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忠和，進化生物學及古鳥類學家、孔子鳥化石的發現者之一，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中國科學院院士、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所長。
劉慈欣先生在獲得“克拉克想象力服務社會獎”的頒獎會上講了一段話，說人類之所以能夠超越地球上的其他物種建立文明，主要是因為他們能夠在大腦裡創作現實中不存在的東西，換句話說就是——想象力創造人類文明。
我對這個觀點還是比較認同的。我自己是研究古生物學的，古生物學研究表明，生命進化離不開地球的歷史。劉慈欣先生在這個頒獎會上還說過，我們這一代人——60年代出生的中國人，可能是歷史上最幸運的。是不是人類歷史上最幸運的，我不好說，但是之前我確實也有過類似的一個感受，因為我們目睹的變化確實太大了。我覺得重要的是感受到這樣一個時代變遷的過程，而且總體是向好的。我們不僅僅感受到中國的變化，也感受到世界的變化，無論是科技還是其他行業的發展。我覺得其他時代的人，沒有我們這樣的機遇來目睹人類創造的種種偉大成果。
劉慈欣先生有這麼豐富的想象力，能創作出這麼好的作品，但是像我這樣，還有很多60年代出生的人，為什麼想象力不夠？有人開玩笑說讓我寫科幻，我覺得真寫不出來，我寫科普還可以，甚至都還不行。擔任中國科普作家協會理事長之後，我一方面覺得誠惶誠恐，因為我自己真算不上是作家，雖然科普作家和真正的作家是有不一樣的地方，但是我覺得好像褻瀆了這樣一個名號，所以我在努力升級、學習。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兩個問題，一個是科幻的繁榮對中國科學的發展究竟有多麼重要，第二個問題就是科普和科幻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這兩個問題我老是在琢磨，下面粗淺地說一點看法。
第一個問題是，我一直認為科幻的繁榮確實非常重要，不僅對中國的科學，對整個中國社會的發展都十分重要。
目前，我們的科研投入很多，GDP不用說，論文、專利都不少，但是我們真正重大的原創性成果並不多，怎麼解釋這些問題？我自己也寫過一些小文章說過這個問題，雖然大家說法不一，但我認為我們文化中過分功利化的思想很嚴重， 功利的思想和文化導致社會的功利，我們科研的評價體系、研究人員的工作也跟著功利起來。
更重要的是教育體系。我們的教育體系存在很大的問題，也很功利。剛才有老師提到——其實不僅僅是一個標準答案的問題，問題是僵滯的教育體系確實嚴重削弱了我們的創新力。創新是動物的一種天性，沒了好奇心，沒有想象力和創造性，肯定就技不如人。這些問題大家都知道，但怎麼解決卻不知道。我想科幻這個事兒無論如何至少是有益的，還能幫上一點忙，能夠幫助我們保持或者回想起意識深處曾經飛揚的想象力。
我在國外也待過幾年，發現外國人很愛看書。我有時候會好奇地看看他們，他們在公共場合看的書裡面，實際上好多也是科幻——一斑窺全豹，我想這個可能也反映一種現象，就是發達國家老百姓的想象力、好奇心確實要比我們強，童心未泯，在這一點上我們很多人已童心盡失。
第二個問題就是科普和科幻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這兩個“事兒”都與科學沾邊，我想肯定有相同之處，也有不一樣的地方。
科幻本身未必折射多少科學知識，但它一定會激發想象力，還有對科學的熱愛，當然也包括了對科學研究過程和思維方式的一種展示。我覺得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對科學普及起到的作用，很多時候不亞於一般意義上的科普。因為科幻是一種感性表達，科普的東西更多是一種理性的產品，它對科學當然有嚴格的要求。只有少數的科普作品才能成為文學或者藝術。科幻跟科普的結合非常有意義，一部好的科普作品確實能夠為科幻作家提供好素材。一部好的科幻作品，並不是僅僅有熱情和想象力就可以了。我自己的體驗，一個好的科幻作家，他除了有豐富的想象力之外，還要有廣博的科學知識，有一些理性精神、思考精神。那麼反過來，科普作家，也一樣需要文學和藝術的薰陶滋潤，才能夠更接地氣，貼近讀者、公眾。
還有一點我覺得很重要，這也是我們科學家往往會忽視的，就是科幻文學及其他文學能夠幫助我們更好更深層次地理解未來的社會。比如說人工智能、生命技術等發展很快，過去涉及不到的很多問題，比如“什麼是人”等等一系列的問題都凸顯出來了，實際上社會應對不夠及時；此外，還涉及到科學倫理的問題，因為科學技術本身我覺得是中性的。當前，國際上會有一些倫理道德的規範委員會對一些技術的發展方向進行約束，在這些方面我寫過一些評論文章，呼籲我們要與國際一道來積極推動。
我們在做科普的過程中，要有一種特別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有一種對於中國乃至世界範圍都能普遍接受的社會價值的理解。這對中國的科幻能夠真正走向世界也同樣是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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