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上，为情所困的男女举不胜数，他们之被情所困，多是因为多情。
相比之下，一生有四段婚姻的词作家田汉，也是一个多情种，但他的为情所困背后，却并非因为多情，而与他的这一性格特点有极大关系。
田汉是一个天才，他不仅是剧作家、戏曲作家小说家、词作家、诗人、文艺批评家、文艺活动家，还是中国现代戏剧三大奠基人之一。
田汉一生最为人称道的，除了他留给后世的诸如《义勇军进行曲》等优秀作品外，还有他一生的四段情事。
田汉一生，共有四段婚姻，这四段婚姻中的四个女子，在某种意义上成就了田汉，也在某种意义上，让田汉的一生陷入了纠结矛盾中。
田汉第一段情感的女主角，是封建包办婚姻里的表妹易漱瑜。
易漱瑜是田汉的表妹，两人自小便青梅竹马一起长大。他们彼此都喜欢诗作，且情投意合。1920年底，年22岁的田汉便与易漱瑜在日本结为了夫妻。婚后，两人鹣鲽情深，过了一段神仙般的日子。
年轻时的田汉
1922年，两人回到国内后，还联合创办了《南国》半月刊。期间，田汉开始在《南国》发表自己的戏剧作品。田汉的很多代表作，如《乡愁》和《咖啡店之一夜》等均发现于这一时期。
爱情、事业双丰收的田汉，很快走上了人生巅峰。可惜，天妒良缘，仅仅几年后，易漱瑜便因病辞世了。
这一年，田汉年仅27岁。
1925年1月，不放心丈夫一个人的易漱瑜在临终前拉着田汉的手说：
“哥，你不规则的性格，丢下你，我不放心，让黄大琳嫁给你吧，她是我最好的好朋友……”
田汉含泪答应了妻子的嘱托，但在田汉的恋情中黄大琳仅仅是个过渡人物。
1927年，为了妻子的遗愿，田汉与黄大琳举行了婚礼。但在婚后，田汉一直很痛苦，他在写给日本友人的信中说：
“妻子去世后我又有了新的恋人，可是无论如何没有以前的滋味，我深切感到人生的春天只有一次。”
就在这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为田汉枯燥的二婚生活带来了亮光。
这个女子名叫林维中，她在看了田汉丧妻后写的散文《从悲哀的国里来》后，被深深打动了。于是，为逃避包办婚姻远走南洋的她，便决定主动向田汉表达爱慕之情。
林维中大胆给田汉写了一封情书，林维中洋溢着热情的信笺，让寂寞的田汉心里有了异样。随后，林维中还在信中附上了自己的照片，田汉望着照片上风姿绰约的女子，不仅心生涟漪。
就这样，二婚后的几年里，田汉一直与林维中保持着情书往来，一来二去间，两人之间的感情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1927年，田汉担任上海艺术大学校长。一年后，林维中与田汉有了第一次会面。
正是这次会面后，两人的关系更进了一步。得知田汉办学没钱，林维中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积攒下的500元交给了田汉。
林维中的这一举动彻底打动了田汉，他在感激的同时，也感觉到了她对自己的在意。
一年后，田汉做出与妻子黄大琳离婚的决定。经过商量后，两人和平友好分手，两人约定：分手后依旧和从前一样做朋友。
离婚当天，田汉与黄大琳还专门去照了一张照片，在合影下，田汉还写到：
“为了我们精神的自由，为了我们不渝的友谊，我决然与你小别了，亲爱的大琳”。
自此，田汉与第二任妻子的情感便被画上了完美句号。
离婚后的田汉并没有立即和林维中结婚，他们相约，等林维中1930年在南洋的课程结束后，再回上海举行婚礼。
可恰恰就在两人感情即将修成正果之际，田汉生命中猝不及防地闯入了一个叫安娥的女子。
安娥和田汉一样，同是剧作家、曲作家，她比田汉小7岁，长相清丽，才华横溢。最主要的是，她还善解人意。做田汉秘书期间，安娥与田汉因为频繁往来日久生情。
不久后，两人便陷入了热恋，随后，两人同居。
直到林维中拖着行李箱从南洋回到国内，被感情冲昏头脑的田汉才回过神来。得知田汉与安娥存在同居关系后，林维中大声质问田汉：
“之前的承诺不算数了吗，那我回国干什么？”
田汉苦恼极了，他既不愿意伤害安娥也不愿意伤害林维中。
通常，三角是最稳定的结构，但感情里，三角却恰是最不稳定的结构。
爱情三人转里，田汉夹在中间痛苦极了。他的痛苦在于：两个他都不想伤害，其实田汉并不知道，拥挤的感情，对任何一个人而言，都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伤害。
安娥是受害者，林维中是受害者，田汉自己也是受害者。
这段纠结的感情，最终以安娥的主动退出宣布告一段落。安娥找到林维中，并对她说：
“我不要家，不要丈夫，你与他结婚吧。”
安娥退出后，听说田汉与林维中结婚还没有新房时，她竟然主动为他们张罗了新房。
田汉并不知道，此时的安娥已经怀有身孕。倘若他知道事实，以他的性格，他一定会选择安娥。但这并不是安娥要的结果，一来，她不想让孩子成为自己争取田汉的筹码，二来，她还有未完的革命事业。
1931年8月，安娥生下了她与田汉的儿子田大畏。
因为革命工作革命工作的缘故，出于经济和安全等考虑，她不得不把儿子送给母亲抚养。
那天，当安娥带着私生子返回家乡时，当时的场面真真让人难以想象。
安娥跪在母亲面前请求原谅自己的行为，也请她代为照看孩子。随即，母女抱在一块失声痛哭。
安顿好儿子后，安娥果断地回到了上海，来到已得知消息的田汉面前，亲口告诉他:“孩子已死，无需挂念。”
此后的安娥，因为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只得进入唱片公司开始创作歌曲。她所创作的《渔光曲》《卖报歌》等，都写于这一时期。
同时期的田汉与林维中，却过得并不安稳。
田汉与林维中，虽已因安娥的退出顺利结为夫妻，但安娥的退出，并未让这段感情的裂缝消失。实际，随着时间的流逝，安娥不仅并没有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反而开始变成两人争吵的根源。
错误，会随着错误的终止而结束，但伤害却不会。
田汉与林维中之间的婚姻，本在一开始就被划上了裂缝。
两人婚后频繁因为小事争吵，田汉知道，林维中和自己争执，与她心中的不满有关，对于丈夫曾经背叛自己的行为，她始终未曾真正放下。
时间是魔法师，它可以抚平一切，但在田汉与林维中的感情里，时间才刚刚开始起作用时，安娥又再次出现了。
1935年，被捕的田汉在南京监狱中，每天早晨听到看守们吟唱安娥作词的歌——《渔光曲》，歌声勾起了田汉对安娥的思念，他随即写下了《狱中怀安娥》一诗。
诗中，他写到：
“欲待相忘怎忘得，声声新曲唱渔光。”
看到这首诗后，极度生气的林维中难过极了，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已与田汉已相爱十年，却还是没能让他忘了安娥。
两年后两人的一场偶遇，让林维中感到了绝望。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安娥撤离上海，在由上海辗转武汉的路上，她竟然又与田汉相遇了。
这次的相遇，将两人的爱情之火再次点燃了。
也正是多年后的这次重逢，让本曾嫁人的安娥确定了自己对田汉的感情。
兜兜转转间，安娥才明白：自己最爱的人，始终是田汉。
重逢后，安娥告诉田汉：他们的孩子其实还活着，已经很高了。
这个消息让田汉惊喜不已，他紧紧搂着安娥，告诉她：以后我们三，再也不分开了。
此时的田汉显然忘了，在这个“我们三”之外，还有一个“我们三”，那就是：田汉、林维中加女儿。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两人重新在一起的消息很快被林维中知道了。
此时开始，安娥和林维中两个女人之间争夺男人的“战争”，便正式打响了。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打响后，田汉才知道：三人行的爱情，有多可怕。
原本，田汉可以尽早结束这场战争。但他天真地希望：谁也不伤害。田汉并不想离婚，因为，他虽与安娥在一起，但他同时也爱女儿，且与林维中有感情。
林维中作为正室，岂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有一次，田汉带着安娥和女儿到台湾游览，将林维中一人留下了。得知消息后的林维中紧随他们追到了台北，多方打听后，她找到了丈夫与安娥落脚的地方。
但见到林维中后，觉得妻子碍事的田汉又一声不响带着安娥和女儿玛丽去台南游日月潭、阿里山去了，把林维中冷冷清清地留在了台北。
极度愤闷下的林维中，做出了一个很多女人都会做的决定：给他们好看。
一气之下，林维中竟写了一篇题为《一封致田汉的公开信》发表在台湾《新生报》上。与这封“公开信”同时见报的还有《安娥致洪深的信》和《林维中驳安娥致洪深的信》的文章。这两封信和一篇文章在台湾《新生报》一经刊出，台湾文艺界、知识界顿时哗然。
安娥和田汉都是公众人物，这些花边消息被曝光后，自然引发了极大的舆论反响。
四天后台湾《新生报》还刊登了一篇六位台湾大学的大学生，写的《致田汉夫人的信》，表示他们对田汉安娥的行为的愤慨，使得田汉在台湾名声扫地。
发展到此，田汉才恍悟：不想伤害任何一方的结果，竟是所有人都被伤害。
但此时，后悔，为时已晚。
周旋于两个女人之间痛苦不堪的田汉，陷入了抑郁中，最难过的时候，他曾向好友吴似鸿抱怨到：
“婚姻是一条绳索套上脖子，好不自由，最好不结婚，用情人制。”
好友作家吴似鸿在《回忆田汉》一文中讲述田汉当时的境况时说：经历诸多感情波澜，田汉“被爱的伤痕留遍”。
田汉在风口浪尖之际，安娥也受到了巨大的舆论压力，1948年2月，安娥接受上海《新民报》专访，开诚布公地表明了自己的爱情观。她说:
“争， 或许可以得到一个人的躯壳，但却不一定能得到一个人全心全意的爱情。”
当记者问她，面对如今的局面如何应付?安娥苦笑说：
“无所谓应付”，“一切应该随田先生”，“是他自己因善良而产生出来的痛苦，也正因为他这份善良，在日常生活里，时常使我感动”。
这场因为爱情引发的厮战，最终耗尽了田汉的心力，心力交瘁下，他最终与林维中离婚，与安娥结为了夫妻。此后，领悟到爱情里没有“三人行”的田汉再未与任何其他女子有过纠葛。
1968年，田汉因为那场特殊的革命被迫害致死。八年后的1976年，与重病抗争了二十载的安娥，带着对丈夫的苦苦思念，在唐山大地震后北京的混乱中离开了人世。
多年后田汉之子田申在评价父亲一生时说：
“我父亲这个人，成也在他太重情，败也在他太重情。”
这话，大约很能概括田汉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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