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可護身殺敵，也可傷及自身，此乃事物普遍之兩面性；況且劍可傷人，但傷人者乃是人，劍不能自傷人。中藥亦然。“藥能治病，亦能致病”，中藥本身是無辜的（除非有質量問題）。“病之當服，附子、大黃、砒霜皆是至寶；病之不當服，參、芪、鹿茸、枸杞皆是砒霜”（餘聽鴻語）。
有毒未必有害，無毒未必無害，藥之害在醫不在藥。
首先，中藥使用必須辨證論治，因時、因地、因人制宜。“桂枝下嚥，陽盛則斃；承氣入胃，陰盛則亡。”關木通用毒，是真；而有毒就必定有害無益嗎？是否也有醫生（特別是西醫）不懂辨證用藥的原因在內？陰陽寒熱不分，表裡虛實不顧，以對證之劑用作對病之方；不管開始對證與否，也不論後來證型是否改變，一味“龍膽瀉肝丸”開將出去。所謂“君之用藥，非歧非黃，君之用藥，如虎如狼；經君之手，不病而病，服君之藥，不亡而亡”，豈不冤枉？如此用藥，人參、茯苓都會出問題，何況有毒之關木通呢。日本前些年發生的“小柴胡湯事件”，就是因為脫離了中醫學理論使用小柴胡湯的結果。我們難道還不能引以為戒嗎？中醫不同於西醫，有自己的“遊戲規則”，因此，使用中藥之前，務必懂得中醫應該怎麼用，懂得正確的炮製、煎煮方法，不要盲人騎瞎馬，效果不好甚至出了醫療事故，反說中藥有毒，中醫無用。
其次，用法和劑量有差，結果也可能事與願違，中西藥物皆然。近醫楊則民講：“麻黃作解熱劑時用輕量，作利尿劑時用中量，治喘時用大量；桂枝伍於發汗劑時用輕量，和衛陽時用中量，治療風痺時用大量。附子作強心劑時用大量，峻下作鎮痛劑時用中量，作止瀉劑時用輕量。川連瀉火解毒用大量，消炎用中量，健胃用輕量……又言“烏附大量則中毒”等語。可見劑量實在值得重視。而王清任用黃芪，繆希雍用石膏，祝味菊用附子，常劑量極大，是基於對中醫理論和藥物的深刻認識及對方劑的巧妙配伍。正所謂“藝高人膽大”，如果沒有臨床經驗和對所用藥物的深刻認識，豈可隨便效仿？再如關木通有毒，有人用不得當而出現了副作用，有人卻能用之有利而無害，藥之過，人之過？
再者，毒性為部分藥物作用的一部分，而臨床上以毒為用的例子也不少見。《本經》藥品之下品即毒藥；《周禮*天官》“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要求醫師在識別利害藥毒“令民知所避就”的基礎上，還應該能動得化害為利和化毒為藥，轉化利用來作為醫療手段。而外用吳茱萸、川椒、巴豆、蓖麻子、斑蝥、毛茛等都是中醫引赤發泡、由上達下、由裡達外的誘導療法，在外治法中經常使用。全蠍，蜈蚣之類，皆有毒之品，而章次公、朱良春諸先生用之內服其效如神。《孔穎達傳》甚至說：“服藥必暝眩極，其病乃除”，可見有毒未必有害。而一味平和之品，對提高療效也是有限的。以毒為用，需膽大心細，另是一種境界。朱良春統計，古有十八反，十九畏，而歷代皆有用之者。如《金匱》甘遂半夏湯之甘草，甘、遂同用，赤丸之烏頭、半夏同用，丹溪蓮心散芫花、甘草同用等。用藥如用兵，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善用者置之死地而後生，若韓信之行背水陣也；不善者徒取滅亡之禍耳，可不慎哉？蓋賢者真知灼見可用之，昧者固不可妄試以殺人也。
最後，雖然現代對中藥藥理毒理已加強了研究，但仍未足夠深入，在教學中對此仍未給予充分重視。對西醫開中藥或中成藥也沒有給予一定的管理和限制。這一點也很值得重視。
吳塘曰：學醫不精，不若不學。《內經》曰：世無不可治之疾，有不可治之醫。用藥有害，一味從藥物上找原因，甚至將藥物封殺（如關木通等），如同馬不走去鞭打車，不是一種對中藥應有的客觀態度。陸廣莘先生也提出藥之害在醫不在藥，龍膽瀉肝丸事件或者馬兜鈴酸事件，起源於外國人不懂中醫藥，或國內一些西醫未遵循中醫理論正確辯病，但其實質恐怕是醫藥市場之爭，也是東西方文化的衝突，希望媒體更多地透過現象看本質，以免誤導民眾。其意見發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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