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1922~1966），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人，本名曾正昌。1948年至1966年任毛主席秘书长达18年之久，是我党高层著名收藏家。
建国初期的田家英
从苦命娃到国家大秘
田家英出生于一个小店主之家，在他之上还有一个哥哥和四个姐姐。父亲经营着一个药店，生活尚算殷实。但不幸的事接二连三，3岁时，父亲去世；9岁时，母亲去世。此时的田家英正就读于城北小学（他6岁时读私塾，不久后转来），哥哥嫂嫂却强令他辍学，于是小小年纪的田家英便做了药店“抓抓匠”。
田家英聪敏过人，年少即有做作家的志愿。然而，由于中草药易诱发火灾，哥哥嫂嫂不准田家英掌灯上楼。为了读书，田家英在临街木板壁上挖了个小窗口，让浑黄的街灯灯光透了进来，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凿壁偷光”。就在这做学徒的两年中，田家英阅读了大量的古典小说、古诗文，打下了良好的文学功底。
1934年，田家英的文章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了。这年，他才12岁。文章陆续见报，“田家英”的名字渐渐被读者注意、熟悉与接受。1936年初，田家英毅然和阻碍他读书、进步的哥嫂脱离经济关系，靠向报刊撰稿获取低微稿酬谋生活。这年，自修完小学课程的田家英考取成都县立一中，他以刻苦的精神和勤学的风貌给同学们留下深刻印象。
1936年下半年，田家英加入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海燕社”。次年卢沟桥事变，因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田家英被学校开除。在同学家人的帮助下，1937年11月，田家英和同学赵石英等踏上北去延安的征途。次年，田家英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就读于陕北公学和马列学院，三年后，十九岁的田家英被马列学院留校担任中国近代史教员。中国近现代史学，遂成了他一生的钟爱和追求。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田家英常常在《解放日报》发表杂文，其中《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读后颇为赞赏。当毛岸英需要一位老师时，毛泽东就想起了年轻的田家英。自从担任毛岸英的老师之后，田家英和毛泽东的交往也就多了起来。那时由于正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的工作变得异常繁忙，秘书工作加重了，需要增加新秘书，这时在陈伯达、胡乔木的推荐下，田家英开始担任起了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为人忠厚老实、细致干练，深得毛泽东的信赖倚重，毛泽东的存折、稿费、印章都交给他管理。从1948年至1966年，他担任毛泽东秘书长达18年之久。因为好读书，毛泽东还曾与他开玩笑说，待你死后，墓碑上什么字都不要留，我送你五个字“读书人之墓”。
1949年后，田家英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多年以全部精力参加《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及毛泽东其他著作的编辑、注释和出版工作，还参与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
1962年夏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田家英因向毛泽东反映包产到户问题，被毛泽东又一次点名批评，他成为那次会议上四个被点名的人之一。这一年成为他政治生涯的分水岭。
1965年12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五位“秀才”：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召开会议，要他们每人为一本马列经典著作写序，由于那天毛泽东的情绪非常好，便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所聊的内容大大超过了写序的范围。毛泽东谈着谈着忽然又转移了话题，针对1965年11月的《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12月8日的《红旗》杂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毛泽东说了一段评论式的话，在他谈话刚一结束，陈伯达就把这事告诉了江青，于是原本只作为毛泽东随口而说的话却要整理出谈话纪要，这一任务便落在了田家英的身上。由于艾思奇、关锋的记录最详细，田家英转请他俩整理记录。田家英看过纪要后，删去了毛泽东关于姚文元和戚本禹的那段评论式的话。不料他的这一举动却触怒了他人，于是他们给田家英安了一个在当时足以置之于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著作”。
1966年5月22日下午，王力等到中南海住地，责令田家英停职反省，交清全部文件，搬出中南海。第二天，田家英去世，年仅44岁。
1980年，田家英得以平反。
纸篓里捡来的“国宝”
田家英居住的永福堂正房西屋西北角靠墙码放着一排柜子，里面全是田家英收藏的清人字轴。柜前有一张长方形茶几，上面摆放着与茶几几乎同等大小的长方形蓝布匣。不管是秘书、勤务员或是家里的什么人，从来没有动过它。因为它的主人田家英对此物格外看重，也格外精心。偶有贵客来临，他才肯拿出展示一下。多数时间是在夜深人静之时，自己独自欣赏。这就是被主人称之为“小莽苍苍斋”收藏的“国宝”——毛泽东手迹。
田家英非常喜欢毛泽东的书法，很早就留意收集。他收集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是当面索要，再有就是从纸篓里捡。毛泽东练字有个习惯，凡是自己写得不满意的，随写随丢。有一次，田家英从纸篓里捡回毛泽东书写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首脍炙人口的诗，高兴地对董边说：“这是纸篓里捡来的‘国宝’。”中央档案馆的张景堂证实，该馆保存各处交来的毛泽东诗词手稿多有重件，惟独《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只有田家英保存的这一件。
有许多次董边（田家英夫人）看见田家英在书桌前将攥成团的宣纸仔细展平，那是毛泽东随手记的日记，上面无非是“今日游泳”、“今日爬山”一类的话。董边不解，“这也有用?”田家英说：“凡是主席写的字都要收集，将来写历史这都是第一手材料，乔木收集的比我还多。”
若要著书，必先藏书
早在马列学院读书时，田家英便有幸结识了历史学家范文澜。以后田家英调到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后，还和范老一直保持着师生般的关系，他对史学兴致仍然不减。范老也很喜欢家英，对这个有志后生希望甚殷。
在杨家岭中央图书馆，田家英反复阅读了20世纪20年代萧一山撰写的《清代通史》。由于受当时条件限制，大量新发现的史料和研究成果未能加以采用，给这部书留下很多遗憾。田家英那时就立志写一部清史，因为萧一山写《清代通史》的时候也仅20多岁。据田家英的好友陈秉忱说，从50年代中期开始，田家英的业余爱好便集中在收集清人墨迹，特别是收集文人学者的墨迹方面，这显然是为今后撰写《清史》准备史料。
建国初，毛泽东委托田家英帮他建立一个个人图书室，加上毛泽东点名组建的新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也需要大量图书资料，几年间，跑书店成为田家英一项不称为“工作”的工作。在旧书店，他无意间发现清代学者的信札、轴联、手卷俯拾即是，因年代较近少有人重视，可他从中发现了很有价值的史料，他管这叫“人弃我取”。
1962年政治生涯受挫后，田家英想离开中央，竟向主席提出想去专心从事清史研究的请求，但没有获准。不过，自此以后，他便开始大量地搜集清人资料。
龚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年)行书珠镜吉祥龛心课册
条条大路可收藏
1949年，北京解放。那时北京城的旧书摊比比皆是，琉璃厂、西单、东单、东安市场、前门、隆福寺都不难见到，不但书多，价格也便宜。对于酷爱读书的田家英，真是天赐良机，闲暇时光，几乎都沉浸在书中。大女儿曾立回忆：“当时我父亲住在中南海永福堂，母亲是《中国妇女》杂志社的社长，为了工作方便带着我和保姆在灯市口住。我父亲天天晚上吃完晚饭，就来灯市口看望我们。这一路上，经过王府井、东单等地的一些书铺，常常抱着一捆书回来。”好几次毛泽东有事找他，都是让卫士把电话直接打到琉璃厂的书店或者古玩店。
他的另一个渠道，是利用和主席外出开会和调查的机会，在上海、杭州、成都、武汉、广州等文化大城市收集。由于常来常往，他和地方上文物行家结成朋友。上海市文化局的方行、浙江省文管会的叶遐修，都和田家英友情笃深。文物商店的行家也成为他的朋友，平日帮助留心。
例如一次在杭州开会，田家英听说古旧书店有海宁藏书家后人卖出的一千多封清人信札，便即同店方联系借回驻地，他利用工作间隙，一周内把上千封信札过目一遍。为弄清信与信之间的关联和价值，信札全摊在地板上，他伏在地上反复琢磨，最后买下40封，有顾广圻、周春、许梿等著名学者的手迹。其中周春(1729~1815)致吴骞信提到《红楼梦》及作者曹雪芹(1715~1763)，此信写于1794年，据曹雪芹故去仅三十一年。信中说“曹雪芹之名字、履历皆无可考”，请吴骞“祈查示知”。这应该是迄今最早有关《红楼梦》的点评， 对于《红楼梦》作者考,是极有价值的史料。
1961年，田家英与逄先知在杭州书画社的内柜意外地发现了邓石如的草书联“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田家英当即买下这副对联，兴奋得当晚请来林乎加、薛驹一同欣赏。据梅行、范用回忆，这副名联后来田家英请毛泽东欣赏，毛也非常喜欢，特借挂在他的书房里很长时间。
他的收藏之所以成系统成规模，是得到众友人诚恳帮助的结果。谷牧（详情参考：大收藏家426期：谷牧，“九藤书屋”缔造三年六季白手套传奇）、胡绳、魏文伯、李一氓、夏衍（详情参考：大收藏家366期：“猫奴”夏衍，书画集邮全不误）、辛冠杰、陈英、姚洛、姚旭、王力等，都曾经或将所藏相赠、或帮助寻找补缺。田家英收藏的一幅孔尚任的手卷，也是与王力交换而来，用以交换的则是金农的墨梅图。20世纪50年代，康生听说田家英乐事于藏书，便将自己校补的一套明代冯梦龙编纂的《醒世恒言》赠给了田。（此事详见：大收藏家423期：康生，收藏还是掠夺？一生真伪无人知）收藏家赵药农（赵翼后人）过世后，其家人有意将藏品转让，田家英因而获得了一批高水平的藏品，其中包括赵翼、张惠言、黄景仁、顾贞观等几十位学者的墨迹。
田家英身边还有一位“高参”，叫陈秉忱。陈秉忱家学渊博，其曾祖陈介祺（详情参考：【大收藏家】陈介祺：齐名潘祖荫 所藏两万古物无一赝品）是清代著名收藏家。他和田家英成了忘年交，好得不得了，甚至成了田家英的掌眼，收东西都是陈老丈帮着看。
林则徐(一七八五——一八五〇年)行书观操守轴
专项收藏成大家
田家英每晚七点办公，通常到深夜两三点方睡。工作前他习惯腾出一小时对收藏品整理考据，有时也和妻女一起欣赏，一日不看，便觉缺失了什么。
能够让田家英随心所欲地收藏，还有一个重要条件，田家英一家在中央里面算是比较富裕的。“当时，我们家在这些干部家庭中，经济状况算是比较好的。因为我妈也是高级干部，收入也不低，而且我们家孩子少。所以父亲从来不把工资给家里，母亲的工资足够养家。母亲一个月挣两百多，父亲挣小三百，而且还有稿费。这些钱，他几乎都用在收藏这些东西上了，”曾立说，“我父亲当时有一个存折放在荣宝斋，有些东西看不好的先拿走。回去决定要了，再打个电话，荣宝斋那边就直接把钱扣了，他从来不欠钱。”
田家英研究问题讲求系统化、体系化，收藏清人墨迹亦是如此。他办公桌案头常年放着一本泛黄的书，是民国版萧一山编《清代学者生卒及著述表》，清代学者按生年排序，籍贯、著述、学术派系、社会地位一目了然。这是田家英选择藏品的“航向标”。凡收到一件，就在书上人名前划一红圈。他对朋友戏言：此乃“清朝干部”花名册也。希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书中所列一千多位学者墨迹收全。他的收藏思路清晰明确，可见一斑。
一次在东安市场的旧书店，田家英遇到陈英、金岚夫妇。金岚与田家英曾同在延安陕北公学学习，老同学相见，十分亲切。但当他看到夫妇俩花了280元买了一幅徐悲鸿的马图时，却表示很不理解。
田家英注重学者、官吏的墨迹，看重的是它的史料价值。他将相关联的汇编成集。例如，将清早期著名学者赵翼(赵瓯北)等十一位给孙星衍的信汇集为一集，取孙星衍编纂的《平津馆丛书》中“平津馆”三字为信札集命名《平津馆同人尺牍》。再如钱大昕、翁方纲等给钱泳的信，被合集为《梅华溪同人尺牍》，取钱泳号梅溪而得名，雅致又别致。又如冯桂芬、郑观应、杨锐、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维新人士，田家英在他们的通信合集上注明：“此册所收乃晚清输入新思想者。”
田家英按照年代、学派等，将收来的信札集结成册，专门请上海博物馆的朋友帮助装裱，共六册。其他手卷、画轴，为了妥善保存，也都让妻子董边缝制了布套。“那时候，布票特别紧张，家里虽然有钱但是没布票，所以我们穿的衣服也都是大补丁。但父亲为了把他收藏的画轴、信札保护起来，把仅有的一点布票买来的布都做成了口袋，把那些东西保护得非常好。”
他的老相识辛冠洁说,“当年老同志中喜好文物的不少，但专项收藏目的这么明确的，我敢说只有家英一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老先生曾经说过，田家英的收藏想不到“竟这样齐全、系统，他的鉴赏能力之高，收藏之丰，令人佩服。”
清代朱耷（1626-1705）行书五言诗轴，田家英旧藏
蔚为大观的收藏
到一九六六年，田家英的藏品已达两千余件，时间跨越明朝末年至民国初年的三百余年，涉及人物五百余位，囊括了清代各时期的学术流派和有代表性的人物，蔚为大观。
其所藏大致分三个阶段。
明末清初收藏的,主要为抗清、仕清的文人志士的墨迹。到死不吃清官饭的抗清人物有：傅山、朱耷、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出任清官吏的人物有:周亮工、吴伟业、龚鼎孳等。
第二段，乾嘉时期(乾隆、嘉庆两朝)，这一段田家英下功夫最大,学术气息最浓。首推应该属“乾嘉学派”和 “桐城学派”，田家英的收藏中,两大派系代表人物居然齐全，可见下了功夫。此外还有纪昀(纪晓岚)、钱维城、朱筠、毕沅、张惠言、张穆、吴敬梓、章学诚等。被称为“书法清四家”的翁方纲、刘墉、永瑆(成亲王)、铁保四人作品也都收了。还有今人熟悉的扬州八怪画派、西泠八家等人字迹，均有收藏。
第三阶段为一八四〇年以后，中国社会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一阶段,田家英关注时代风云造就的杰出俊才如龚自珍、林则徐、“戊戌六君子”等。“六君子”收到谭嗣同、刘光第、杨锐、康广仁的墨迹，他很遗憾六人中缺了林旭、杨深秀的墨迹。一九六一年他在长治搞农村基本单位核算的调查，后到山西晋祠宾馆起草中央文件，偶然在晋祠发现了一幅杨深秀水印件《松风水阁图》，题款有杨深秀的44个字，即使是水印件，他也视为珍品收下了。
他还藏有二周的墨迹，其中有周作人1929—1940年间信札三十余通，其中致张一渠书札正是周作人解释留北平的原因，可见其珍贵。有意思的是，田家英“比较喜欢周作人的杂文，认为与他的其他作品相比，杂文写得最好”。则周氏信札很可能是有意识的收藏了。晚年周作人大概不知道有这么一位中共高干欣赏他吧？
田家英的收藏故事中，有一则是跟齐白石有关的。白石老人为他画了一幅《鳜鱼图》，田家英认为“无神”，信笔为鱼点’睛’。
因为夫人喜欢董其昌书法，他还收藏有七八件董其昌的书法。
清代孙星衍（1753-1816）篆书五言联
小莽苍苍斋的收藏印
“小莽苍苍斋”是田家英的书斋名，源于谭嗣同的“莽苍苍斋”。田家英敬佩谭氏的骨气，所以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小莽苍苍斋”，他曾解释说：“‘莽苍’是博大宽阔、一览无际之意，‘小莽苍苍’以小见大，对立统一。”
小莽苍苍斋收藏的清人墨迹，不论是宏篇巨制还是单页小札，在拖尾或押角处都留有田家英的收藏印，有名章，也有斋号，多达百十枚，均是当时名手所刻，如顿立夫、沙孟海、吴朴、方介堪、韩登安、叶潞渊、方去疾、陈巨来等，周围并有梅行、齐燕铭等同道中人，于是呈现出文印俱佳的收藏印现象。田家英的印章印文，只有非常少的具有时代特色（比如有一方“理必归于马列”），其他均严守传统规矩。
曾和田家英一起工作了十七年的逄先知说：收藏清代学者墨迹，是田家英的业余爱好，却成了他全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他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更加充实、更加丰富。逄先知的话是有所指的。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田家英嘱托梅行镌刻一枚印章“京兆书生”，边款便是他那年所作的一首诗：“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
一九六一年田家英在浙江调研后，极大的内疚压在心头。田家英请篆刻家陈巨来将林则徐的诗“苟利国家生死以，敢因祸福避趋之”刻成一对印章，奉为座右铭。他说：“如果有利于国家，就不顾生死去做，哪敢为了个人的祸福躲避或追求其他。”
清代王懿荣（1845-1900）篆书七言联，田家英旧藏
未竟夙愿，聊可慰怀
田家英去世的当天，全家被逐出中南海，全部个人物品均被封存。“小莽苍苍斋”在劫难逃。陈伯达派人取走了龚自珍自书诗轴等墨迹，到底当了名副其实的“贼”。戚本禹不但取代了田家英的工作，也“顺便”接管了“小莽苍苍斋”的部分藏书。被田家英称为“国宝”的毛泽东手迹、“小莽苍苍斋”藏品的总账目以及数以百计的清人墨迹、信札、印章等都不翼而飞。董边喜欢董其昌的字，当年曾轮换挂在卧室里，可现在一幅也看不到了。至于书籍的损失就更大了，二十多架书，退回时十存其二。最令人惋惜的是田家英一生笔耕，勤于撰述，但最后退还给亲属的，除一纸遗书，竟没有任何文字，以致我们无法了解他毕生倾心的《清史》撰写和研究进行到什么程度。
1980年，田家英得以平反昭雪。“当时，我母亲接到中央办公厅的一个电话，‘退生活用品’。”曾自回忆起当时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我随母亲来到中南海，通报了姓名，有人把我们带到永福堂。然后来了一队解放军，一辆大卡车，就往上搬，上面的土有一寸厚。”最后，田家英的夫人董边默默地在几十页遗物点交清单上签了字。
一九五一年，田家英和董边及爱女
“文革”后保存至今的田家英藏品还有1500余件，包括信札、书札、手卷、手稿、楹联、条幅等，涉及清代学者500余位。
1991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小莽苍苍斋收藏清代学者法书展”，引发了人们对田家英的怀念。赵朴初老人观后即兴题写了“观其所藏，知其所养。余事之师，百年怀想”的诗文，对他的收藏意义和人品人格抱以仰慕和尊敬。此后，董边即将105件藏品捐献国家，其中包括吴伟业、龚鼎孳、王时敏、龚自珍、林则徐、何绍基等清代著名学者、仁人志士的墨迹。
2013年，为了纪念田家英诞辰90周年，《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连同此前已出版的《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选集》《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田家英倾心辑藏和研究的一批清代学者信札已全部出版。
如果说田家英未能实现他撰写清史的夙愿是人生的憾事，那么小莽苍苍斋的收藏系列成书、流布人间，当是对他未竟夙愿的一些弥补吧。
曾自《永远的纪念——父亲田家英的收藏往事》
解宏乾《田家英：以史为鉴的收藏》
戴新伟《收藏家田家英》
张天琚《田家英专注清人墨迹收藏终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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