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公望崇尚道家，宗教对其艺术创作有什么影响？
由于元初道家思想发展迅速，“全真道”几遍及全国。同时隐逸之风又盛极一时；甚至有的大官僚地主附庸风雅，愿意献出土地园林，供隐士们吟诗作画之所。庄子“终身不仕、以快吾志”之说，在那时知识分子中风靡一时。
在元代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道教成为当时规模和势力最大的宗教派别。据考证，大约有三十万男女加入道教。“全真道”是当时道教的宗教流派，创始时间大约是大定七年（1167），刚开始只是一群淡泊名利、避世纷争的汉人集结组织的。当时的“全真道”创始人是王重阳，在元代初期道教曾遭受到佛教的排斥和打击，由于他的徒弟丘处机受到成吉思汗的重用，进而“全真道”有了空前发展的机会，迅速在全国空前发展壮大起来了。入行为道便可无需缴纳赋税和免去服兵役，不需要剃光头，还能够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享受到正常人的生活；道长都有一定的势力和声誉，与朝廷的官员同等级别。因此，在当时社会中便产生了“海内名士，寺据者十八九，富埒王侯”，一种独特的群体。还有一部分没有脱俗富豪地主以入道之名将田园纳入道教，用道教的外衣来进行着买卖交易，这些人也和这些道徒有着密切的往来，当时，倪昭奎算是经济实力雄踞一方的富豪，他还是朝廷“特赐真人号”的全真教道，属于典型的富豪地主入道的典型代表人物。
后来，黄公望也加入新道教，应该说是和杨维桢、张雨、方从义、倪瓒诸人的参加出于同一目的”。在黄公望这些好友中间，杨维桢从二十八岁开始，考取进士以后就始终在朝廷当官数年；倪瓒是当时江浙一带大富豪之一；张雨在道教中担任主持多年，拥有田园地产，算是富庶的地主阶层；到后来的方从义，他是张天师的门下弟子，当时张天师在江南的道教中心龙虎山占山为豪霸，他“多情纵欲，广设田园，攀附权贵，算是江南出名的豪霸之一”。方从义江南一带相识了很多权贵富豪，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也不是平庸之辈。还有当时道教中影响力很大的领袖人物，比如：张三丰、莫起炎、冷谦等。他们这些人后来虽然都加入了道教，但是入教的动机和个人经历各不相同。黄公望却是由于和贪官往来有染而身陷囹圄之中，等他后来出狱以后，再想入仕为官的艰难和元末动乱的社会背景下，让他看破了红尘、淡薄了名利。由于自身的博学多艺又不甘心在社会中被淹没才华，所以他便选择了加入了当时社会地位较高的一个阶层——道教。由此可见，黄公望加入道教不是简单的为了逃避社会的现实，而是选择了另外一种人生道路。
黄公望在文学艺术创作上，受了这个潮流影响，也是至深且巨的。他虽然出生于宋代，但实际上是元朝的臣民。少年时代，他并不想以画家终其身，乃是希望干一番大事业。他中年从吏，年近五十非但未能升官，反而下狱，一生大势已去，大志也就彻底破灭。出狱后，心情极端苦闷，他的朋友都说他“通三教”。“遂弃人间事，易姓名为苦行净竖，又号大痴翁”。从此以后便加入道教，拜了金月岩门下，游走于江南各个道观进行道行的传播和参加道教活动。这种宗教式的修炼对画家是很大影响的。云游，对于画家来说，无疑是最必需也是最好的涵养，所以，黄公望居无定所。打坐、降心、炼性,使人虚静凝神，要孤、画要静，这是古代文人画家在精神上所紧要的修炼，他对画家风格的影响甚大。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看出，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绘画心境和创作过程，不是一个单纯的美学过程，也不是片面的政治社会背景情绪化的反映，而是在他本人经验的积累、转化、深化的过程中，融合了宗教式的艺术探究。最终指向意境，在士阶层个体自觉与整体被动的特定环境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和深化，可将这种意境概括为：一种具有宗教深情的全新创作形式——内境山水。虽然黄公望未能得到明清以来画史上的完全认同，还讥讽他是为了消除画史纵横习气，但明清的画家认为的这种所谓的“习气”，却活生生反映了文人画在当时遭遇时代的结构秩序约束和民族的危亡下自我调适的真实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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