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留學“貶值” 原因幾何?

留學生給澳洲的大學帶來了上百億的收入,但大學在待遇方面似乎沒有跟上。留學生的工作機會也非常有限。那麼國際學生為什麼還選擇澳大利亞?

用工剝削、精神壓力、種族主義

在新南威爾士大學攻讀商科的Annie是一位出生在澳大利亞的華裔學生,她見證了本地學生和留學生在求學經歷上的巨大差異。“留學生,尤其是來自非英語國家的學生,在班裡會覺得格格不入,”她說,“你經常能看到本地學生待在一邊,留學生待在另外一邊。”

澳大利亞國際學生委員會(Council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主席Bijay Sapkota說,留學生不只在學習和語言方面受阻,他們常常會面臨資金壓力、用工剝削、精神壓力、種族主義。

Sapkota指出,能給留學生提供支持和幫助的服務缺乏有效的接觸渠道。“留學生得歷經層層關卡才能獲得幫助,先是學生中心,然後是國際部門,才到諮詢服務,而且對於一個遇到問題、英語能力有限的留學生來說,能填好各部門的申請表就已經夠嗆。”

不過,大學還有部分行業機構都堅持表示,上面提到的這類學生只佔一小部分。

新南威爾士大學工程學院院長Mark Hoffman說,他認為上面的說法有些言過其實,而在新南威爾士大學情況也的確不同。

“每一位留學生都得錘鍊語言能力,但更多困難其實來自文化等方面的差異,出國總會遇到這些問題,”他說,“在學習的過程中和學校的支持下,他們的溝通與合作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仔細觀察的話你會發現,留學生和本地學生都會相互來往,自身的背景並沒有影響彼此間的交流。”

指標難以反映真實情況

澳大利亞留學“貶值” 原因幾何?

2018年澳大利亞學校共有640362名留學生,與2017年8月相比增長了11%。

澳大利亞大學協會Universities Australia首席執行官Catriona Jackson沒有評價現有的語言要求是否合理,但她指出留學生最終的表現與本地學生相當。她在一份發給ABC的聲明中表示,“與全球其他領先的高等教育體系相比,澳大利亞大學的英語語言要求同樣經得起考驗。”

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也在發給ABC的聲明中否認了放寬語言門檻的說法,“留學生以及所有入讀大學的學生,均需滿足英語能力的相關要求,為學術造詣打好基礎。”

分析人士表示,其實部分問題是學校和聯邦政府太過依賴於指標反映的滿意度。

如教育部推出的線上調查“學習與教學質量指標(Quality Indicators for Learning and Teaching,簡稱QILT,一項自願參與的全英問卷調查)”就給出了正向的結果,75%的留學生對求學經歷感到滿意,僅稍稍低於本地學生的79%。

更重要的是,追蹤畢業生就業和專業對口情況的“畢業生現狀調查(Graduate Outcome Survey,簡稱GOS)”每年只公開本地學生的數據,留學生的就業情況並沒有向外界披露。ABC曾聯繫教育部希望能查看這部分數據,但未能獲得許可。

多位專家與觀察人士向ABC表示,許多企業並不想僱用留學生,常常會列出強人所難的語言要求,短期簽證也進一步阻礙了留學生求職。

媒體學者Jenny Weight說,以她的經驗,英語能力有限的中國留學生一般不會參加上述這些調查,即使有人參加,也不會給結果帶來太多影響。“我們的留學生主要來自中國,他們不習慣對官方表達異議,或者主張自己的政治觀點。我這麼說是因為他們告訴過我,填入真實想法讓他們覺得很不自在。”

Michael Fay創立了澳大利亞首批面向國際招生的項目——悉尼科技大學的Insearch學院,目前他正在管理一家專營東南亞業務的諮詢公司。他對ABC表示,這些調查的方法論和問題的設置也存在討論的空間,“有些調查不會設置不好回答的問題,如果深入提問,許多受訪組織也都會避重就輕。”

誰負責監管標準?

無論是聯邦還是州法規,留學生總處於一個模糊的位置。

澳大利亞國際教育行業主要的監管機構是高等教育質量標準署(Tertiary Education Quality and Standards Agency,簡稱TEQSA),負責核查語言和學位課程是否符合國家訂立的課程內容和評估標準,但五位全職核查員需要對接多達170家課程提供方,工作內容囊括高等教育立法的方方面面,語言課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年度報告中,TEQSA也提到,年復一年積壓的上百個待辦事項已經讓工作人員應接不暇,他們會把工作重心更多地放在小型機構的監管上,大學多半都靠自律。

一位TEQSA發言人向ABC表示,每年他們平均會收到200例學生投訴,但他們不清楚有多少來自留學生,因為在2017年以前,投訴人的身份並不會記錄下來。

TEQSA的作用是監管課程內容和評估標準,各地調查專員的角色是處理高等教育領域的行政和學生服務投訴,比如入學問題或者不公待遇,聯邦調查專員署(Commonwealth Ombudsman)則主要處理職業院校和私立大學的事務,但不同機構的職責界線往往會模糊混淆,這也導致學生在投訴時常常會找錯地方。

早在2011年,維多利亞州調查專員就發現,雖然部分學生服務有在發揮作用,但這些服務更多是用來“彌補不合理的入學標準”,“沒能幫上多少遇到問題、需要幫助的學生。”

“大家在質疑澳大利亞大學的質量”

墨爾本大學副教授Fran Martin不僅給留學生上課,也針對這一群體做了大量研究。她說,許多突出的問題已經存在一段時間了。

“不知道為什麼,大學拿著這些收入,或者說他們需要這些收入,但卻沒有主動將這些資金用於改善學生的體驗。”

“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新南威爾士大學工程學院院長Mark Hoffman說,他所在的學院在這方面做出了許多努力,但他也指出,學生也需要承擔起一定的責任。

“我們提供多種課程項目,但這都得看學生有沒有信心參加。僅僅是打開一個網頁,告訴他們,‘如果你遇到任何問題,就在這裡寫吧’,不一定會有多大的效果。我們所做的是營造融洽的氛圍,讓他們更有信心去面對各種各樣的問題。”

曾留學海外、目前在中國從事出國留學行業的Xiaolan Tang向ABC表示,澳大利亞的大學現在越來越不“吃香”了。

“大家在質疑澳大利亞大學的質量,因為申請其他海外頂尖院校被拒的學生,依舊可以輕鬆拿到澳大利亞同等水平大學的offer。在大家看來,澳大利亞大學的門檻很低。”

29歲的Zhao Chen曾於2014年在墨爾本大學就讀建築專業,她向ABC表示,她覺得澳大利亞大學的入學要求很容易滿足。“我覺得,申請入讀一家澳大利亞一流大學其實挺容易的,因為他們的要求的確不高。感覺隨隨便便就能拿到很多offer。”

墨爾本大學副教授Fran Martin說,澳大利亞學位在中國學生眼裡的含金量已今非昔比。

“放眼10年前,澳大利亞學位還能給你‘鍍金’,但現在,幾乎每個人都有機會出國留學。”

“澳大利亞的留學經歷已經不會再讓僱主眼前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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