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重大決策誕生在這座只有門牌而無招牌、不能當賓館的賓館（餘瑋/攝）
本刊記者 餘瑋
沿著北京長安街一路向西，羊坊店西路和復興路交口的路西南有幢院落，掛著看上去頗不起眼的門牌“羊坊店1號”，但一直森嚴戒備的這裡卻非比尋常。這便是低調而又高調的京西賓館。
這是一座只有門牌而無招牌、不能當賓館的賓館，以接待黨和國家、軍隊高規格大型重要會議及重大活動為主而被稱為“政治賓館”“最安全的賓館”“會場之冠”，是許多重大決策的誕生地。
1978年12月18日，寒氣逼人，瑟瑟寒風不時吹起。就是在這樣一個寒冷的日子，在京西賓館舉行的一個特別會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卻使中國從此走向了春天。這次會議將新中國的歷史劃為兩個迥然相異的時代——“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因此，京西賓館成為改變中國命運的地方。當年短短的5天會期，為古老中國鍛造出一枚時代的鑰匙，為中華民族孕育出一粒春天的種子。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京西賓館隆重舉行
原定會議因被捅破“窗戶紙”而延長半個月
1976年，三位共和國最重要的締造者相繼離世，而“四人幫”瘋狂奪權的伎倆早已讓國人憤懣難耐。這年10月，中共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中國人終於從長達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惡夢中醒來。
為統一全黨思想，全體中央委員雲集北京京西賓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按照慣例先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出席這次“規模很大、規格很高”的中央工作會議的有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的主要負責人，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和群眾團體的主要負責人。與會者沒想到，會期原定20天的中央工作會議，卻從1978年11月10日一直開到了12月15日，延長到了36天。
中央工作會議的前兩天，按部就班討論經濟工作，氣氛波瀾不驚。11月12日，會議開到第三天，陳雲在東北組的討論中作了一個似乎有些“離題”的發言。他首先表示，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的主張，即從明年起把工作著重點轉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他認為，實現四個現代化是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迫切願望。但是，怎樣才能順利實現這樣的轉變？陳雲認為，要先解決重大歷史遺留問題，創造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對有些遺留的問題、影響大或者涉及面很廣的問題，是需要由中央考慮和作出決定的。對此，中央應該給以考慮和決定。他的發言，捅破了“窗戶紙”，發出了震驚中國的聲音。
陳雲公開提出了幾個問題：薄一波等61人所謂叛徒集團一案；中央應該承認“七七決定”和1941年決定是黨的決定；陶鑄、王鶴壽等一批幹部的問題；彭德懷的問題；“四五事件”；康生問題。陳雲濃重的吳語普通話蓋過了會場所有的雜音，代表們詫異、驚愕、興奮，心情隨著陳雲拋出的一個比一個更有力量的“炸彈”而跌宕起伏。陳雲提出要解決這一系列重大歷史遺留問題，使會議方向發生了重大轉變。
這次，陳雲的發言完整地登在了會議簡報上。在現場聽到或後來在簡報上看到陳雲發言的與會者們，在多年後憶及此事時，很多人不約而同地用了“爆炸性發言”“六顆重磅炸彈”這樣的詞彙。
“六顆重磅炸彈”炸響了，當即激起了更有聲勢的迴響。會場的熱烈討論一下子進入了白熱化，會議氣氛為之一振。聶榮臻在東北組，康克清在華北組，宋任窮、蕭華在西北組，以及其他許多與會同志，都就陳雲提出的這些問題發表意見，並補充提出其他一些必須由中央考慮做出平反決定的重大案件。據京西賓館的退休老職工們講，當年為了讓大家暢所欲言，服務員不許進入會議室，誰想喝水就自己倒。
11月16日，《人民日報》公佈了中共北京市委的決定，宣佈“四五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為受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復名譽。
11月19日晚，一個特殊劇組走進京西賓館，為正在此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的代表演出專場話劇《於無聲處》。在這部由上海普通工人宗福先業餘創作的話劇裡，主人公第一次站在舞臺上，勇敢地對“文革”說“不”，不啻於窒悶空氣中炸響的驚雷。
12月13日下午4時，鄧小平在大會閉幕會上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為題發表講話，正是這次會議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定下基本調性。今天，重溫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鏗鏘之言，仍然振聾發聵：“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這篇講話，實際上成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中國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衝破禁錮、開闢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理論的“宣言書”。
閉幕會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本該到此結束了，可代表們感到鄧小平講話非常重要，紛紛要求延長兩天來學習和討論。直到12月15日，中央工作會議才真正落下帷幕。一個會開這麼久，這在中共歷史上是非常罕見的。為期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在京西賓館的歷史上也被稱為“最光輝燦爛的36天”。
改變中國的五天實現歷史的偉大轉折
中央工作會議為中國改革開放做了重要鋪墊。當時，所有參會人員都沒走，留在北京稍事休息，等待一個重要歷史時刻的到來。1978年12月18日，京城瑞雪漫天，滴水成冰，而共和國決策層的思想開始破冰，“春天的故事”呼之欲出。當天的北京京西賓館裡，一個推動中國歷史大轉折、開啟國家新命運的會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舉國期待中拉開帷幕。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於光遠當時是國務院研究室負責人，由於會議工作的需要以非正式列席人員的身份自始至終參加了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生前他強調“三中全會是三中全會，中央工作會議是中央工作會議，它們是兩個會議，各有各的功能，但是由於這兩個會議之間存在一種不尋常的關係……對許多重大問題，中央工作會議無權做出正式決議，必須召開全會才能使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的各種主張正式成為全黨遵循的決議”。
十一大選出的333名中委和候補中委中，郭沫若、羅瑞卿、彭紹輝、王錚、林李明和謝正榮等6位已去世，另有25人由於種種原因經中央決定不通知他們到會。于光遠生前說，302人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名單上因事、因病請假的有21人。實際出席三中全會的中央委員169人，佔中委201人的84%，大大超過法定人數。開這個三中全會的目的是對中央工作會議準備好了的事履行合法手續，所以這個名單很重要，會議準備的名單就比中央工作會議搞得嚴密多了。這張名單上列為列席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有9人。他們是宋任窮、黃克誠、黃火青、胡喬木、韓光、周惠、王任重和習仲勳，都是中央工作會議提出建議增補為中央委員會的人，而且一旦全會通過增補他們成為中委，他們便成為既有發言權、又有表決權的出席者了”。
據于光遠回憶，非正式列席人員沒有上名單。三中全會分組名單按工作會議的6個組分組，各組召集人不變，原來在組內的中委不變，各組人數比以前只略多一些，于光遠所聽會的西北組從原來的35人增加到44人，加上宋任窮、王任重兩位正式列席者共46人。“12月18日整天閱讀、學習中央工作會議文件和傳達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鄧小平、葉劍英和華國鋒的講話。這次全會沒有做主題報告。從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三位中央領導人講話的內容來看，鄧小平的講話由於精闢地、全面地論述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任務和組織問題，出席者都知道它實際上就是這個全會的主題報告。”
12月18日晚，十一屆三中全會第一次會議在京西賓館舉行。于光遠回憶時說，這天晚上的會議上華國鋒講了會議的開法、會議的議程等，“這些話是他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已經講過的那些。他的講話很短”。因會期緊迫，三中全會採取了集中閱讀文件的辦法。在京西賓館老服務員的回憶中，那幾天晚上，不少房間的燈一直亮到半夜。
“我記得三中全會只在第一天和最後一天開了大會，其餘都是分組會。”據于光遠生前講，19日各組繼續看文件，西北組首先開始討論。從20日到22日各組進行討論。于光遠在晚年還記得，“舉行三中全會的過程中沒有什麼事要我做，簡報很少，6個組的簡報加在一起只有中央工作會議的一個組那麼多，閱讀簡報不花太多時間，我過了5天比較輕鬆的日子”。
22日這天，冬至。這一天，北京距離太陽最遠。但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閉幕卻讓每一箇中國人心頭都暖洋洋的。當天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公報中最後一段話這樣說：“明年是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30週年。十一屆三中全會號召全黨同志、全軍指戰員和全國各族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各黨派和無黨派愛國民主人士：我們在明年把工作中心轉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並取得應有的成就，將是對建國30週年的最好獻禮……”次日，廣播公報響徹千家萬戶。
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日，時令上是冬至，但對國家來說這一天是“立春”。這次全會是建國以來中共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結束了1976年10月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開始全面地、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充分肯定了必須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確定瞭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果斷決定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否定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提法，做出了從1979年起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提出了要注意解決好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嚴重失調的要求，制訂了關於加快農業發展的決定；著重提出了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任務；審查和解決了黨的歷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全會還增選了中央領導機構的成員。從此，黨掌握了撥亂反正的主動權，有步驟地解決了建國以來的許多歷史遺留問題和實際生活中出現的新問題，使國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出現很好的形勢。這次會議是中國從亂到治、推陳出新的新“遵義會議”，也是黨的歷史上一次偉大的覺醒、革命和創造。從此，中國重新奔馳於正確的軌道。
關注黨史或國史的人，一定記得那張鄧小平和陳雲微笑著坐在一起的黑白照片。這便是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期間的一個場景，成為京西賓館見證改革開放的開啟、撥亂反正的歷史轉折瞬間。直到現在，當年舉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三層第一會議室裡，從椅子到茶杯依然保持原樣，在歷次翻修中都修舊如舊，牆上還懸掛著的“自力更生、艱苦奮鬥”8個大字透著歷史滄桑，猶如風雷激盪的會議剛剛散場。
離會議現場最近的人第三隻眼的見證
1978年秋天，當年任北京衛戍區某警衛連連長的何訓祥奉命帶領全連官兵到京西賓館接防警衛勤務。此時，何訓祥感知有高級別的會議要在這裡舉行。“那時候的長安街，行駛的車輛屈指可數。如何保證首長乘坐的車輛到達京西賓館時，能夠及時開門、關門，是連隊訓練的重要科目之一。”
這年12月18日，隨著一聲清脆的哨音響起，何訓祥和全連官兵聞聲而起，提前一小時起床，因為他們知道當天有一個重要的會議即將在警衛目標京西賓館第一會議室召開。當晚，站在哨位上的何訓祥看到，京西賓館三樓第一會議室燈火通明。他知道，重要會議正在進行……會議後，何訓祥通過廣播和報紙才知道自己在京西賓館值勤的那段時間召開的是十一屆三中全會。
“鈴鈴……”1978年12月18日這天清晨5時，鬧鐘剛響兩聲，張麗華也爬了起來，隨後和一幫姐妹們趕往京西賓館第一會議室佈置會場——擺茶具、疊毛巾。當年，她是京西賓館會議科服務二組的一名服務員。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期間，主要負責給主席臺的領導續茶水。“老有中央領導在那兒開會，也都習慣了，所以一切都是按照往常來準備的，因為要封閉不能回家，對家裡人也說是去農場勞動去了。”和何訓祥一樣，張麗華也並不知道當天的會議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
作為京西賓館會議科的服務員，背號杯是一項很重要的準備工作。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期間，中央領導同志都有自己的專屬號杯——號杯的號從1排列到44，這個號碼用紅漆寫在杯把的下面。張麗華記得清清楚楚，“鄧小平是12號杯，葉劍英是3號杯，李先念是13號杯……雖然我們對號碼爛熟於心，但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前夕，我們十幾個服務員還是坐在一塊，重新默記了一遍，當時的杯子都是白瓷的，沒有花紋，顯得樸素大方”。
“會場裡面的人坐得滿滿的，人和人捱得很近，從後面倒水還真得講究點技巧，主席臺也特別長，領導的表情也都很莊重。”12月18日當天，張麗華留著齊耳的短髮，身著白襯衣藍褲子的她拎著5磅的大暖瓶守候在第一會議室外。當時，她已經服務過多次中央會議，但那一次她感覺領導入場的時候“掌聲特別熱烈，足足有3分鐘之久”。
在張麗華的眼中，當時的鄧小平總是在思考的樣子。“他愛抽菸，出於健康的考慮，他的隨員已經限制他的煙量了，每天也就兩三顆。”在會議休息室，張麗華卻看到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央領導避著隨員偷偷相互遞煙，“或許有助於思考吧！”愛思考的鄧小平老人家開會期間也愛喝水，那時候規定會議期間每20分鐘續一次水，細心的張麗華髮現，每次給鄧小平續水的時候他的杯子都不是滿的。直到單位傳達精神時，張麗華才知道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中國歷史上偉大的轉折意義。
尋常百姓審視這次盛會，有著自己獨特的視角。家住羊坊店路的一位退休工人印象深刻：“當時我看到的最大變化是，一夜之間，大街小巷‘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標語從牆上抹去了。大家也敢說話了，敢談論國家大事了。”
回首改革開放的起點，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總計120個小時，那不過是歷史長河中的短短一瞬，但在共和國的歷史上這個一瞬非凡而深遠，其歷史意義之重大無論怎樣強調似乎都不過分。正是在京西賓館的這120個小時，一個令中國天翻地覆的新詞彙——“改革開放”猛然跳入國人視野，而一個偉大的時代也就此正式踏上征程。此後的中國政治語系中，“三中全會”成為改革開放的代名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成了中國媒體使用最頻繁的狀語。
這麼多年來，“包產到戶”“下海”“萬元戶”“個體戶”“股份制合作”“特區”“自貿區”“一帶一路”“全面小康”……一個個逐年變化的“熱詞”，鐫刻著時代烙印，讓人感受到改革開放帶來的觀念大解放、佈局大突破大推進。沐浴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時代語境裡的中國人，許多儘管不清楚發生在京西賓館裡的歷史風雲，但切身受惠於由此開啟的改革開放時代，無不感恩！
京西賓館作為共和國的一個重要政治地標，見證了黨和國家一段段重要的、鮮為人知的歷史。在人民大會堂、釣魚臺國賓館等國家級會議舉辦地紛紛對外開放的當下，京西賓館依然因為其“內部性”而“固守”著獨特的神秘感，成為新聞聯播裡重要新聞背景的“常客”，儼然中國當代史的一位見證者。
七律《京西賓館》（劉曉/詩 徐宜勝/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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