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0月，孫中山先生在上海發表演講，向人們介紹一本書，名叫《進步與貧困》 ，作者是美國人亨利·喬治，中山說：“其意以為世界愈文明，人類愈貧困，著於經濟學分配之不當，主張土地公有。”如果說馬克思是從資本的方面來揭露社會越進步、勞動者越貧困的事實，那麼亨利·喬治是從土地的角度來揭露同一個問題的。
亨利·喬治（1839-1897）
為什麼貧困依然如故？
從文明進步的角度來說，隨著人口的增加、交易的擴大、科技的進步、制度的完善以及教育的普及等，都應當視為人類物質力量的壯大，能讓人免於生計的苦惱，比古人少受凍捱餓才是。如果杜甫看到現代高樓林立的城市，肯定相信“大庇天下寒士”已經“俱歡顏”了；如果孟子看到商場裡堆積如山的食品，也會認為“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的仁政時代已經到來了。
然而，作為現代社會的普通勞動者，我們被8小時的基本工作日擠佔了大部分時間，深深的感受到生存不易、工資微薄和物價高昂的艱辛生活——我們切身感受到亨利·喬治所說的“儘管生產能力提高，工資卻不斷地趨向只能勉強生活的最低點”的現實。
在社會生產大踏步前進的時候，我們卻發現貧困沒有被根除、匱乏依舊存在，而我們拼命勞動所得到的的工資始終沒有趕上生活必需品價格的漲幅。我們發現，會開播種機的農民，他的生產率肯定比古代的農奴要高几十倍，然而農奴的勞動僅足夠維生，現代的農民的收入卻也是如此。
為什麼勞動變得越來越單調？
生活在野蠻部落中的人，儘管勞動產量極小，但每個人都有著獨立生活的能力。他能夠自己建造住所、伐木鑿舟，可以自己製作衣服、修造武器，他們熟知各類花草樹木的品種，瞭解飛禽走獸的習性，可以根據自然現象來預測天氣、辨別方位——即使是離群索居，仍能夠獨立生存下去。
跟野蠻人相比，現代社會的普通勞動者卻沒有這種全面的能力。他從大學起就確定了自己的專業，並且根據專業來選擇職位，他的一生只生產一種或幾種東西，而且常常是整體產品的一小部分。更糟糕的是：他所生產的東西往往不是他所直接需要的。
例如麵包師傅生產麵包是為了獲取貨幣以購買衣服，裁縫裁剪衣服只是為了獲取貨幣以購買杯子，而製陶匠製作杯子卻是為了獲取貨幣以購買麵包。更有一些人，他們的勞動所生產的東西除了獲取貨幣之外，對自己的生存並沒有什麼價值 ，例如程序員不能食用自己編輯出來的代碼，作家不能飲用自己寫出的文字等等。我們被迫做比野蠻人更嚴密、更耗時間的工作，但我們的工作不能直接滿足於自己，我們被納入一個巨大的生存和消費鏈中的某一環節，無法脫身。
現代社會，普通勞動者已經喪失了獨立生存的能力，而是依賴於整個社會的分工，被社會界定在某個狹窄的領域，像螺絲釘一樣服務於整體。我們當然不是野蠻人的咱們者，但我相信，對於一個在溫飽線上掙扎，還得沒日沒夜加班的勞動者來說，他有時候難免也會羨慕古代能夠守著一畝三分地的農民。因為，普通勞動者雖然身處文明社會，卻衣食無著，遭受跟野蠻人一樣匱乏的痛苦，但野蠻人相比於他來說，起碼還有自己的土地，不用為了還房貸而喪失個人自由。現代人的視野確實隨著通信工具而開闊了，但大部分人所看到的都是享受不到的幸福罷了。
電影《摩登時代》
財富都去哪了？
我們知道，一線城市的工資要比其他地方高，那裡聚集了大量的資本和勞動力，並生產出遍地的財富。但是勞動者收入就像能量守恆一樣，在這裡獲得的必然會在另一個地方轉化掉，高工資必然要被高房價和高物價給抵消。從淨收入來看，一線城市普通勞動者的收入跟二三線並無太大的區別，大家仍然都是勉強的生活著。很明顯，發展的成果被人給截走了！
就拿深圳來說，在40年前這裡是個漁村，40年後的今天它的財富已經增長了數千萬倍，土地價格更是飆升得令人瞠目結舌。然而，40年前深圳的漁民勉強維持著生存，40年後的深漂一族也僅僅是馬虎的活著罷了。那些增加的財富已經被一批人給截走了，而且永遠攔截著。
我們都知道，如果你在城市中有一塊地產，那麼隨著社會的發展，城市的擴大，土地的價格也會跟著上漲。這時你就可以把房子租出去，收取高價的房租，剝奪深漂族的收入，寄生在他們的勞動之上，讓他們的勞動來養活你。地價的每一次提高，都給你漲租的機會。就像糖價提高誘使奴隸主加重奴隸的勞動一樣，城市的發展成果一直都歸不勞而食的房東所有，而真正的勞動者只是在生存線上掙扎、等待機會而已。
這就是亨利·喬治認為進步反而導致貧困的原因，即“與生產能力提高的同時，地租趨向更大的提高，因而產生迫使工資下降的不斷趨勢。”
為什麼工資跑不贏物價？
土地、資本對於勞動來說是必需的，但它們屬於私人所有。沒有產品，銷售員就沒法進行推銷勞動；沒有廠房，工人無法從事生產；沒有食料，廚師怎麼能夠烹飪？沒有舞臺，藝人又能夠去哪裡表演呢？而在所有的生產資料中，
土地是最基本的一種，是勞動的必要之物，試問沒有辦公場所，我們怎麼上班？因此，佔有進行勞動所必需的土地就佔有了使勞動僅夠維持之外的全部果實。對於老闆來說，你的勞動僅僅是他預付出去的可變成本，當他把工資結算給你時，產品的價值與利潤就與你無關了。顯而易見，房地產火爆的時候，建築工人的工資也並沒有成倍的增長；房地產冷清的時候，工資也沒跌破生存線，它一直在一個不大的區間裡波動——勞動產品、利潤從來就是跟勞動者無關的。所謂的績效工資，亦不過是老闆用來騙你接受常年加班的手段而已。
決定工資高低的並非產品的利潤，而是勞動力的價值及勞動力市場的供需關係。勞動力的價值表現為維持勞動者能夠生存並養育後代的生活必需品的價值，在勞動力供給豐富的時候，工資就會跌到生存線以下；在供給缺乏的時候，又會上升到生存線以上；不過更多的時候是持平——勞者僅足以生存！
利潤總是隨著社會生產的進步而增多，可工資卻只是緩慢的爬升，因此工資永遠也無法跑贏物價。
私有制的不公正
我們都知道，促進城市發展的是勞動者，而不是擁有房子的房東。房屋價值上漲是城市發展的成果，應由勞動者來分享，結果卻被房東給竊取了，而且永久的竊取著——這是私有制造成的不公正。
首先，土地私有制是絕對的不公正，因為所有權來源於勞動。如果某一物品是我通過勞動創造出來的，那麼我就有權享有它或毀滅它。但土地並不是我生產出來的，而且任何人也生產不出土地。對於土地私有者們來說，他們的土地要麼是霸佔來的，要麼是從祖先那繼承來的，而他們的祖先在最初的時候也必然是通過強力來霸佔土地，但是強力不會產生權利，更不會產生對某物永久佔有的權利。因此，土地私有在開始的時候就是不公正的，而且在傳承下去的時候依然保持著這種不公正。
其次，改良土地所帶來的增值也不該歸私有者所佔有。例如對於我國的房東來說，土地是公共的，而建築在土地上的房屋確實是他的勞動成果，他對房產擁有合法的佔有權。可是，城市發展推動房屋租金的上升，這部分增加的租金價值難道就該全部歸他所有嗎？
須知，隨著城市的發展，時間的推移，不斷老化並陳舊的房屋是在貶值而不是在增值，租金之所以上漲是因為房屋下面的土地實現了增值，而不是房屋本身在貶值。土地既然是公有的，那麼土地所增加的價值自然應該歸公眾來分享，它怎麼變成了房屋的租金由房東來獨自侵佔了呢？——也就是說：實際上房東竊取了社會發展的成果，竊取了土地所增加的價值。
所以，真正公正的社會應該是剝奪房東因土地價格上漲而增加房租的權利。而且，還要要求房東因他的房子佔有增值土地而繳納更多的房產稅。這樣，城市發展所增加的土地價值不在房東中分配，而在全社會中分配，而且房東需要繳納更多的房產稅給社會，並且隨著房屋的老化而降低租金，把從勞動者身上剝奪的非法收入還給勞動者。
這便是亨利·喬治的單一稅理論，同時在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中，變成了“節制資本 ”的內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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