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汝窯天青釉橢圓形水仙盆”(下稱“個人藏品”)與“北宋汝窯青瓷天青釉橢圓無紋水仙盤”(下稱“臺北藏品”)，應為同一時期(北宋徽宗朝的官窯)產品，它們既有不相同之處，也有相同之處的不相同的效果。不相同之處，“臺北藏品”是“無紋水仙盤”，“個人藏品”是“有紋水仙盤”。而相同之處的不相同的效果是，二者都篆刻有“銘文”，“臺北藏品”篆刻的是乾隆皇御題詩，藏品徵，集182,187,110-67“個人藏品”篆刻的是令人猜疑的所謂“銘文”。前者為後人鑑賞和鑑定起重要作用，同時對本文鑑賞“個人藏品”將得到很好的借鑑和比照作用。 而後者的所謂“銘文”使人猜疑，可能還會產生一些不良的效果。所以，我們今天對“個人藏品”的鑑賞，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只是對瓷器本身的鑑賞(撂開“底款”和“銘文”不談)，並抱著挽救和挽留的心態將其承傳下來，總比撿到一塊汝窯瓷片強得多，這才達到其預期目的。若是被那些所謂“底款”和“銘文”的干擾，並且橫加指責，說得其一文錢不值，最後只好把它推進垃圾堆裡，這對古瓷的保護、研究和鑑賞是毫無意義的。況且在全國範圍內屬於此類型的藏品並不多見，十分珍稀。
“北宋汝窯天青釉橢圓形水仙盤”高7.0釐米，深4.4釐米，口徑25.5×15.2釐米，內底徑23.5×13.5釐米，重685克。該器型侈口、深壁、平底、四雲頭形足，四周之壁胎薄，底足較厚，通體薄施天青秞，有開片，裹足支燒。底部有六個支釘痕，呈芝麻狀，灰白色胎。 一眼看去，一件“雨過天晴雲破處”的釉色的器物展現在眼前，使人們有著十分清爽感覺。因其本身篆刻著一些所謂的“底款”和“銘文”(以下簡稱“附加物”)，而使人產生諸多猜疑。
主體圖
該器，從器型、工藝以及胎釉(圖2)等幾方面的質量(以下簡稱“質量”)情況看，屬北宋汝窯產品無疑。而進一步可看到那些所謂“附加物”，很不理解，與原物並不匹配。北宋的產品，什麼又篆刻西夏的所謂“底款”(“壽昌五年”)(圖3)？之後又篆刻上南宋的所謂“銘文”(邵局傲東京 官窯因得名 兼偶同卦列 守口匹如城 宋淳熙年御貢)(圖4)，這起不是張冠李戴？無法說得清楚。
筆者認為，當前對‘個人藏品’的看法，應從兩個方面去研究和鑑賞：
一、主要是解決整個器物的“質量”問題。所以，從整體上說，首先認定，‘個人藏品’是否是真品，而不是去追究“附加物”的成因問題。說明白一點，要解決其“質量”問題，也必須首先把“附加物”撂下， 避而不談，細緻而準確地審查其“質量”的情況，使其露出“廬山”真面目，這才是收藏者對藏品要求和目的。如果被那些“附加物”所掩蓋、糾纏，而放棄對“質量”方面的鑑賞與研究，勢必出現偏差，走進死衚衕，甚至會有人指責——臭過死老鼠，往垃圾堆裡一扔，就算完了事，這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而解決問題的辦法是，人們只能通過認真、細緻地針對其“質量”方面的鑑賞與研究，若所得的結論，能說明其確實是地地道道的真品，而對於那些“附加物”，因擦不去，洗不淨(令人深思)，只能說是因此而使其致殘，既不影響其器型的完整性，也不影響斷代，這才是對古瓷的保護、珍惜和鑑賞的客觀態度。古人說“十古九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二、不能苟且了事，應慎之又慎。前面己經提到，從“質量”上看其確實是地地道道的真品，若有人認為，因“附加物”所掩蓋、糾纏，有礙於美觀，不分青紅皂白，把它往垃圾堆裡扔，這一舉動不可取，因為這些“附加物”是在器物燒成後，再加上去的，與“質量”毫無關聯。可以退一步說，如果十分討厭這些“附加物”，倘若是把它打破而取其瓷片(不能粘連絲毫“附加物”)，你能說這瓷片是假的？這是不可能的。這樣做能挽回一片真品汝窯瓷片，這就勝過把整器往垃圾堆裡扔，全落空，等等這些都不可取，不能苟且了事，應慎之又慎。
在瓷器上篆刻銘文，時有發生，有時也並非壞事。據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有關資料報道，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品，編號為“故瓷017851”的“北宋汝窯青瓷天青釉橢圓無紋水仙盤”為北宋徽宗朝的官窯，以天青釉色著稱於世。底刻清乾隆題詩，是精品中的精品。汝窯傳世作品不多，據考證此種無冰裂紋開片之傳世汝窯僅存一件。可見對這個“僅存一件”的器物，如果沒有乾隆御題詩，恐怕誰也不敢於下定論為真品汝窯？因此說，在瓷器上篆刻銘文不但不會毀容，相反，還能通過這些銘文而提高其知名度，對後人的鑑定和鑑賞提供了重要依據。這是在兩件相同類型的器物上，篆刻不同的“銘文”，而產生不同的後果。
從主體圖中，在還沒有看到任何“附加物”之前，感到十分清爽，一個“雨過天晴雲破處”的景色展現在眼前。
胎、秞
底部的支釘痕，呈現芝麻狀，並顯露出灰白色胎體。秞層柔嫩、溫潤，顯現北宋制瓷工藝。
底部及底款圖
從底部圖中，可看清底部有六個支釘痕和四雲頭形足。至於所謂底款“壽昌五年”從何而來，令人猜疑。因此，筆者曾作過這樣的設想，此器是北宋產品無疑，但產品出生產來後，通過各種流通、交流渠道，曾到過西夏，因西夏當時生產水平比較落後，無法生產此類產品，又因此器十分珍稀，便篆刻上了西夏自己的年號——“壽昌五年”(1099 己卯年，也就是宋徵宗在位前兩年)，文中說到，與“臺北藏品”應為同一時期(北宋徽宗朝的官窯)產品。這是說同一時期而已，並不是說同一個年份。
內底及銘文
原是北宋汝窯產品，曾落戶過西夏，久而久之，再過70—80年後，又轉回到南宋人手裡。因為到了南宋時期，因諸多原因，南宋再無法生產此類產品，而此類產品當時己十分珍稀、名貴，甚至在南宋宮廷可能己經失傳，為了挽回某一些不應有的損失。因此，時任南宋杭州官窯器監督官的邵成章，號稱邵局，便在此器內底篆刻一首五言詩，詩曰：“邵局傲東京 官窯因得名 兼偶同卦列 守口匹如城 宋淳熙年御貢”。作為貢品送進宮廷。此器所經的歷程是多麼曲折而複雜，曾幾經周折，暢遊祖國南北，為尋找新的主人，也曾流落過街頭，終於有所歸屬。正是：“昔日皇家珍稀物，今藏尋常百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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