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一起傾聽親歷者張亦崢的故事，感悟歷史中的人、人的歷史。故事不長我講給你聽……
我們剛來的時候，村裡人管我們叫大學生。雖然，我們只讀過兩年初中，就被扔到距北京一千三百公里的晉南小山村插隊。時間長了，村裡人知道了我們並不是大學生，但他們認為，我們這三個北京知青還是很有學問，至少比村裡完小的教書先生見多識廣，稱謂就升級了。
叫我們先生，其中不乏戲謔，但更多的還是敬重。之所以叫我三先生，是因為一同發來的張放和友朝，都比我大。村裡人就分別叫他們大先生、二先生。二先生在村子裡停了兩年多，他老子就把他弄到總參當兵了。大先生爹孃都發到了幹校，他去探親很長時間，有一段時間，村子裡就剩下三先生。也就是我了。
我喜歡三先生這個稱謂。
我們村子邊上的莊上，有個知青叫袁泉水的，他在公社的打井隊混事，他跟2386廠有點兒什麼關聯。他知道我喜歡畫畫，就託2386的工人用鐵條給我焊了個畫架，又給我做了塊畫板，挺配套的。每日沒事，我就拎著個畫架寫生，什麼遠山、村落、柿樹和碾盤都是我喜歡的素材。要不是有一天，村裡一個媳婦求我辦個事兒，我的命運興許就不會有後來的改變。
這個媳婦有一天直接進了我們的院子，手裡還拿著個小信封。她從信封裡抽出張一寸的底片，說，三先生，姐求你個事兒成不？我最見不得人跟我說軟話，就說，不用說求，能幫自然會幫你。她眼圈就紅了，說，我媽走了。前黑了的事。孃家哥哥說是去縣裡的照相館放大相片，人家要好幾十塊。好爺爺哩，一年的工錢哩，就來咱村尋我，說你村有北京大學生，都能得很，就讓我求你了。我就跟孃家哥哥說，沒問題，我跟那娃熟得很，一準放好了送去呢。說著，還用手比量起要放照片的大小。
我一看，比紅旗雜誌還大一圈呢。就說，還真就幫不了你。沒有放大機，拿屁放呀！再說，顯影液、定影液、像紙什麼的也早就用光了。這媳婦的眼淚就下來了，說，我爹死的早，我媽拉扯我們好幾個吃了沒數的苦，臨到老了，出殯時辰，連個遺像也沒有。做兒女的還算是兒女，還算是人嗎？大兄弟，讓你笑話了。我就不麻煩你啦。我走。
我容不得眼淚，更容不得女人的眼淚。何況這女人還有如此孝心。就想，怎麼能一個“還真就幫不了你”就給人家打發了呢？我以前畫過山水，這畫人和畫山其實是一個道理。山是自然的精華，人和山比起來渺小很多呢，應該不難。我就說，你別走，我倒有了個辦法，不知行不行？
她立時轉泣為笑，說，大兄弟的法子還能不行？能行能行。
我說，你先聽我說。我這裡有畫水彩的仿羊皮紙，這種紙很厚，跟相片紙差不多，就是不怎麼亮堂。其實，遺像暗些倒更顯得莊重肅穆呢。你呢，給我找一張你媽的相片，我照著給你畫一張，要是你看著像，就給你孃家送去，要是不像，你別生氣，就當我沒畫就是了。她說，咋會生氣呢？謝你還來不及哩。我媽的相片，我這兒就有。原來那小信封裡還有一張一寸的半身像。是她媽。
我仔仔細細端祥一回。那照片年深日久，沒光跑色，模糊迷離得只看得出是個鄉村老女人。我有點後悔自己胡亂應承太草率。可應承了，就不能知難而退。便說，你這照片上五官不清不說，還缺了半邊臉，我先琢磨琢磨，揣摸揣摸，跟你瞭解瞭解你媽生活習性，才能動筆。她說能行。隨叫隨到。
她走後，我就翻開了我的文具箱。還真不錯，雖說沒有炭條，沒有炭筆，但從B2到B6的中華鉛筆都有。至於紙張，就把那意大利仿羊皮水彩紙當做素描紙就成。
我先是找來一張舊報紙，在上面試著練手，拿了根中華HB先勾勒個臉型，又換上B4由淺及深，換上B6從濃到淡，就塗抹開來，接著就是用筆在頭像陰面、陽面、高光、低光部位來回擦拭，三幾個小時過後，那女人像就分出了明暗黑白，就立體起來。
心裡有數了，我就去這媳婦家跟她聊她媽習性、脾氣、喜好和厭惡，看似無關，其實和畫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我都一一記在心底。準備妥當，我就喊來這媳婦。讓她坐在我對面。這才在畫架上鋪開那意大利仿羊皮紙。我看一會兒照片，果斷有力地勾出第一筆，第二筆，勾勾畫畫，還時不時瞟上這媳婦一兩眼。我這麼做，是因為那已經發黃的照片實在模糊，便通過她的長相來揣摸還原她老孃的模樣。
描描畫畫，塗塗抹抹，漸漸地，一張老女人的臉就慢慢清晰起來。真的是鼓的鼓，陷的陷，眉是眉，眼是眼，鼻子是鼻子，嘴是嘴，就像是活過來一樣。我還把那衣領的皺褶用深淺明暗給突現出來。然後，左看右看，遠看近看，看不出啥毛病了，就捲起來。
我叫過這媳婦。把那畫像一寸一寸展開給她看，還沒露出下嘴唇，這媳婦就大放悲聲，我這苦命的媽媽呀！咋就能狠心拋下你女子吶……我想，看來是畫像了。就扔下痛哭流涕的這媳婦，回去了。
村裡人沒想到，照相的三先生其實還是個畫匠。這消息比剛剛接通的垣禮線上的票車跑得還快。沒用兩天，周圍十里八鄉的也都知道了，我們村有個北京大學生是畫匠。
這時，每年推薦工農兵上大學的機會，就又來了。本來，我就沒想這沒影兒的事。我爹我媽都是留日的。那年頭，就憑留日，就脫不了日本特務的嫌疑，能讓特嫌子女上大學嗎？上了，還不裡通外國？所以，上大學對我說來，比奢望更不著調。
可是那天我去趕集，看見公社管知青的幹部，那幹部說，這回公社還有個“可教好子女”的指標。你去爭取爭取，不是沒有可能性的。
我一想也是，死馬當活馬醫吧，反正已經是在地獄裡了，一層和十八層也沒太大差別，要是能上學，就把我提拔到了人間，要是沒成呢，我也沒啥可丟的了。
趕集回來，我就去大隊，跟主任說，想去上學。看隊裡能不能推薦我。大隊主任說，你隊裡都說，你娃好著哩。還說你娃怪棲惶（挺可憐）呢，就同意推薦了。我想想插隊這些年，還真沒在隊裡幹多少活，卻沒少了偷個瓜，摸個棗兒的。村子本來就窮，卻還接納了我們，一起在有限的土地裡刨食吃，就挺愧疚的。關鍵時刻，還給我說好話，我不知道該怎麼感激。隊長說，你先填個表，蓋個章，再到會計那兒支幾塊錢，去縣上活動活動吧。早去，別誤了事。
我拿著推薦表就去了縣上。招待所、郵電局、汽車站、大大小小的旅社都是知青，都在活動。我沒什麼錢，加上隊裡給支出的五塊錢，勉強買了兩條大前門給知青辦什麼頭兒送去。那頭兒只給我一分鐘，讓我說話。一分鐘能說啥呢？我就說我是哪個村的，叫啥，送給領導兩條煙，是為了領導工作時更好地思考。那頭兒說，領導會按政策辦的。說完，就把煙退給我，接見就到此結束。當時我覺得不收我禮，還真不錯，一定會講政策的。到後來才知道，政策就是把這個指標給了縣裡的“地方高幹子女”。那兩條煙退回是因為根本就不入眼。有知青說，兩條煙算個屁，某某女知青連肉都搭上了，還沒走成呢。我想一想，罵一句，操他媽的，老子還不走了呢，就在村子裡給死人畫像也餓不死！
罵完，剛回村，就碰上個男人推個洋馬（自行車）逢人就問三先生跟哪兒住。我說，我就是你要找的三先生。來人說，他是橫水的，請我給他爹畫個像。管三天飯，再給三塊錢工錢。我想都沒想，就坐在那人自行車的後架上。到了地方才知道。這人的爹死了，一輩子也沒照過一張二寸的照片。聽說我能畫，就請我來畫。要不，親朋好友來弔喪，連個遺像都沒有，還不讓人笑話，說子女不孝？我說，成。照片呢？那人說，不忙。先吃飯。吃了飯慢慢畫。吃了兩大碗乾麵挑起（麵條），那人才把我領進院子的東屋。屋裡停著一口棺材，周圍有披著麻衣的，也有穿著白布喪服的。
我納悶，在這兒畫？那照片吶？那人說，我說過我爹一輩子也沒照過相，哪兒來照片？那我畫啥？那人掀開棺蓋說，畫這。我探頭往棺裡看，是張沒有血色的青灰色的臉。才弄明白，是讓我給這個死人畫像。
好在我打小就是無神論者，才不管什麼死人吉祥不吉祥呢。吃了人家東西，還得從人家手裡拿錢，就得幹活。我那時光就頗有職業操守。問題的關鍵是，那死人的眼晴緊閉著。得讓他睜開眼啊。不畫眼睛，那不是瞎扯嗎？可是，人死了咋睜眼呢，我就用拇指和食指小心翼翼扒開老人耷拉下來的眼皮，看看眼是啥樣的。直到把那眼睛的大概樣子，紮紮實實記在心裡，才又小心翼翼地抹下老人的眼皮，跟那死人說話：大爺，我不扒開您眼皮，就看不清您的眼睛，看不清您的眼睛，就畫不出您老人家在人世上的神采。您說是吧？我沒弄疼您吧？大爺，看得出您這一輩子土裡刨食有多不容易。風颳雨打日頭曬的，瞧這一臉褶子，瞧這灰頭土臉，就知道您這一生不順當，吃苦、遭罪的苦命人。如今您老人家要去了另一個世界，也不知道，能不能時來運轉？能不能多點兒愉快，少點兒熬煎。過兩天，您那孝順的兒子就讓您入土為安了。您走之前，給您留個畫像，日後好有個念想。後代也好知道他們的先人是啥模樣。您說您活得苦不苦？棲惶得連張照片都沒照過……
我一邊自言自語，一邊在臉的二分之一處找到眼睛的位置。雖然畫得有點混濁，但更透出了老人的老邁年高，而那額頭的皺褶昭示著老人的飽經蒼桑。我畫到下午，把成品給那個帶我來的人看。那人的眼睛裡就淌出了渾濁的淚，說，三先生，您把我爹畫得可太像了，看這畫像都能想出他吃苦耐勞地活了一輩子，一輩子，沒享一天的福啊。讓我咋謝你？我準備搭上三天的工夫，給你畫。你多半天就畫得好得不行。我再給你拿上十個饃，你回你村裡吃。我說，吃了兩頓飯，拿你三塊錢，夠了。那人說，捎上，不拿可不成。要不，我給你背上。便騎上洋馬，把我送回來。那十個饃，我又吃了兩天半。
自此，我的大名不脛而走。三先生就是三先生。不管是照相還是畫相，都講究精益求精。被我畫的這主是幹啥的，有啥秉性，有啥性格特點，我都問個底兒掉。然後就琢磨，怎麼畫才更能畫出他的特點，讓人一看到那些特點，就知道我畫的是誰。有一次，我畫的死者是個獨眼。我想從正面畫，倆眼睛一個睜著，一個閉著，死者活著的時候就是這樣，他一定很無奈很悲哀了，死了以後，畫像還是這樣，到死都沒得安生。這可是對死者的不敬。我就想起有個畫家給俄國名將庫圖佐夫畫像，庫圖佐夫右眼是在克里米亞被土耳其人打瞎的，畫家就畫了個側臉像。我想，為啥不能給這個獨眼老人也畫個側面像呢？側面像就一隻眼睛，那家人就避開了另一隻，只有眼眶的悲哀。我把畫好的像給那家人看。人家高興得不能行。至此，我因人而異，因地而異，越畫越精，越畫越像。名聲傳遍塬上塬下。一時間，當地都認為找我給死人畫像，用今天的話說，才是一種時尚和流行。畫相在我手上，已經代替了人物肖像照片的作用。
就是現在，村子裡有人過逝的時候，上了歲數的人還會說起三先生。比如，關於我沒能被推薦上大學，村民們就發揮了他們無盡的想象，做了他們認為合情合理的後續：
那年，縣知青辦頭兒的爹死了。那頭兒坐上吉普親自到我們村找三先生，把他爹的照片交給三先生說，全縣都說你畫相畫得好，畫得像。我屋裡不是不能上照相館放照片，放多大的都成。請你畫主要是因為塬上塬下都認為，辦葬事用你畫的遺像時興。你好好畫，畫像了，我不光給你錢，絕不是三塊，還送你去招工。過兩天，我讓我們幹部來你村裡取。三先生就想起，當年隊裡推薦他上大學，到了縣裡讓地方高幹給頂了，知青辦頭兒沒起一點兒好作用。心裡就生出一股怨氣。畫著畫著就把他爹畫成了他的嘴臉。特別是那顆鑲金的大門牙，明暗處理得閃閃發光。三先生畫完看了看，笑了，怎麼把那頭兒他爹畫成了頭兒一個模樣？想一想，該死該活球朝上，愛誰誰，隨他去。葬禮上，去頭兒家弔喪的人，看那堂屋的遺像，就笑了：那不是咱頭兒嗎？咱頭兒不是活得好好的嗎？咋就成了掛在棺材上的遺像了呢？頭兒一聽人們的議論暴跳如雷。此後，三先生和招工、上學啥的就一點關係都沒有了。直到那年冬天，恢復高考。三先生全縣考了第一，去了北京的美術學院。
說的時候，三先生已然是一個傳說。完全不是現實的我了。
我這輩子也沒上過美術學院啊，儘管我做夢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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