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一個月，就是中美建交40週年。當前，中美關係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面臨著何去何從的歷史性選擇。值此之際，一部名為《善良的天使》的紀錄片在美中先後首映，希望在當前劍拔弩張的氣氛下讓兩國人民對未來的中美關係增加一些信心。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說，在這充滿挑戰的時刻，中美關係的發展也許更需要“善良的天使”。
《善良的天使》由兩屆奧斯卡獲獎導演柯文思（Malcolm Clarke）執導，美國知名製片人威廉·蒙代爾（William Mundell）和金馬獎獲獎製片人韓軼聯合制片，在中國、美國和非洲歷時五年完成。
在這部影片中，觀眾可以聽到政商學屆領軍人物的聲音，包括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詹姆士·貝克和瑪德琳·奧爾布賴特，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前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思危，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董建華，美國駐華大使、前愛荷華州州長特里·布蘭斯塔德，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少將喬良，亞洲協會聯席主席陳啟宗，黑石集團董事長史蒂夫•斯瓦茲曼、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等。
與此同時，影片還精心選取了一個個普通人的故事，用他們的經歷來展示兩國在文化、教育、經濟、體育等各個領域的密切交往。在影片中，觀眾看到在中國學校教英語和橄欖球的美國退役海軍陸戰隊士兵、遠赴美國幫助美國學生學習算術的中國珠算老師、自掏腰包在艾奧瓦州馬斯卡廷建立“中美友誼屋”的中國企業家、失業多年後在中國工廠找到工作的美國女性工人……
韓軼表示，中美關係是一個很抽象的概念，如何將這樣一個冷冰冰的主題拍成有趣、有溫度、有情感的電影，其實是一件很有挑戰的事情。影片選擇了普通人的視角，用一種極具情感的表達講述了每個人所承載的故事。“我們的主創團隊希望展現出中美關係積極的一面，讓兩國觀眾聆聽心中‘善良的天使’，共同努力創造一個更好的未來。”
在影片開頭，基辛格回憶道，在20世紀70年代首次來華時，他對周恩來總理說，中國對美國來說是一個“神秘的國家”。周總理回答道，只要多來中國看看就會知道，中國並不神秘。基辛格在影片中表示，為了消除誤解、增進信任，美國需要更充分地瞭解中國。
有意思的是，這部以美國觀眾為目標受眾的電影卻有意選擇了一位幾乎不太瞭解中國的導演。柯文思說，在拍攝這部電影之前，他只來過中國一次，不會說中文，沒拍過跟中國有關的作品，也不是一個研究中國的專家。
“這正是我想要的。我就是想要一個不瞭解中國國情、不會說中文的導演親身感受中國，而不是要一個‘中國通’去講一個二手故事。” 蒙代爾笑著說，“但是這也是有代價的，原本我們計劃的拍攝時間是一年半，但結果卻是五年，這確實是一個真正的旅行。”
經過對中國長達五年的探索之旅，柯文思的感受是，美國需要更多地瞭解中國，而中國也需要意識到，美國其實並不恨中國。他強調，與其說兩國存在“信任的赤字”，不如說是“信息的赤字”。“我希望太平洋兩端的人都可以看這個影片，通過這部影片增進了解，消除一些矛盾和誤解。”
在製作完成這部電影后，柯文思也愛上了中國。“我希望未來兩三年繼續拍攝中國。這個國家有太多還沒有被發現的有意思的故事。儘管有很多外國記者來到中國，但我希望去尋找那些可以打動人心的故事，縮小我所說的‘信息的赤字’，讓世界更好地瞭解中國。”
“如果我能夠給中國人提一個建議的話，那就是你們應該向美國人學習如何講好自己的故事。”柯文思認為，真正能夠引起共鳴的並不是那些宏大的故事，而是具有真情實感的普通人的故事。“如果可以讓美國人民瞭解中國人為追求美好生活付出過怎樣的努力，他們一定會為之感動的。”
中國外交部美大司參贊王擎指出，今天中美兩國各方面聯繫比任何時候都更加緊密，兩國人員往來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頻繁。去年，兩國人員往來規模超過530萬人次，每天平均1.4萬人往來於兩國之間，平均每17分鐘就有一架航班起降於太平洋兩岸。
11月24日，全球化智庫（CCG）聯合東註文化，在北京舉辦《善良的天使》國內首映會暨中美關係的未來研討會。美國駐華大使特里•布蘭斯塔德（Terry Branstad）出席了活動。活動之後，電影主創團隊在記者會上回答了《21世紀經濟報道》的提問。
《21世紀》：為什麼將這部紀錄片命名為“善良的天使”？
柯文思：“善良的天使”出自美國前總統亞伯拉罕·林肯在就職演說中的一句話。當時，美國國內形勢十分危急，內戰一觸即發。面對當時美國南北方的矛盾，林肯說雙方“不是敵人，而是朋友”，呼籲雙方找到天性中“善良的天使”，從而保持親密聯繫，避免戰爭。但結果是，當時人性中的善良面並沒有戰勝黑暗面，於是一場可怕的內戰爆發了。
當我們為這部紀錄片在紐約採訪基辛格的時候，他引用了這個詞來表達基本上相同的含義。他的意思是，美中兩國是可以和諧相處的，如果雙方能夠找到彼此善意的一面。正如基辛格一樣，我們也希望“善良的天使”可以勝利，這就可以避免和中國發生衝突。
《21世紀》：這是一部聚焦中美關係的紀錄片，但攝製組卻前往非洲拍攝了中國工人在當地的工作和生活情況。這是為什麼？
柯文思：我們這麼做有兩個原因。第一，中國現在已經是一個世界性的大國。在我拍攝這部電影之前，我並不知道這一點，當時我覺得只需要在中美兩國拍攝，但後來發現這完全是錯誤的。如今，如果你想精準地反映中國，你必須要前往世界各地。我們這麼做了，這就是為什麼這部電影耗時5年之久的原因之一。
我們在非洲找到了兩個故事。第一個故事是，隨著勞動力成本的上漲，很多中國工人失去了工作，因為工作機會被轉移到了非洲。我們展示並證明了一個道理：全球化的受害者是不可知的，它不會在乎誰有工作、誰沒有工作。美國人在抱怨他們的工作流向了中國，但中國人還在抱怨他們的工作流向了埃塞俄比亞呢。我們想要說明的是，這不是中國的錯，問題出在全球化上。我們看到，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勞動力成本也在上漲，因此很有可能衣服、鞋子等產品的生產會被轉移到其他地方。中國將不得不面對這樣的現實。
第二個故事是，一個來自雲南山區的工人在埃塞俄比亞造橋，為了賺錢養家，他將有長達三年的時間無法見到自己的孩子。實際上，他在孩子出生之後就從來沒有見到過孩子。美國人絕對無法做到這一點。如果美國人在埃塞俄比亞造橋，可能每兩週時間就可以前往迪拜等地方休息。美國人絕對無法接受跟家人分別長達三年的時間，這也是正常的。
中國為過去三四十年的經濟奇蹟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中國的經濟崛起並不是沒有痛苦的。中國有6000萬的留守兒童。我相信，這些孩子的祖父母們竭盡可能地照顧他們，但是孩子應該由父母撫養。留守兒童的父母可能幾周、幾個月都見不到孩子，因為他們在別的地方賺錢養家。這是中國為經濟奇蹟付出的異常慘重的代價。我覺得這一點是美國人沒有看到的。如果他們能夠看到這一點，就會知道中國人並不容易，他們是通過辛勤的奮鬥才換來了今天美好的生活。
《21世紀》：在影片中，哪個小故事給你留下了最深的印象？
柯文思：我覺得，最難拍攝的故事就是中國工人在埃塞俄比亞造橋的故事，因為我知道我絕對不可能離開我的孩子這麼久。這個年輕的父親為了自己的妻子、父母和從來沒見過的兒子做出了巨大的犧牲。我對他充滿了無比的敬意。這段記錄我可能看了三四百遍，但每一次我看到他的故事，都會被深深打動。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故事，它可能會讓觀眾反覆回想。我期待中國能夠用這樣打動人心的力量來講述自己的故事。
《21世紀》：為什麼會在五年前決定拍攝這樣一部紀錄片？是那時候就覺得中美關係可能會走下坡路嗎？
柯文思：我覺得需要明確的是，中美關係的問題是在特朗普之前就存在的。特朗普不是製造了這些問題，而是在已有問題上煽風點火。五年前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中美兩國都存在對彼此的不信任，那時候就存在關係緊張的跡象。在美國，有人抱怨中國偷走了美國的就業。這個問題是我特別關注的，因為實際上這些工作不是中國人偷的，而是美國企業主動交給中國的，因為他們需要獲取更高的利潤，誠實地說，他們並不在乎美國的就業問題。因此，我們在五年前所做的工作就是，找到美國人當時對中美關係最關心的議題，然後用小的故事來展示真實的情況。我們希望用這樣的方法來告訴美國人，中國也有很多需要解決的問題。
《21世紀》：這部紀錄片獲得了中國政府的資金支持嗎？
柯文思：我們沒有從任何政府獲得資金支持，除了加拿大政府。這是因為我生活在加拿大，在加拿大製作電影可以獲得稅收減免（Tax Credit）。為了促進文化產業發展，加拿大政府會向電影人返還一部分資金。在這部影片的製作團隊中，有很多加拿大人。因此，加拿大納稅人不知不覺地成為了這部影片的聯合出資人。
我們堅定地認為，絕對不能從任何政府那裡拿哪怕一分錢。如果我們從中國政府那裡拿了五毛錢，就會讓我們的電影喪失客觀性，因為西方人就會說你們被中國政府收買了。事實上，我們絕對沒有被任何人收買，影片的資金來自獨立投資人，剪輯權完完全全地掌握在我和製片人William Mundell的手上。沒有人跟我們說寫什麼、拍什麼、剪什麼。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那是我們的成功；如果你不喜歡這個影片，那是我們的失敗，因為這完全是我們的決定。我們完全沒有想管中國政府要錢，我們就是想做一個獨立的電影。
韓軼：這是一部中美合拍片，中方的參與是肯定有的。就像導演說的，我們希望用一種獨立的聲音來講述中國故事。中方的投資全部都在影片製作完成之後，影片的製作資金沒有來自中國的。儘管我作為影片的中方製作人從頭到尾參與了這部影片，但剪輯權是完全交給英國導演和美國製片人的。我們知道，面對美國觀眾製作這樣一部電影會很容易遭到這樣的批評。因此，我們從一開始就希望讓這部影片越獨立越好。這部片子關於中國、中美關係的講述是這個團隊非常獨立的想法。
導演的身份實際上非常特殊，是一個英國人，他看待美國、中國會更加中立。英國經歷過帝國的興衰，他知道從歷史來看帝國的興衰是非常自然的過程，他並不認為中國的崛起就意味著美國的衰落。他的中立的身份可以讓他更好地看待中美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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