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一个月，就是中美建交40周年。当前，中美关系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历史性选择。值此之际，一部名为《善良的天使》的纪录片在美中先后首映，希望在当前剑拔弩张的气氛下让两国人民对未来的中美关系增加一些信心。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说，在这充满挑战的时刻，中美关系的发展也许更需要“善良的天使”。
《善良的天使》由两届奥斯卡获奖导演柯文思（Malcolm Clarke）执导，美国知名制片人威廉·蒙代尔（William Mundell）和金马奖获奖制片人韩轶联合制片，在中国、美国和非洲历时五年完成。
在这部影片中，观众可以听到政商学届领军人物的声音，包括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詹姆士·贝克和玛德琳·奥尔布赖特，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前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美国驻华大使、前爱荷华州州长特里·布兰斯塔德，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乔良，亚洲协会联席主席陈启宗，黑石集团董事长史蒂夫•斯瓦兹曼、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等。
与此同时，影片还精心选取了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用他们的经历来展示两国在文化、教育、经济、体育等各个领域的密切交往。在影片中，观众看到在中国学校教英语和橄榄球的美国退役海军陆战队士兵、远赴美国帮助美国学生学习算术的中国珠算老师、自掏腰包在艾奥瓦州马斯卡廷建立“中美友谊屋”的中国企业家、失业多年后在中国工厂找到工作的美国女性工人……
韩轶表示，中美关系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如何将这样一个冷冰冰的主题拍成有趣、有温度、有情感的电影，其实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影片选择了普通人的视角，用一种极具情感的表达讲述了每个人所承载的故事。“我们的主创团队希望展现出中美关系积极的一面，让两国观众聆听心中‘善良的天使’，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在影片开头，基辛格回忆道，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来华时，他对周恩来总理说，中国对美国来说是一个“神秘的国家”。周总理回答道，只要多来中国看看就会知道，中国并不神秘。基辛格在影片中表示，为了消除误解、增进信任，美国需要更充分地了解中国。
有意思的是，这部以美国观众为目标受众的电影却有意选择了一位几乎不太了解中国的导演。柯文思说，在拍摄这部电影之前，他只来过中国一次，不会说中文，没拍过跟中国有关的作品，也不是一个研究中国的专家。
“这正是我想要的。我就是想要一个不了解中国国情、不会说中文的导演亲身感受中国，而不是要一个‘中国通’去讲一个二手故事。” 蒙代尔笑着说，“但是这也是有代价的，原本我们计划的拍摄时间是一年半，但结果却是五年，这确实是一个真正的旅行。”
经过对中国长达五年的探索之旅，柯文思的感受是，美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而中国也需要意识到，美国其实并不恨中国。他强调，与其说两国存在“信任的赤字”，不如说是“信息的赤字”。“我希望太平洋两端的人都可以看这个影片，通过这部影片增进了解，消除一些矛盾和误解。”
在制作完成这部电影后，柯文思也爱上了中国。“我希望未来两三年继续拍摄中国。这个国家有太多还没有被发现的有意思的故事。尽管有很多外国记者来到中国，但我希望去寻找那些可以打动人心的故事，缩小我所说的‘信息的赤字’，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如果我能够给中国人提一个建议的话，那就是你们应该向美国人学习如何讲好自己的故事。”柯文思认为，真正能够引起共鸣的并不是那些宏大的故事，而是具有真情实感的普通人的故事。“如果可以让美国人民了解中国人为追求美好生活付出过怎样的努力，他们一定会为之感动的。”
中国外交部美大司参赞王擎指出，今天中美两国各方面联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两国人员往来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去年，两国人员往来规模超过530万人次，每天平均1.4万人往来于两国之间，平均每17分钟就有一架航班起降于太平洋两岸。
11月24日，全球化智库（CCG）联合东注文化，在北京举办《善良的天使》国内首映会暨中美关系的未来研讨会。美国驻华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Terry Branstad）出席了活动。活动之后，电影主创团队在记者会上回答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提问。
《21世纪》：为什么将这部纪录片命名为“善良的天使”？
柯文思：“善良的天使”出自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就职演说中的一句话。当时，美国国内形势十分危急，内战一触即发。面对当时美国南北方的矛盾，林肯说双方“不是敌人，而是朋友”，呼吁双方找到天性中“善良的天使”，从而保持亲密联系，避免战争。但结果是，当时人性中的善良面并没有战胜黑暗面，于是一场可怕的内战爆发了。
当我们为这部纪录片在纽约采访基辛格的时候，他引用了这个词来表达基本上相同的含义。他的意思是，美中两国是可以和谐相处的，如果双方能够找到彼此善意的一面。正如基辛格一样，我们也希望“善良的天使”可以胜利，这就可以避免和中国发生冲突。
《21世纪》：这是一部聚焦中美关系的纪录片，但摄制组却前往非洲拍摄了中国工人在当地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这是为什么？
柯文思：我们这么做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在我拍摄这部电影之前，我并不知道这一点，当时我觉得只需要在中美两国拍摄，但后来发现这完全是错误的。如今，如果你想精准地反映中国，你必须要前往世界各地。我们这么做了，这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耗时5年之久的原因之一。
我们在非洲找到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很多中国工人失去了工作，因为工作机会被转移到了非洲。我们展示并证明了一个道理：全球化的受害者是不可知的，它不会在乎谁有工作、谁没有工作。美国人在抱怨他们的工作流向了中国，但中国人还在抱怨他们的工作流向了埃塞俄比亚呢。我们想要说明的是，这不是中国的错，问题出在全球化上。我们看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成本也在上涨，因此很有可能衣服、鞋子等产品的生产会被转移到其他地方。中国将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
第二个故事是，一个来自云南山区的工人在埃塞俄比亚造桥，为了赚钱养家，他将有长达三年的时间无法见到自己的孩子。实际上，他在孩子出生之后就从来没有见到过孩子。美国人绝对无法做到这一点。如果美国人在埃塞俄比亚造桥，可能每两周时间就可以前往迪拜等地方休息。美国人绝对无法接受跟家人分别长达三年的时间，这也是正常的。
中国为过去三四十年的经济奇迹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中国的经济崛起并不是没有痛苦的。中国有6000万的留守儿童。我相信，这些孩子的祖父母们竭尽可能地照顾他们，但是孩子应该由父母抚养。留守儿童的父母可能几周、几个月都见不到孩子，因为他们在别的地方赚钱养家。这是中国为经济奇迹付出的异常惨重的代价。我觉得这一点是美国人没有看到的。如果他们能够看到这一点，就会知道中国人并不容易，他们是通过辛勤的奋斗才换来了今天美好的生活。
《21世纪》：在影片中，哪个小故事给你留下了最深的印象？
柯文思：我觉得，最难拍摄的故事就是中国工人在埃塞俄比亚造桥的故事，因为我知道我绝对不可能离开我的孩子这么久。这个年轻的父亲为了自己的妻子、父母和从来没见过的儿子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我对他充满了无比的敬意。这段记录我可能看了三四百遍，但每一次我看到他的故事，都会被深深打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它可能会让观众反复回想。我期待中国能够用这样打动人心的力量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21世纪》：为什么会在五年前决定拍摄这样一部纪录片？是那时候就觉得中美关系可能会走下坡路吗？
柯文思：我觉得需要明确的是，中美关系的问题是在特朗普之前就存在的。特朗普不是制造了这些问题，而是在已有问题上煽风点火。五年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中美两国都存在对彼此的不信任，那时候就存在关系紧张的迹象。在美国，有人抱怨中国偷走了美国的就业。这个问题是我特别关注的，因为实际上这些工作不是中国人偷的，而是美国企业主动交给中国的，因为他们需要获取更高的利润，诚实地说，他们并不在乎美国的就业问题。因此，我们在五年前所做的工作就是，找到美国人当时对中美关系最关心的议题，然后用小的故事来展示真实的情况。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方法来告诉美国人，中国也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21世纪》：这部纪录片获得了中国政府的资金支持吗？
柯文思：我们没有从任何政府获得资金支持，除了加拿大政府。这是因为我生活在加拿大，在加拿大制作电影可以获得税收减免（Tax Credit）。为了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加拿大政府会向电影人返还一部分资金。在这部影片的制作团队中，有很多加拿大人。因此，加拿大纳税人不知不觉地成为了这部影片的联合出资人。
我们坚定地认为，绝对不能从任何政府那里拿哪怕一分钱。如果我们从中国政府那里拿了五毛钱，就会让我们的电影丧失客观性，因为西方人就会说你们被中国政府收买了。事实上，我们绝对没有被任何人收买，影片的资金来自独立投资人，剪辑权完完全全地掌握在我和制片人William Mundell的手上。没有人跟我们说写什么、拍什么、剪什么。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那是我们的成功；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影片，那是我们的失败，因为这完全是我们的决定。我们完全没有想管中国政府要钱，我们就是想做一个独立的电影。
韩轶：这是一部中美合拍片，中方的参与是肯定有的。就像导演说的，我们希望用一种独立的声音来讲述中国故事。中方的投资全部都在影片制作完成之后，影片的制作资金没有来自中国的。尽管我作为影片的中方制作人从头到尾参与了这部影片，但剪辑权是完全交给英国导演和美国制片人的。我们知道，面对美国观众制作这样一部电影会很容易遭到这样的批评。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希望让这部影片越独立越好。这部片子关于中国、中美关系的讲述是这个团队非常独立的想法。
导演的身份实际上非常特殊，是一个英国人，他看待美国、中国会更加中立。英国经历过帝国的兴衰，他知道从历史来看帝国的兴衰是非常自然的过程，他并不认为中国的崛起就意味着美国的衰落。他的中立的身份可以让他更好地看待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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