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视察上海时在驻地观看浦东开发区模型
本刊记者 余玮
长江巨龙般奔向太平洋，“龙头”入海处向南垂下一条“龙须”——黄浦江，将大上海分割成浦西、浦东。
曾经阡陌纵横、芦苇摇曳的农田成为高楼林立的城区，曾经背负着“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浦东已经是中国经济产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浦东以实干为笔，书写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段传奇；以创新为墨，成就浦东奇迹最生动的注脚。制度在这里突破，方法在这里创新，纪录在这里改写，经验在这里成型。从地方战略构想到国家重大战略决策，浦东的开发开放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添上“点睛”之笔，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一个熠熠生辉的地标。
徜徉浦东，看磁悬浮的速度，看环球金融中心的高度，看金融机构林立的密度……浦东犹如一幅徐徐打开的长卷，让人观之不尽。浦东已是世界的浦东！
上世纪90年代初的浦东
被推向改革发展与对外开放的最前沿
浦东位于黄浦江和长江入海口的交汇处，因位于黄浦江东岸而得名。浦东和浦西一江之隔，但在开发开放之前，浦东主要是大片的农田，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和浦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早在1918年，面对这片荒土，孙中山就曾感慨：“如果浦东发展到浦西的水平，那中国就不得了了！”在《建国方略》中，孙中山还描述了在浦东建设一个“东方大港”的设想。然而，这一设想当时并未成真。新中国第一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也表示了同样的期待：“浦东是一块处女地！”
从1960年起，在各省区市GDP榜单上，上海高居榜首20年。随着改革洪波涌起，全国争先恐后，身为计划经济重镇的上海负担沉重，只能坐视兄弟地区赶超。1980年至1990年，上海在GDP榜单上不断下滑，直至跌出前十……
从“前锋”到“后卫”的滋味不好受。身为长江“龙头”的上海落寞，长三角乃至长江沿线束缚不前，沿海开放由南而北，上海岂能“断点”？对上海来说，急需开辟一个新的城市功能区，建设“新上海”，减压“老上海”。
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按照“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方针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这年5月3日下午，“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和“上海市浦东规划设计研究院”在浦东大道141号挂牌。成百上千的浦东居民像过节一般，围拢在浦东大道141号门口，争看挂牌仪式。一位老人激动地说：“浦东这下有希望了，有希望了！”
时任浦东开发办公室副主任沙麟回忆说：“离挂牌还有一点时间，朱镕基同志就开了个短会。由于办公楼是由浦东文化馆的一幢两层的旧式楼房改造的，下层是仓库，阴暗、潮湿，散发着阵阵霉味。为了‘遮丑’，我们就把下层过道用一块门板挡住。朱镕基同志看到门板很奇怪，就问我里面是什么，我说是杂物，霉味太重，所以要挡一挡。朱镕基同志推开门板向里面看了一眼，指着黑洞洞的过道说：‘不要用门板挡住过道，要让来开发办的人看一看，我们浦东开发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开始的。’”
对于浦东的开发，早在1984年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和上海市政府就已经共同制订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第一次提出“创造条件开发浦东，筹划新区建设”。1986年4月，在时任上海市市长江泽民主持下，上海市政府提出了开发浦东的初步方案，并向中央上报了《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1987年7月，由各国专家组成的开发浦东联合咨询小组开始对浦东专题进行了研究；一个月后，《浦东新区规划纲要（草案）》由上海市规划局编制完成；1989年2月，上海市政府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开发浦东的报告》。
邓小平在发展浦东的决策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到沪，听取了上海市委和老同志的意见后，明确提出“开发浦东、开放浦东”的设想。在上海过完春节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向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语重心长地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我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3月3日，他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又指出：“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他还特意请国务院总理李鹏负责抓一下浦东的开发和上海的发展问题。
1991年春，邓小平又一次来到了上海。2月15日，大年初一，在上海市党政领导团拜活动即将结束的时候，邓小平出人意料地对上海一干领导讲话，“你们要抓住20世纪最后的机遇，抓住本世纪的尾巴，加快发展”。
三天后，邓小平来到新落成的上海最高建筑——新锦江饭店41层旋转餐厅，与上海市负责人察看了浦东开发区的地图和模型，感慨道：“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
1991年春节邓小平就上海发展的这两次讲话，不但极大地鼓舞了上海决策层，更坚定了整个中国继续深入改革开放的决心。
1992年，邓小平南下视察深圳、珠海等地，沿路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改革开放的重要讲话，在视察深圳和珠海特区并确认特区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果后，1月31日邓小平乘专列抵达上海。邓小平对上海工作，寄予厚望，赋以重任，语重心长地告诫说：“90年代的机遇不能再错过，这是你们上海最后一次机遇了。现在浦东的开发只能进不能退，而且也没有退路，浦东开发是晚了，这是件坏事，但也是好事。你们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高一点，后来居上，我相信这一点。”
在邓小平的强力推动下，浦东开发从上海地方的愿望和设想上升为国家战略。就在这年10月11日，中央正式批准设立浦东新区，并在浦东启动了一系列大型开发建设项目。
10月中旬，中共十四大召开。大会进一步确立了上海“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国家战略地位，即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把上海建设成为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从而带动长江经济带实现跨越式发展。
1990年浦东确定大开发时，黄浦江上还没有一座桥梁，连通两岸的唯一交通方式是轮渡。浦东在当时上海人心中是落后的代名词，浦东人去浦西则习惯叫作到“上海”去。在浦东居住了60多年的一位老人回忆：“那时候‘去上海’只能到东昌路或公平路渡口乘摆渡船，遇到恶劣天气渡轮停运，过江上班的人只能望江兴叹。”一声开发开放的号角，打破了浦东发展的“天堑”。
浦东落子，满盘皆活。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的浦东，在一片阡陌纵横的农田上建起了一座功能集聚、要素齐全的现代化新城。自此，上海的位置从“后卫”一下子跃升为“前锋”。今天的浦东，以占上海市1/5的面积、1/4的人口贡献了1/3的经济总量，成为上海经济的增长极和发动机。
长高了的美丽浦东
制度创新成为这里最鲜明的标识
浦东有过困惑。当政策红利、资源红利、劳动力红利渐渐释放，后劲何在？开放之风劲吹，暴露很多和国际通行规则不适应、不对接的短板，怎么办？
浦东新区的思路是，浦东先行先试，不是“闯红灯”，是要创设一套“新的信号灯系统”，更注重“局部突破”和“首创精神”。
从一开始，开发浦东就承担着改革开放“升级版”的重任，如何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成为重点突破口。资源配置方式高度市场化，要求浦东必须改变过去以行政命令为主的管理模式，蹚出一条“放管服”的新路径。作为中国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上海开放包容、敢闯敢试的精神，让浦东在推进“放管服”改革中，有了不走寻常路的勇气。第一次海外招才、第一批聘任制公务员、第一个单独设立的知识产权局、第一个尝试土地实转资金空转的土地开发模式、第一家合作办学项目……这么多年来，浦东创造了无数个第一。
“请您来找茬”，这样的政府服务你见过吗？在上海浦东新区企业服务中心大厅就设有专门的“找茬窗口”。这意味着政府不再以管理者自居，同时也体现了政府找市场、找市民“拜师求艺”的心态。这是浦东“放管服”改革的新实践。在开辟线上线下“请您来找茬儿”意见征询通道的基础上，服务中心聘请了“啄木鸟”专员，让群众一起来评判政务服务“流程顺不顺、效率高不高、服务好不好、手续繁不繁”，并全面建成“统一受理、整体服务”的企业办事“一张网”，涉企事项全覆盖，其中“不见面审批”达到53%，“只跑一次”达到47%，实际办理时间比法定时限压缩85%，彰显了“浦东速度”。“刀刃向内”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服务型政府构建举措，切实实现了跨层级、跨部门、跨行业协同联动，形成改革合力，并速见成效。
“浦东发展的意义在于窗口作用、示范意义，在于敢闯敢试、先行先试，在于排头兵的作用。”2010年，习近平在浦东调研如是说。当“发展起来的问题”日益尖锐繁复，中国再度走到改革攻坚时刻，继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之后，中央又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担首先交给上海，交给浦东。习近平寄望：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突破口，全力深化改革攻坚。
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宣布成立。很多人并未意识到，这个位于浦东面积仅28.78平方公里的地方，布下了中国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着先手棋：以开放倒逼改革、以制度创新倒逼深化改革的重要试验田，平静开犁。一家美国财经网站一语道破：“与邓小平当初建立经济特区类似，上海自贸区的试验不仅是一次政策改革信号，还将为接下来的改革提供方向。”的确，这进一步彰显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试验田的作用，亮明中国向世界全方位开放的鲜明态度。
浦东脱胎换骨，“制度创新”成为最鲜明的烙印。在浦东，共和国有史以来第一份投资管理领域的负面清单问世，形成与国际通行规则一致的市场准入方式。这份负面清单逐年变短，2013版190项、2014版139项、2015版122项、2017版95项、2018版45项……这是上海自贸区试验田里栽下的第一棵志在“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苗，是自贸试验区“龙头性和根本性制度”，是与国际规则体系相衔接迈出的一大步。
国际化的贸易监管制度和投资管理制度，让浦东成为了全国投资环境最具国际范儿的地区，也为浦东发展按下了快进键。落地企业中涌现出一批首创性项目：中国第一家专业再保险经纪公司、第一家外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第一家外商独资游艇设计公司、第一家外商独资医疗机构、第一家外商独资工程设计公司、第一家执行国际食品安全标准的外商独资认证公司……
2015年12月22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在上海浦东新区率先开展“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将116项行政审批事项通过取消审批、审批改备案、实施告知承诺等方式，降低市场准入门槛。2017年底，浦东又以全面覆盖为目标，将548项企业市场准入审批事项纳入“证照分离”改革范围，进一步减少企业办理证照时间，降低准入成本。这里，在全国率先推进“六个双”政府综合监管机制，即“双告知、双反馈、双跟踪”证照衔接机制和“双随机、双评估、双公示”的监管协同机制。
从当年四张桌子几条板凳搭起浦东开发办，到一次次自我革新、出台一批又一批能叫得响、立得住、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这块改革“试验田”迅速成为人才聚集的高地和投资者创新创业的热土。
七律《浦东》（刘晓 诗 徐宜胜 书）
在地球仪旁思考“奇迹”背后的精神
邓小平曾说：“深圳是面对香港的，珠海是面对澳门的，厦门是面对台湾的。浦东就不一样了，浦东面对的是太平洋，是欧美，是全世界！”向海而生，通江连海，江海交融。浦东开发开放，走的是一条面向世界、扩大开放之路。
用经济学家的话说，改革开放之初经济特区的设立是中国迈向经济开放实验性的一小步，浦东开发则是将中国经济推向深入的战略性创举。上世纪80年代，深圳蛇口一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为深圳崛起增添了无穷的思想动力。90年代，上海浦东新区第一任管委会主任赵启正当年为浦东创作的一句“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浦东开发”标语，提醒着浦东站在世界潮头。
向海而兴，背海而衰，这是历史的昭示。作为明清时期江海门户，上海曾是被列强从海上撕开裂口的屈辱之地。改革开放后飞速振兴的浦东，没有忘记这块历史的伤疤。
开发初期的浦东一度饱受西方国家质疑。1993年，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来上海，他嘲讽，浦东开发计划可能是一个“波将金村”——世界闻名的做表面文章和弄虚作假的代号。浦东的命运之变，打破了这样的“预言”，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内在优势。弗里德曼的传记作者兰尼·艾本斯坦说：“我认为，弗里德曼当时的（对上海的）看法可能是错的。如果他还健在，那他会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上海，包括整个中国，都证明了市场力量的强大。”浦东奇迹，不仅高度凝练地勾勒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更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的巨大勇气和统筹改革开放伟大进程的政治胸襟。
当年的一张白纸，如今已色彩斑斓。浦东这片热土，注定要承载上海乃至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使命。作为重大改革试点任务的主战场和承载区，浦东敢为人先、善为人先——率先建立国家级要素市场，率先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制改革，率先推进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诞生了我国第一个保税区、第一个金融贸易区、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史诗般的巨变，源于拓荒者们永不停步的追赶和超越，源于改革者们大胆试、大胆闯的勇气和魄力，源于梦想家们脚踏实地的奋斗和实践。
如果把中国东部沿海比作一张弓、长江比作一支箭，那么处在弓箭交叉的“箭镞”就是浦东。开发开放浦东，就是拉开东部蜿蜒海岸线的强弓，扣发长江流域的利箭，面向太平洋，面向世界，将中国改革开放推向新的境界。浦东，曾经的荒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呼吸着太平洋的清风，敞开更加宽广的胸怀，迸发出对全世界的热情，奋楫扬帆朝世界出发。浦东发展，如果说以前是面向太平洋，那么现在则正融入太平洋，走向深蓝！
浦东是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浦东经济总量从1990年的60亿元跃升到2017年的9651亿元，财政总收入从开发之初1993年的11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3938亿元，增长了357倍，见证了中国经济一路上扬的奇迹。浦东新区用亮眼的变化书写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绩单！
420.5米高的金茂大厦，492米高的环球金融中心，632米高的上海中心。站在黄浦江畔的外滩眺望过去，浦东陆家嘴区域的三幢摩天大楼，勾勒出优美的城市天际线。比物理高度更受人关注的，是浦东开发开放以来一直以探索者的姿态勇立潮头，把握一次又一次改革机遇，创造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滚滚流淌的黄浦江，见证着浦东的沧桑巨变。走进浦东新区，感受浦东发展的高度、速度、水平和质量，自信的笑容浮现在每一个浦东人的脸上。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浦东一步一个脚印，从一片农田成为“东方曼哈顿”，从改革开放的“窗口”成为攻坚破冰的“试验田”。未来，这个改革开放的“排头兵”重任在肩，仍在加速，在黄浦江畔续写浪奔浪流，向全世界展现锐意进取、敢闯敢试的“浦东精神”！
中华儿女
家国天下，民族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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