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方案从2014年出台至今4年，高考改革方案在实施过程中获得了重要的进展，也遇到了一些需要化解的问题，那么高考改革方案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新挑战都有哪些呢？老师在下文中为大家解答。
高考改革方案在实施过程中遭遇哪些新的挑战？
高考改革方案在取得重要进展的同时，也遇到一些需要化解的新问题。
（一）系统谋划很审慎，但改革准备仍显不足
各地高考改革方案从2005年酝酿到2014年《实施意见》出台历经9年，系统谋划之审慎前所未有。但由于各地高考改革方案本身的复杂性，某些方面的准备仍显不足。
一是部分理论与技术准备不够充分。试点省市根据应考时非代表性群体水平确定等级分，无法保证同一科目一年多考成绩等值。考生和高校选择权相互冲突，高校提出选考门数要求越多对考生报考限制越少，高校提出1门要求考生有10种选择、提出2门有16种选择、提出3门则有19种选择。选考科目兼具标准参照性考试和常模参照性考试的双重性质，存在评价科学性、成绩可比性等问题。综合素质评价存在评价指标相互包含、评价内容缺乏有效的测评量表、量化结果与定性判断认定困难等问题。试点将统考科目原始分与选考科目等级折分后加总，存在分数单位不同且分数间不等距等问题。
二是改革措施前瞻性风险评估不够充分。试点省市对改革措施可能出现的异化前瞻性评估不够充分，对出现的问题应对不够及时。例如，选考规则招致田忌赛马式博弈、高中教学秩序受冲击、学生选择权受限制、选修课程课时被挤压、学习兴趣让位利益考量、选考科目难易不均冷热失衡等问题；文理不分科遭遇高考战线拉长、高校招生区分度不足等问题；考试评价次数增加，导致学生考试压力分散但心理负担加重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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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目标很明确，但改革措施不够精准
《实施意见》明确了改革目标、基本思路和重大措施，同时给地方试点寻求具体办法留出空间。试点省市试图以渐进性、阶段性或策略性改革方案根除体制性弊端，最终很难取得理想效果。
一是“招考不分”体制仍待消解。试点省市没有突破现行招考不分的体制，招生录取集中统一模式没有变，学校、考生、考试机构和招生部门之间的关系没有变。地方招办在关键环节拥有控制权，继续充当考生和高校之间的中间人。考生只能在平行志愿投档框架下一档多投，不能自主地与高校直接双向选择。考试机构垄断性经营，社会化、专业化和市场化程度提升缓慢。高校习惯于“坐享其成”，缺乏自主考试招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是“唯分数论”积弊根基仍在。“两依据一参考”旨在以综合评价破解“唯分数论”，发现和培育学生的良好个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试点省市将选考科目等级折算为分数与统考科目原始分加总后排队录取，学考科目、综合素质评价基本上游离在录取标准之外，没有发挥实质性招生选拔作用，文化课考试分数几乎成为唯一依据，不能全面衡量学生的全面发展情况，违背了“两依据一参考”的综合评价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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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平导向很鲜明，但共识基础有待夯实
坚持公平导向是各地高考改革方案最鲜明的特征，但不同利益群体诉求各异，改革的社会成本不断上升，亟待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一是招生计划调配引发集体抗议。为促进区域间入学公平，2016年4月教育部等部委联合发文，要求江苏、湖北等12省(市)面向中西部10省(区)调出16万招生计划。结果，数十万江苏、湖北考生家长纷纷前往当地政府门前抗议示威，质疑招生计划调整的公平性和科学性，要求保障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权利。其他省市也不同程度地发生过因利益调整引发的社会动荡，如何平衡考试公平和区域公平依然是待解的历史性难题。
二是改革舆论氛围需要加强引导。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能否找到最大公约数，也取决于良好的舆论氛围。《实施意见》公布以后，教育部等部门组织了较密集的宣传和解读，但社会各界对改革理念、目标和措施等缺乏基础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认知，先后出现多种传言、流言和谣言，以至于有人担心改革可能带来更加严重的腐败和不公，从而陷入了迷茫、观望和困惑之中。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没有完全形成改革命运共同体，导致部分改革措施偏离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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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决策程序很完整，但体制机制仍需优化
各地高考改革方案决策程序完整，但决策体制机制的弊端很可能阻碍最前沿的知识技术直接进入改革现场。
一是政府服务思维需要强化。如果行政主导话语权、以政治逻辑取代教育逻辑，改革共识就很难真正形成。如果政府坚持单边垄断、以管制思维替换服务思维，改革方向就很难确保正确。即使处于最佳窗口期，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仍是改革的最大阻力，需要创新体制机制有效处置。
二是利益攸关方代表性失衡。各地高考改革方案设置社会参与渠道，邀请不同行动主体参与论辩协商，但仍有可能存在利益攸关方代表性不足及代表性过度的问题。政府官员或准官员主导座谈会、听证会、咨询会和论证会，考生、家长及专业人士不一定能够充分表达诉求。专家咨询论证环节，很可能是担任行政职务、行政级别高的“红顶”专家参与机会更多，而有观点、有智慧、有个性的“布衣”专家往往被排除在外。
三是过分拘泥于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既有强制性和指令性，也有建议性和指导性。新高考顶层设计在很多方面集成了地方探索先行经验，以“实施意见”而非“决定”的形式下发，显然是更强调指导性和建议性。试点省市过分拘泥于顶层设计，尽量多做规定性动作、少做自选动作，自我挤压政策创新空间，很可能降低试点成效和改革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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