之動”，一切事物都是向相反方向轉化的。他舉出的諸如“物壯則老”，“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說明事物都會向它們的對立面轉化。
《道德經》有云：持而盈之，不如其己。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手裡拿滿東西，就不要再拿了；鋒芒畢露的狀態，是無法長久維持的；就算有滿屋的金玉，守不住也是枉然；因為富貴而驕縱起來，就是自埋禍根。人一旦有所成功，就得知足。懂得功成身退，就把握了自然的法則。
在老子眼中，”盈、銳、滿、驕“等都是走向了事物的極致，物極必反，泰極否來。
老子這種辯證地看問題的智慧對後世的很多名人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遵循“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這一道家思想的典範就是范蠡。
范蠡輔佐勾踐消滅吳國，一雪會稽之恥。功成名就之後急流勇退，化名為鴟夷子皮，遨遊於七十二峰之間。他三次經商成鉅富，曾感嘆道：“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於是三散家財，後定居於陶丘，自號陶朱公。世人譽之:"忠以為國;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范蠡給自己取名鴟夷子皮，這個名字的原義為是牛皮做的酒囊，用時可盛酒，不用時可摺疊，蘊含著能屈能伸之意。這正是范蠡歷經世事之後一種超脫之境界的體現。
《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也是一個道家人物。你看他離開自己的草堂時，囑咐自己的弟弟諸葛均曰：”吾受劉皇叔三顧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於此，勿得荒蕪田畝。待我功成之日，即當歸隱。“遺憾的是，諸葛亮”出師未捷身先死“，所以他的歸隱也只能是他的一種道家式的理想罷了。
清朝的曾國藩以漢人將領的身份平定了太平天國運動。他深知盛衰無常，弓不可拉滿，勢不可使盡，所以盛時欲作衰時想，上場欲作退場思。他說：”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有孤虛，地闕東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為避免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命運轉而信奉老莊思想。在攻陷天京之後，曾國藩便立即遣散湘軍， 並做好了功成身退的打算，以消除清政府的猜忌。
在我們漫長的歷史中，還有一些人物，他們才能卓著，位極人臣，無論在當世，還是後世，都受人仰慕。但由於沒有領會老子”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這種思想的精髓，終不能保全自己。
韓信，西漢開國功臣，中國歷史上傑出軍事家。作為統帥，他擒魏、取代、破趙、脅燕、東擊齊，南滅楚垓下，迫使項羽自刎。漢朝建立後被解除兵權，徙為楚王。後被人告發謀反，貶為淮陰侯。呂后與相國蕭何合謀，將其斬於鍾室，夷其三族。劉邦評價韓信“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功高無二，略不世出”是楚漢之時人們對其的評價。
司馬遷對韓信功高震主而被殺這一事件的評價是：“……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商鞅，戰國時代政治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應秦孝公求賢令入秦，說服秦孝公變法圖強。孝公死後，被貴族誣害，車裂而死。在秦國執政十九年，秦國大治。
商鞅57歲時，君主秦孝公病逝。太子嬴駟繼位，即秦惠王。公子虔等人告發商鞅謀反，秦惠王於是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亡至邊關，旅店老闆見他未帶憑證，告訴商鞅他的店留宿無憑證的客人是要治罪的，所以不能讓商鞅住店。商鞅仰天長嘯，悲嘆自己作法自斃。商鞅逃跑到魏國去，魏國人把商鞅抓了起來，送回秦國。商鞅回秦國後，逃回封地商邑，秦惠文王派兵攻打，商鞅戰亡， 其屍身被處以車裂後示眾。
毛澤東評價商鞅：“可以稱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徹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僅限於當時，更影響了中國數千年。”
一個如此傑出的改革家，最後的結局令人唏噓。如果她能夠在秦孝公病逝時功成名遂身退，也許結局就不會那樣慘烈了！
讓我們切記老子的智慧,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夫月滿則虧， 物盛則衰， 天地之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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