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迅速發展，居民勞動收入持續提高；在這一過程中大規模的低技能勞動力供給強化了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也為促進經濟增長髮揮了重大作用。然而，發揮這種比較優勢同時帶來我國產業和就業機會向低技能勞動密集型傾斜發展，低收入崗位被更多地創造出來，阻礙了我國勞動收入水平的整體提高，也勢必不利於縮小收入差距。近年來各行業自身的收入增長趨勢都有所放緩，而產業轉型對收入增長的貢獻作用開始加強，這既有原有比較優勢逐步減弱、引致產業結構被動調整的影響，也有政府推進產業轉型升級政策、主動完善產業結構所取得的成績。我國經濟增長已經整體進入新常態階段，經濟增速放緩，然而未來一個時期，產業轉型對收入增長的貢獻作用成為我國居民收入整體增長趨勢中的一抹亮色，且結構性調整的方向有利於低收入群體收入更快增長，這在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階段對於可持續發展和勞動收入進一步提高具有關鍵意義。勞動收入增長反映了勞動生產率的整體提高，這是經濟增長的基礎，本文的分析結果表明，產業轉型已經成為新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之一。
我國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歷了一個高增長的階段，這一過程中收入差距不斷提高（Ahmadand Wang, 1990
[[i]]，Khanand Riskin, 1998[[ii]]，Liet al, 2013[[iii]]、李實等，2018[[iv]]）。2008年之後，經濟增速開始顯著下降，經濟整體進入“新常態”的發展階段，然而同時，我國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出現調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係數從2008年的0.491逐步下降到2016年的0.465（國家統計局，2017）[[v]]。經濟增速與基尼係數同時下降，與產業結構調整有著密切聯繫。2008年到2010年期間我國工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佔比開始下降，服務業的佔比則加速上升，服務業隨後逐漸取代工業成為國民經濟的主要支撐部門。然而，工業與服務業在促進經濟增長、創造就業和收入分配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一般而言，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低於工業，服務業成為國民經濟的主要貢獻部門可能會伴隨收入增長的減速（蔡昉，2017）[[vi]]。在對就業和收入分配的影響上，一方面，服務業相較於工業通常勞動密集度更高，同樣資本規模創造的就業崗位更多；另一方面，由於服務業具有輕資產重技術的特點，其勞動報酬在增加值分配中的佔比卻高，勞動力從工業部門向服務業轉移可能帶來其收入水平的改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政府強調“健全促進就業創業體制機制，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致力於實現使發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為了實現這一政策目標，瞭解產業轉型、就業結構調整對收入分配格局的影響至為重要。一、文獻回顧
產業結構調整對收入增長有著重要影響，很多經典文獻關注了一產向二產結構調整過程中的收入變化。劉易斯（Lewis,1954）[[vii]]和哈里斯和託達羅（Harrisand Todaro, 1970）[[viii]]早在上世紀中期就指出了這種作用。在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中由於生產資料在兩部門間的分佈差異，勞動者在勞動報酬差距的驅動下從農業向工業發生部門間轉移，在這一過程中實現收入的提高，兩部門間的收入差距逐漸縮小。庫茲涅茨（1985）[[ix]]和錢納裡等（1988）[[x]]認為生產要素從生產率較低的部門向生產率更高的部門轉移，經濟整體的資源配置效率提高，經濟在這一過程中得以發展。李稻葵等（2009）[[xi]]在研究勞動收入份額時強調，由於勞動力跨部門轉移的摩擦力大於資本，勞動力從農業向工業部門轉移時其勞動報酬低於邊際產出，而資本恰恰相反，這使得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勞動收入份額會出現U型變化，資本從中不斷積累。然而，雖然農業向工業部門的轉型會帶來部門間收入差距的改善和經濟的發展，工業部門成為主要就業部門並不必然縮小整體收入差距。上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製造業特別是東部地區的製造業迅速發展。製造業在地區間發展水平的差距使勞動力從農村向城鎮、從中西部向東部地區大規模遷移，在三十年左右的時間裡實現了就業從農業向工業部門的調整（嚴善平，2007
[[xii]]；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13[[xiii]]；國家統計局，2018[[xiv]]）。蔡昉（2017）將我國總體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劃分為各產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貢獻、勞動力向初始年份勞動生產率較高產業轉移的貢獻（也即靜態轉移效果）以及勞動力向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較快的產業轉移的貢獻（即動態轉移效應）三部分，其中後兩部分為產業結構變化的影響。結果顯示，在1978到2015年期間總體勞動生產率提高中，各產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貢獻大於結構變化對勞動生產率提高的貢獻；在結構變化效應中，動態效應是主要的貢獻因素，靜態效應貢獻作用較小，而2004到2015年期間，結構變化效應的貢獻在增大，且動態效應超過靜態效應。近年的研究表明，製造業的擴張並不必然帶來收入差距的減小，技術進步、貿易和國際分工都可能導致製造業內部收入水平分化。哈斯克和斯勞特（Haskel& Slaughter, 2002）[[xv]]以及查瑪巴格瓦拉和沙瑪（Chamarbagwala& Sharma, 2011）[[xvi]]發現，隨著製造業技術水平提高，企業會提高對高技能勞動者的需求，不同技能勞動者之間的工資差異擴大。瑪拉尼和尼爾森（Marouani& Nilsson, 2016）
[[xvii]]同樣證實了這一判斷，並且發現技術進步的技能偏好在技能勞動力密集度高的部門更加明顯。阿斯姆古魯和拉斯礎普（Acemogoluand Restrepo, 2017）[[xviii]]討論了製造業技術變遷與勞動收入之間的動態關係，指出自動化技術對人工投入的替代會壓低勞動成本，從而阻止進一步的自動化；技術工人與非技術工人的收入差距與技術進步之間存在此消彼長的關係。迪克斯卡內若（Dixcarneiro,2015）[[xix]]發現上世紀90年代到2010年間巴西貿易自由化的外生衝擊使高技能勞動力受到市場偏好，加劇了收入差距擴大。呂世斌與張世偉（2015）[[xx]]發現1998到2009年間我國技能水平在高和低“兩極”的就業者的就業崗位增加更多，平均工資也增長更快。陳波和賀超群（2013）[[xxi]]則發現2000至2007年間工業企業出口密集度提高會擴大技術與非技術工人之間的工資差距。現有文獻關於工業向服務業升級的收入分配影響的研究非常少。一些微觀研究雖然考察了行業因素對收入差距的貢獻作用，但沒有特別考察就業結構的產業間調整對收入分配的影響。主要原因是在我國前一時期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非農業部門轉移仍是就業的產業結構變遷的最突出的特點。對於工業向服務業升級，一些研究認為，工業向服務業的過渡使就業機會增多（楊義武等，2017
[[xxii]]；雷小喬、杜子芳，2017[[xxiii]]）。然而鄭鑫（2017）[[xxiv]]則指出中國城市化的主要動力是工業，服務業發展對勞動力的吸引作用只在特大和超大城市存在，大中城市依靠工業吸引人口遷入，而小城市依靠城市規模或相對於鄉村的生活便利性吸引人口遷入，中小城市發展自身優勢工業仍是促進其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的優先策略。收入差距領域的文獻證明，90年代以來行業變量對我國收入差距的解釋力有所上升，其背後的主要原因是一些行業的壟斷和寡頭壟斷性質發揮作用，高利潤的行業和企業或以分享租金的方式，或以效率工資的方式將部分利潤轉化為職工工資，而這些壟斷性質具有鮮明的產業分佈特點（陳釗等，2010[[xxv]]；羅楚亮，2017[[xxvi]]）。近年來，隨著我國人口結構變化人工成本不斷上升，可貿易部門的國際競爭力明顯下降，以製造業為代表的工業部門面臨轉型升級的巨大壓力，在生產方式、用工偏好等方面都發生調整（宋錦，2017）[[xxvii]]，這帶來就業分佈和收入分配格局的顯著變化。考慮到這種趨勢在未來一個時期更加突出，深入分析產業轉型伴隨的就業結構變化對收入增長和分配的影響具有鮮明的現實意義和政策價值。二、我國就業結構調整和收入變化的統計描述
本文采用中國住戶收入調查（CHIPS）數據估算了我國就業的行業（產業）分佈，考察的時期是1995、2002、2007和2013年四個時間點。這幾個時間點覆蓋了90年代中期開始我國工業部門特別是製造業大發展的時期，也覆蓋了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國企改革等政策導致的大批職工下崗並在不同部門、行業之間流動再就業的過程，以及近年來人工成本逐漸上升使製造業面臨轉型壓力、就業崗位從工業向服務業轉移的早期階段。從各個時間點上進行非農就業活動的1.6萬到2.2萬個樣本來看，我國第二產業相較於第三產業的就業佔比不斷下降，從1995年的57.2%下降到2013年的35.3%，而第三產業的就業佔比不斷提高，從1995年的42.8%上升到2013年的64.7%。這一估計與國際勞工組織（ILO,2017）[[xxviii]]的估計結果十分接近。第二產業中我國製造業的就業佔比下降更為明顯，從1995年的44.9%下降到2013年的19.7%，是第二產業就業佔比下降的主要原因。第三產業中居民服務業佔比在觀測期間顯著提高，批發零售和住宿餐飲業的就業佔比也有小幅增長，反映出生活性服務業在考察時期內的迅速發展；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金融業等生產性服務業也在考察時期內特別是2002到2007年區間迅速擴張；教文體娛衛和社會工作、以及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組織等公共服務部門的規模在考察期內變化不大。
扣除物價因素的影響之後分行業的勞動收入水平和增長情況如表1所示。1995到2013年期間，我國非農就業人員平均年收入的年均增長率為9.39%。第二產業的收入增長快於第三產業，第二產業平均年收入在考察期的年均增長率為9.66%，第三產業為8.96%。不同時間段的收入增速有較大差異。1995到2002年年收入的年均增長率為6.43%，2002到2007年的增長率為14.41%，2007到2013年的增長率有所下降，為8.79%。二三產業的收入增長趨勢在不同時期有顯著差別。1995到2002年期間兩個產業的收入增長都較慢，但第二產業的收入增長明顯慢於第三產業，兩者之間的年均增長率差距超過3個百分點。這可能與這一時期農村勞動力大規模進城相關，轉移勞動力形成的勞動力供給壓制了製造業等部門的工資上漲。2002到2007年期間，我國各行業的收入增幅都超過前一時期，同時我國第二產業的收入增速超過第三產業，年收入增長率超過15%，這一方面反映出工業部門的大發展，另一方面也這可能與2004年我國跨過劉易斯拐點，勞動力短缺更明顯地影響了第二產業有關（Cai,2016）[[xxix]]。2007到2013年，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收入增速的下降幅度幾乎相等，但是考慮到第三產業收入增速的絕對水平較低，第三產業收入增速的下降較第二產業更為明顯。在行業層面，第二產業各行業收入的絕對水平比較相近，收入的增長趨勢也較為一致，特別是在2007和2013兩個觀測年度。與此相比，第三產業各行業收入的絕對水平存在較大差異，各時期的收入增長趨勢也明顯不同。金融業的平均年收入在2013年為31397.7元，是第三產業中收入最高的行業；居民服務業的平均年收入在2013年為18296.8元，是第三產業中收入最低的行業。從增長趨勢來看，第三產業多數行業的收入在2002到2007年區間增長最快，而批發零售住宿餐飲業、房地產業、以及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則在1995到2002年區間收入增長最快；不同時期引領第三行業收入增長的代表性行業明顯不同。
三、產業轉型和就業結構調整對收入增長的影響
在考慮就業結構變化的情況下分析收入的時期間增長可以採用布朗分解方法（Brownet al.1980）[[xxx]]。布朗分解最初用以分析職業分割對工資差異的影響，它的優點在於強調就業分佈對收入決定的影響，並且認為就業分佈本身具有內生性。根據布朗分解方法，我們首先用一個Mincer方程估計各年度勞動力樣本的收入決定機制。
這裡lnY
it是勞動者i在t時期收入的對數，Xit表示勞動者的特徵變量，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受教育水平和民族等，µit為殘差項。t時期收入的對數的平均值可以寫作
其中，Pqt是t時期勞動者在第q 個行業的實際就業概率或比率，是行業q在t時期收入對數的平均值。此時，從t時期到t+1時期收入對數均值的增長可以寫成
假為t時期勞動者面臨與t+1時期的勞動者相同行業結構時處於q行業的比率，則以行業分佈基準進一步分解得到
公式（4）的右邊解釋了勞動收入增長的構成。其中第一部分
表示行業內兩個時期的勞動者因個體特徵差異導致的工資增長，例如控制其他因素後同一行業內的勞動者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使勞動平均收入增長，我們將其稱之為收入增長構成的A項。第二部分
表示行業內兩個時點之間收入決定機制發生變化帶來的收入增長，例如控制其他因素後同一行業內同樣經驗的勞動者在2013年能夠較2002年獲得更高報酬，我們將其稱之為收入增長構成的B項。第三部分
表示如果面臨相同的行業結構和行業進入機制，兩個時點勞動者的行業分佈差異帶來的收入增長，例如2007年勞動者面臨2002年的行業結構時進入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的概率將與其在2007年實際表現出的進入概率不同，此時由於2007年的勞動者平均受教育水平更高，他們進入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的比例可能高於2002年的勞動者，從而使其平均工資高於2002年的勞動者；這種勞動者特徵差異導致就業分佈差異從而帶來的收入增長，我們稱為收入增長構成的C項。第四部分 
表示兩個時期的勞動者由於行業（進入）的結構性差別帶來的收入增長，例如作為較高收入行業的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在2002到2007年之間迅速發展，創造的就業崗位顯著增多，此時相同稟賦的勞動者在2007年可能以更大的概率進入該行業，從而導致2007年勞動平均收入高於2002年；我們將這種行業結構和進入機制變化導致的收入增長稱為收入增長構成的D項。綜上，對收入增長進行布朗分解之後第一項和第二項共同構成了行業內收入增長，第三項和第四項則代表行業間收入增長也可以理解為產業轉型所帶來的收入增長，其中第三項顯示了勞動者特徵變化導致產業結構變化帶來的收入增長，我們稱之為產業靜態轉型的貢獻，第四項顯示了行業結構自身進行調整所帶來的收入增長，這可能包括市場因素導致的行業自身發展變化，也可能包括政策調節的作用等，我們稱之為產業動態轉型的貢獻。 考慮到少數行業的就業規模過低，本文將第二產業劃分為製造業和非製造業，刪除第三產業中的房地產樣本，最終得到9個行業分類，主要的分解結果如表2所示。從年收入對數增長的絕對水平來看，從1995年開始隨時間推移收入的增長規模不斷擴大，2007至2013年期間年收入的增幅最大。對收入增長進行分解後發現，行業內收入決定機制的變化（B項）在三個考察期間始終都是經濟增長的最大貢獻因素，反映出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勞動生產率的整體改善。這一發現與蔡昉（2017）對勞動生產率進行分解分析的結論一致。時期間對比的結果顯示，1995至2002年期間行業內收入決定機制差別帶來的收入增長佔整體收入增長的147%，2002至2007年期間這一比例進一步上升至174%，而到了2007至2013年期間該比例下降到86%。行業內勞動者特徵變化（A項）在前兩個考察時段內對收入增長髮揮了負的作用。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大批農村勞動力從這一時期開始在本地或外出後從事非農就業工作，使非農就業人員的整體特徵變化不利於平均收入的增長，例如2018年我國農民工整體達到2.87億，其中72.6%的勞動者受教育水平都在初中以下，低技能勞動力的大量供給會明顯抑制收入增長。而2007至2013年，A項開始發揮正向作用並且對整體收入增長的貢獻達到近14%，體現出我國非農就業人員就業素質的改善。勞動者特徵變化導致的行業分佈變化在1995至2002年時期拉低了收入增長（C項），這反映出湧入的低技能勞動力多數進入低收入行業，可能使得低收入行業的就業擴張速度相對而言快於高收入行業。2002到2007年這種現象得到顯著改善，將其與同時期A項的作用對比可知，這一時期非農就業勞動者特徵的變化主要通過抑制行業內收入增長髮揮作用，例如低技能勞動力的大量供給會顯著抑制製造業工人平均收入提高，就業特徵的整體變化仍然使行業分佈向促進收入增長的方向發展。這種影響到了2007至2013年時期有所減小，表現為C項在該時期的貢獻規模降低、貢獻率也減小了。最後，行業的結構性調整導致的收入增長在所有考察時段內都為負。導致這種結果的潛在因素有很多。在行業發展方面，我國低技能勞動力的大量供給促進了資本積累，在這一過程中製造業等行業迅速發展進而創造了更多希望充分利用廉價低技能勞動力的就業崗位，這使得行業演進的方向是有偏的，其結果是產業整體結構的變化不利於平均收入的增長。需要說明的是，雖然低技能勞動力大量供給（勞動者特徵變化）帶來行業分佈變化的影響已在C項中做了估算，但是這種估算是基於兩個時點之間行業分佈的靜態比較，勞動者特徵變化所形成的生產優勢對行業發展的趨勢性影響更多體現在D項當中。此外在政策影響方面，我國各地方政府在較長時期裡採取了限制農民工進城就業、只向農民工開放部分行業的部分就業崗位的政策（宋錦、李實，2013）
[[xxxi]]，這可能導致了收入較低行業的就業規模擴張快於收入較高行業，從而帶來非農就業平均收入整體下降。綜上，布朗分解分析的結果顯示1995年以來行業內收入增長是我國勞動收入提高的主要原因，其中改革帶來的收入機制變化的作用是主導因素；產業結構變化對我國勞動收入增長的作用為負，特別是產業動態轉型一直在抑制平均收入增長。前文關於分行業就業佔比和收入增長的統計展示了這種現象出現的原因。2002年以來，我國第二產業中各行業的收入增長相對較高，但其就業佔比在持續下降；在第三產業中，批發零售住宿餐飲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教文娛衛和社會工作以及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組織這幾個行業的就業佔比最高且在考察期內持續上升，然而它們同時也是位列收入增速最低的行業。以2007至2013年為例，批發零售住宿餐飲業的收入增長率僅為2.3%，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組織的收入增長率為1.5%，教文體娛衛和社會工作的收入增長率為3.7%，這種結構性變化必然不利於勞動力整體的平均工資上漲。然而值得關注的是，跨時期對比顯示在影響勞動收入增長的若干因素中，行業內收入增長髮揮的作用在減小；而產業結構轉型發揮的作用在增大（雖然是以負值形式體現出來的），從1995至2002年期間的-41.7%提高到2002至2007期間的-9.5%，又進一步提高到2007至2013年期間的-0.1%。行業內收入增長作用縮小說明雖然市場化改革促進既有行業的發展仍在主導我國勞動收入的增長，但是對收入增長整體的貢獻在下降；產業結構轉型特別是產業動態轉型發揮的作用在持續提高，則說明我國產業轉型升級正在向更高質量就業和促進人民增收的方向發展，勞動收入的增長將逐漸從我國產業轉型升級的現實中獲益。
四、關於收入分配的討論和政策啟示
收入的增長機制會對收入分配結果產生巨大影響。其中行業收入的初始水平、行業間收入增速的差別和就業分佈的變化是決定收入分配結果的關鍵因素。1995年我國第三產業平均收入高於第二產業，1995到2002年期間第三產業的收入年增長率高於第二產業，部門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然而在同一時期第三產業的就業佔比不斷提高，對第二產業的就業形成分流作用，成為限制整體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因素。從實際情況來看，我國這一時期的收入差距迅速擴大，參見李實等（Li,et al, 2013），反映出就業結構變化的作用小於部門間收入分化的作用。2007年我國第二產業的收入均值低於第三產業，但2007至2013年期間第二產業的收入出現更快增長，這帶來部門間收入差距的縮小，同一時期，第二產業的就業佔比迅速下降，這加劇了整體收入差距的縮小趨勢。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也反映了2008年之後我國基尼係數不斷下降的事實。毫無疑問，長期以來我國大規模的低技能勞動力供給強化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創造了更多的就業崗位，也確實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然而這同時帶來就業結構的向低技能低收入傾斜發展，阻礙我國勞動收入水平的提高，也勢必不利於縮小收入差距。近年來，我國的產業結構已經表現出向有利於收入增長的方向調整的趨勢，這既有原有比較優勢逐步喪失引致的產業結構被動調整，也有政府推進產業轉型升級政策對產業結構主動完善取得的成績。未來一個時期，勞動收入的增長將逐漸從我國產業轉型升級的現實中獲益，且結構性調整的方向有利於低收入群體收入更快增長，這在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階段對於可持續發展和勞動收入進一步增長具有關鍵意義。
本文的政策建議包括三個部分。首先，堅定地推進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的政策，產業轉型升級將是我國未來勞動平均收入的新增長點。這不僅包括推動產業行業分佈的結構性調整，也包括既有產業行業自身生產率的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的不斷完善、國際競爭力的增強。從收入增長的角度，推動產業行業的結構性調整將通過收入增長的D項改善整體收入，而提高現有產業行業的生產率將通過收入增長的B項提高勞動者的個人收入。這就意味著在產業結構內部和產業結構調整中共同發力，促進收入整體增長。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從結果上來看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有利於低收入行業和崗位更多獲益從而在推動收入增長的同時改善收入分配，但是就業再匹配的過程不會自動發生，產業轉型升級的政策應當與公共就業政策、社會保障政策同時推進，使產業轉型所帶來的就業結構調整更平穩實現。
其次，通過教育和培訓不斷改善勞動者素質提高就業技能仍是勞動收入增長的有力保障。提高就業技能既會通過收入增長的A項改善就業稟賦提高個人勞動收入，也會通過收入增長的C項推進我國高技能高收入行業發展。我國大規模農民工遷移已經基本完成，提高勞動者素質的政策應既包括增量意義上的，也包括存量意義上的。一方面要通過大力發展高等教育、職業教育等延長新增勞動力的受教育年限，完善職業教育等的就業針對性，另一方面通過拓展在崗在職培訓提升既有勞動力的生產率。這些措施能使勞動力更好地應對未來產業結構的變化促進勞動收入的增長，同時也有利於減小產業結構轉型帶來的就業摩擦的影響。
最後，我國公共服務行業的就業佔比在第三產業中不斷提高，但是由於其收入增長不是由市場化因素決定，這些行業的收入增長慢於社會平均工資的增長。近年來我國教育、衛生、公共管理等服務都在完善，社會整體福利水平不斷提高，這都應當是公共服務行業創造價值的體現。隨著我國公共服務行業的就業佔比超過非農就業的20%以上，這些行業收入的緩增已經成為阻礙我國第三產業平均工資增長的客觀因素，合理有序地提高公共服務行業收入、更好地反映其勞動生產率是進一步完善收入增長機制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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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源於《經濟與管理研究》，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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