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锦」产业转型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居民劳动收入持续提高；在这一过程中大规模的低技能劳动力供给强化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也为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发挥这种比较优势同时带来我国产业和就业机会向低技能劳动密集型倾斜发展，低收入岗位被更多地创造出来，阻碍了我国劳动收入水平的整体提高，也势必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近年来各行业自身的收入增长趋势都有所放缓，而产业转型对收入增长的贡献作用开始加强，这既有原有比较优势逐步减弱、引致产业结构被动调整的影响，也有政府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政策、主动完善产业结构所取得的成绩。我国经济增长已经整体进入新常态阶段，经济增速放缓，然而未来一个时期，产业转型对收入增长的贡献作用成为我国居民收入整体增长趋势中的一抹亮色，且结构性调整的方向有利于低收入群体收入更快增长，这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阶段对于可持续发展和劳动收入进一步提高具有关键意义。劳动收入增长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整体提高，这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产业转型已经成为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我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一个高增长的阶段，这一过程中收入差距不断提高（Ahmadand Wang, 1990

一、文献回顾

产业结构调整对收入增长有着重要影响，很多经典文献关注了一产向二产结构调整过程中的收入变化。刘易斯（Lewis,1954）^[[vii]]和哈里斯和托达罗（Harrisand Todaro, 1970）^[[viii]]早在上世纪中期就指出了这种作用。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由于生产资料在两部门间的分布差异，劳动者在劳动报酬差距的驱动下从农业向工业发生部门间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收入的提高，两部门间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库兹涅茨（1985）^[[ix]]和钱纳里等（1988）^[[x]]认为生产要素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经济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发展。李稻葵等（2009）^[[xi]]在研究劳动收入份额时强调，由于劳动力跨部门转移的摩擦力大于资本，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部门转移时其劳动报酬低于边际产出，而资本恰恰相反，这使得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劳动收入份额会出现U型变化，资本从中不断积累。然而，虽然农业向工业部门的转型会带来部门间收入差距的改善和经济的发展，工业部门成为主要就业部门并不必然缩小整体收入差距。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制造业特别是东部地区的制造业迅速发展。制造业在地区间发展水平的差距使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从中西部向东部地区大规模迁移，在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实现了就业从农业向工业部门的调整（严善平，2007

近年的研究表明，制造业的扩张并不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减小，技术进步、贸易和国际分工都可能导致制造业内部收入水平分化。哈斯克和斯劳特（Haskel& Slaughter, 2002）^[[xv]]以及查玛巴格瓦拉和沙玛（Chamarbagwala& Sharma, 2011）^[[xvi]]发现，随着制造业技术水平提高，企业会提高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不同技能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异扩大。玛拉尼和尼尔森（Marouani& Nilsson, 2016）

现有文献关于工业向服务业升级的收入分配影响的研究非常少。一些微观研究虽然考察了行业因素对收入差距的贡献作用，但没有特别考察就业结构的产业间调整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原因是在我国前一时期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仍是就业的产业结构变迁的最突出的特点。对于工业向服务业升级，一些研究认为，工业向服务业的过渡使就业机会增多（杨义武等，2017

二、我国就业结构调整和收入变化的统计描述

本文采用中国住户收入调查（CHIPS）数据估算了我国就业的行业（产业）分布，考察的时期是1995、2002、2007和2013年四个时间点。这几个时间点覆盖了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大发展的时期，也覆盖了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国企改革等政策导致的大批职工下岗并在不同部门、行业之间流动再就业的过程，以及近年来人工成本逐渐上升使制造业面临转型压力、就业岗位从工业向服务业转移的早期阶段。从各个时间点上进行非农就业活动的1.6万到2.2万个样本来看，我国第二产业相较于第三产业的就业占比不断下降，从1995年的57.2%下降到2013年的35.3%，而第三产业的就业占比不断提高，从1995年的42.8%上升到2013年的64.7%。这一估计与国际劳工组织（ILO,2017）^[[xxviii]]的估计结果十分接近。第二产业中我国制造业的就业占比下降更为明显，从1995年的44.9%下降到2013年的19.7%，是第二产业就业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第三产业中居民服务业占比在观测期间显著提高，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的就业占比也有小幅增长，反映出生活性服务业在考察时期内的迅速发展；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等生产性服务业也在考察时期内特别是2002到2007年区间迅速扩张；教文体娱卫和社会工作、以及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组织等公共服务部门的规模在考察期内变化不大。

扣除物价因素的影响之后分行业的劳动收入水平和增长情况如表1所示。1995到2013年期间，我国非农就业人员平均年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9.39%。第二产业的收入增长快于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平均年收入在考察期的年均增长率为9.66%，第三产业为8.96%。不同时间段的收入增速有较大差异。1995到2002年年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6.43%，2002到2007年的增长率为14.41%，2007到2013年的增长率有所下降，为8.79%。二三产业的收入增长趋势在不同时期有显著差别。1995到2002年期间两个产业的收入增长都较慢，但第二产业的收入增长明显慢于第三产业，两者之间的年均增长率差距超过3个百分点。这可能与这一时期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进城相关，转移劳动力形成的劳动力供给压制了制造业等部门的工资上涨。2002到2007年期间，我国各行业的收入增幅都超过前一时期，同时我国第二产业的收入增速超过第三产业，年收入增长率超过15%，这一方面反映出工业部门的大发展，另一方面也这可能与2004年我国跨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短缺更明显地影响了第二产业有关（Cai,2016）^[[xxix]]。2007到2013年，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收入增速的下降幅度几乎相等，但是考虑到第三产业收入增速的绝对水平较低，第三产业收入增速的下降较第二产业更为明显。在行业层面，第二产业各行业收入的绝对水平比较相近，收入的增长趋势也较为一致，特别是在2007和2013两个观测年度。与此相比，第三产业各行业收入的绝对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各时期的收入增长趋势也明显不同。金融业的平均年收入在2013年为31397.7元，是第三产业中收入最高的行业；居民服务业的平均年收入在2013年为18296.8元，是第三产业中收入最低的行业。从增长趋势来看，第三产业多数行业的收入在2002到2007年区间增长最快，而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房地产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则在1995到2002年区间收入增长最快；不同时期引领第三行业收入增长的代表性行业明显不同。

三、产业转型和就业结构调整对收入增长的影响

在考虑就业结构变化的情况下分析收入的时期间增长可以采用布朗分解方法（Brownet al.1980）^[[xxx]]。布朗分解最初用以分析职业分割对工资差异的影响，它的优点在于强调就业分布对收入决定的影响，并且认为就业分布本身具有内生性。根据布朗分解方法，我们首先用一个Mincer方程估计各年度劳动力样本的收入决定机制。

这里lnY

其中，P_qt是t时期劳动者在第q

假为t时期劳动者面临与t+1时期的劳动者相同行业结构时处于q行业的比率，则以行业分布基准进一步分解得到

公式（4）的右边解释了劳动收入增长的构成。其中第一部分表示行业内两个时期的劳动者因个体特征差异导致的工资增长，例如控制其他因素后同一行业内的劳动者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使劳动平均收入增长，我们将其称之为收入增长构成的A项。第二部分

考虑到少数行业的就业规模过低，本文将第二产业划分为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删除第三产业中的房地产样本，最终得到9个行业分类，主要的分解结果如表2所示。从年收入对数增长的绝对水平来看，从1995年开始随时间推移收入的增长规模不断扩大，2007至2013年期间年收入的增幅最大。对收入增长进行分解后发现，行业内收入决定机制的变化（B项）在三个考察期间始终都是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因素，反映出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整体改善。这一发现与蔡昉（2017）对劳动生产率进行分解分析的结论一致。时期间对比的结果显示，1995至2002年期间行业内收入决定机制差别带来的收入增长占整体收入增长的147%，2002至2007年期间这一比例进一步上升至174%，而到了2007至2013年期间该比例下降到86%。行业内劳动者特征变化（A项）在前两个考察时段内对收入增长发挥了负的作用。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大批农村劳动力从这一时期开始在本地或外出后从事非农就业工作，使非农就业人员的整体特征变化不利于平均收入的增长，例如2018年我国农民工整体达到2.87亿，其中72.6%的劳动者受教育水平都在初中以下，低技能劳动力的大量供给会明显抑制收入增长。而2007至2013年，A项开始发挥正向作用并且对整体收入增长的贡献达到近14%，体现出我国非农就业人员就业素质的改善。劳动者特征变化导致的行业分布变化在1995至2002年时期拉低了收入增长（C项），这反映出涌入的低技能劳动力多数进入低收入行业，可能使得低收入行业的就业扩张速度相对而言快于高收入行业。2002到2007年这种现象得到显著改善，将其与同时期A项的作用对比可知，这一时期非农就业劳动者特征的变化主要通过抑制行业内收入增长发挥作用，例如低技能劳动力的大量供给会显著抑制制造业工人平均收入提高，就业特征的整体变化仍然使行业分布向促进收入增长的方向发展。这种影响到了2007至2013年时期有所减小，表现为C项在该时期的贡献规模降低、贡献率也减小了。最后，行业的结构性调整导致的收入增长在所有考察时段内都为负。导致这种结果的潜在因素有很多。在行业发展方面，我国低技能劳动力的大量供给促进了资本积累，在这一过程中制造业等行业迅速发展进而创造了更多希望充分利用廉价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岗位，这使得行业演进的方向是有偏的，其结果是产业整体结构的变化不利于平均收入的增长。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低技能劳动力大量供给（劳动者特征变化）带来行业分布变化的影响已在C项中做了估算，但是这种估算是基于两个时点之间行业分布的静态比较，劳动者特征变化所形成的生产优势对行业发展的趋势性影响更多体现在D项当中。此外在政策影响方面，我国各地方政府在较长时期里采取了限制农民工进城就业、只向农民工开放部分行业的部分就业岗位的政策（宋锦、李实，2013）

综上，布朗分解分析的结果显示1995年以来行业内收入增长是我国劳动收入提高的主要原因，其中改革带来的收入机制变化的作用是主导因素；产业结构变化对我国劳动收入增长的作用为负，特别是产业动态转型一直在抑制平均收入增长。前文关于分行业就业占比和收入增长的统计展示了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2002年以来，我国第二产业中各行业的收入增长相对较高，但其就业占比在持续下降；在第三产业中，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文娱卫和社会工作以及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组织这几个行业的就业占比最高且在考察期内持续上升，然而它们同时也是位列收入增速最低的行业。以2007至2013年为例，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的收入增长率仅为2.3%，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组织的收入增长率为1.5%，教文体娱卫和社会工作的收入增长率为3.7%，这种结构性变化必然不利于劳动力整体的平均工资上涨。然而值得关注的是，跨时期对比显示在影响劳动收入增长的若干因素中，行业内收入增长发挥的作用在减小；而产业结构转型发挥的作用在增大（虽然是以负值形式体现出来的），从1995至2002年期间的-41.7%提高到2002至2007期间的-9.5%，又进一步提高到2007至2013年期间的-0.1%。行业内收入增长作用缩小说明虽然市场化改革促进既有行业的发展仍在主导我国劳动收入的增长，但是对收入增长整体的贡献在下降；产业结构转型特别是产业动态转型发挥的作用在持续提高，则说明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正在向更高质量就业和促进人民增收的方向发展，劳动收入的增长将逐渐从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现实中获益。

四、关于收入分配的讨论和政策启示

收入的增长机制会对收入分配结果产生巨大影响。其中行业收入的初始水平、行业间收入增速的差别和就业分布的变化是决定收入分配结果的关键因素。1995年我国第三产业平均收入高于第二产业，1995到2002年期间第三产业的收入年增长率高于第二产业，部门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然而在同一时期第三产业的就业占比不断提高，对第二产业的就业形成分流作用，成为限制整体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因素。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这一时期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参见李实等（Li,et al, 2013），反映出就业结构变化的作用小于部门间收入分化的作用。2007年我国第二产业的收入均值低于第三产业，但2007至2013年期间第二产业的收入出现更快增长，这带来部门间收入差距的缩小，同一时期，第二产业的就业占比迅速下降，这加剧了整体收入差距的缩小趋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也反映了2008年之后我国基尼系数不断下降的事实。毫无疑问，长期以来我国大规模的低技能劳动力供给强化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也确实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这同时带来就业结构的向低技能低收入倾斜发展，阻碍我国劳动收入水平的提高，也势必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近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已经表现出向有利于收入增长的方向调整的趋势，这既有原有比较优势逐步丧失引致的产业结构被动调整，也有政府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政策对产业结构主动完善取得的成绩。未来一个时期，劳动收入的增长将逐渐从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现实中获益，且结构性调整的方向有利于低收入群体收入更快增长，这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阶段对于可持续发展和劳动收入进一步增长具有关键意义。

本文的政策建议包括三个部分。首先，坚定地推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产业转型升级将是我国未来劳动平均收入的新增长点。这不仅包括推动产业行业分布的结构性调整，也包括既有产业行业自身生产率的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的不断完善、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从收入增长的角度，推动产业行业的结构性调整将通过收入增长的D项改善整体收入，而提高现有产业行业的生产率将通过收入增长的B项提高劳动者的个人收入。这就意味着在产业结构内部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共同发力，促进收入整体增长。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从结果上来看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有利于低收入行业和岗位更多获益从而在推动收入增长的同时改善收入分配，但是就业再匹配的过程不会自动发生，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应当与公共就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同时推进，使产业转型所带来的就业结构调整更平稳实现。

其次，通过教育和培训不断改善劳动者素质提高就业技能仍是劳动收入增长的有力保障。提高就业技能既会通过收入增长的A项改善就业禀赋提高个人劳动收入，也会通过收入增长的C项推进我国高技能高收入行业发展。我国大规模农民工迁移已经基本完成，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政策应既包括增量意义上的，也包括存量意义上的。一方面要通过大力发展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延长新增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完善职业教育等的就业针对性，另一方面通过拓展在岗在职培训提升既有劳动力的生产率。这些措施能使劳动力更好地应对未来产业结构的变化促进劳动收入的增长，同时也有利于减小产业结构转型带来的就业摩擦的影响。

最后，我国公共服务行业的就业占比在第三产业中不断提高，但是由于其收入增长不是由市场化因素决定，这些行业的收入增长慢于社会平均工资的增长。近年来我国教育、卫生、公共管理等服务都在完善，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不断提高，这都应当是公共服务行业创造价值的体现。随着我国公共服务行业的就业占比超过非农就业的20%以上，这些行业收入的缓增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第三产业平均工资增长的客观因素，合理有序地提高公共服务行业收入、更好地反映其劳动生产率是进一步完善收入增长机制的途径。

参考文献：

[[i]] AHMADE, WANG Y. Inequality and poverty in China: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publicpolicy 1978-1988 [R]. The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Programme, The LondonSchool of Economics, 1990, CP No. 14.

[[ii]]KHAN A R, RISKIN C. Income and inequality in China: composition, distributionand growth of household income, 1988 to 1995 [J]. The China Quarterly, 1998,154:221-253.

[[iii]]LI S, LUO C, SICULAR T (2013), Chapter Two, Overview: Income Inequality andPoverty in China, 2002-2007 [C], LI S, SATO H, SICULAR T, eds., RisingInequality in China: Challenge to a Harmonious Society, 201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v]]李实, 岳希明, 史泰丽, 佐藤宏.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总体状况(2007-2013年)[C]. 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最新变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V,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8.

[[v]]国家统计局. 2003-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EB/OL].http://www.stats.gov.cn/ztjc/ zdtjgz/yblh/zysj/201710/t20171010_1540710.html, 2017.

[[vi]]蔡昉.中国经济改革效应分析——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视角[J]. 经济研究, 2017(7):4-17.

[[vii]]LEWISW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J]. The ManchesterSchool, 1954, 22(2): 139-191.

[[viii]]HARRISJ R, TODARO M P. 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a two-sector analysi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0, 60(1): 126-142.

[[ix]]库兹涅茨. 各国的经济增长: 总产值和生产结构[M]. 商务印书馆,1985.

[[x]]钱纳里, 赛尔昆. 发展的型式1950—1970[M]. 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

[[xi]]李稻葵, 刘霖林, 王红领. GDP 中劳动份额演变的 U 型规律[J]. 经济研究,2009(11):362-382.

[[xii]]严善平. 中国省际人口流动的机制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2007(1): 71-77.

[[xiii]]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达国家再制造业化战略及对我国的影响"课题组,李伟,刘鹤,卢中原,隆国强.发达国家再制造业化战略及对我国的影响[J]. 管理世界,2013(2):13-17.

[[xiv]]国家统计局. 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4/t20180427_1596389.html,2018.

[[xv]]HASKEL J E.,SLAUGHTER M J. Does the sector bias of skill-biased technical change explainchanging skill premia?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2, 46(10):1757-1783.

[[xvi]]CHAMARBAGWALA R, SHARMA G. Industrial de-licensing,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skill upgrading in India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1, 96(2):314-336.

[[xvii]]MAROUANI M A, NILSSON B. The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change in Malaysia [J]. Economic Modelling, 2016, 57: 55-75.

[[xviii]]ACEMOGLU D, RESTREPO P. The race between machine and man: implications oftechnology for growth, factor shares and employment [EB/OL]. NBER Working PaperNo. 22252, 2017, http://www.nber.org/papers/w22252.

[[xix]]DIX-CARNEIROR, KOVAK B K. Trade reform and regional dynamics: Evidence from 25 years ofBrazilian matched employer-employee data [R]. The World Bank, 2015.

[[xx]]吕世斌, 张世伟. 中国劳动力 “极化” 现象及原因的经验研究[J]. 经济学 (季刊),2015(1): 757-778.

[[xxi]]陈波, 贺超群. 出口与工资差距: 基于我国工业企业的理论与实证分析[J]. 管理世界,2013(8):6-15.

[[xxii]]杨义武,林万龙,张莉琴. 地方公共品供给与人口迁移——来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J]. 中国人口科学,2017(2):93-103.

[[xxiii]]雷小乔,杜子芳. 省际人口迁移与产业劳动效率间的动态关系分析[J]. 统计与决策,2017(18):98-103.

[[xxiv]]郑鑫. 服务业促进工业升级的机制与条件——来自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J]. 调研世界,2017(6):28-34.

[[xxv]]陈钊, 万广华, 陆铭. 行业间不平等：日益重要的城镇收入差距成因——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J]，中国社会科学, 2010(3):65-78.

[[xxvi]]罗楚亮. 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动特征及其政策启示[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33(1):1-8.

[[xxvii]]宋锦. 行业投资、劳动力技能偏好与产业转型升级. 工作论文,2017.

[[xxviii]]INTERNATIONALLABOUR ORGANIZATION (ILO). 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 (KILM) [EB/OL]. http://laborsta.ilo.org,2017.

[[xxix]]CAI 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prospects: from demographic dividend to reformdividend [M]. Cheltenham，UK，Northampton，MA，USA: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6.

[[xxx]]BROWN R, MONG M,ZOLUTH B. Incorporating occupation- al attainment in studies of male-femaleearnings differentials [J].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980(15): 3-28.

[[xxxi]]宋锦, 李实. 中国城乡户籍一元化改革与劳动力职业分布[J]. 世界经济, 2013(7):28-47.

（本文来源于《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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