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别的科学家不会做的事有可能成就伟大 做别的科学家不敢做的事叫丧尽天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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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所以神奇,源于它的不确定性。

当新生命降临于世时,我们总满怀希望。

11月26日,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的科学家贺建奎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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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来源网络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所有人毫无知情的情况下,一对“基因编辑婴儿”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了。她们不是科学界的“设想”,不是在试验之前获得了世人的同意甚至期许而进行的,她们更不是在世人的瞩目中一点一点培育起来,而是已经“降临”。

仿佛一个噩耗,突如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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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建奎,他像一个邪恶的反派科学家,偷偷的擦拭着“上帝的手术刀”。

据贺建奎介绍,基因编辑手术比起常规试管婴儿多一个步骤,即在受精卵时期,把Cas9蛋白和特定的引导序列,用5微米、约头发二十分之一细的针注射到还处于单细胞的受精卵里,采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能够精确定位并修改基因,而这对双胞胎的CCR5 基因经过修改,使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免疫HIV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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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切,究竟是何时何地发生的,竟无人知晓。如果不是27日要举行“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没有人知道会真切的体会这几天产生的焦虑,真实而可怕。它不是一场关于未来伦理道德的电影观后感,没有“如果”。

从26日起,事件的看客们马上分为了两批。实验者贺建奎在一批人的簇拥下走上神坛,冠之以“基因编辑之父”;又被另一批一榔头砸向地狱,“他应该去坐牢。”

在正视这件所谓的“医学突破”之后,那些曾经赞美的一批人现在是否会感到一丝惶恐。

“这事件已经远远超出了技术问题的范畴,后果不可预测,一定是伦理争论的焦点。即使技术是100%可靠,人类是否可以或应该编辑自己的生殖细胞和胚胎?(看到这个消息)绝大多数人肯定大脑一片空白,包括我自己。”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林琦对记者表示。

所以作为普罗大众更是一脸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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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建奎是谁

在贺建奎宣布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诞生之前,普通大众对于这个名字是相当陌生的。不过据业内人士介绍,贺建奎在基因测序界有很大名气,“业界都知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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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坐下者为贺建奎。 图片来源:南方科技大学

公开资料显示,贺建奎于2006年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学学士学位,2010年获得美国莱斯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期间师从Michael Deem教授从事生物物理学研究,2011-2012期间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就读博士后,期间师从斯坦福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斯蒂芬·奎克教授,从事基因测序研究。

其现任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副教授,主要研究实验室用物理,统计和信息学的交叉技术来研究复杂的生物系统;研究集中于免疫组库测序,个体化医疗,生物信息学和系统生物学。此前报道称他“仅用5年的时间完成了在美国名校博士到博士后的历程,年仅28岁就成为南方科技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

这样的介绍很官方,而根据与其共事过的业内人士的评价,贺建奎“就是马斯克”,“如果用三个词那就是:聪明、疯狂、天才,太适合他了”。

而“天才贺建奎”最大的理想并不是做“中国的马斯克”,而是做“中国的爱因斯坦”。

而事实上,贺建奎并不仅仅是一位科学家,他同时还是一位企业家,而所做的产品便是他博文中多次提到的第三代测序仪。

“一直到博士毕业,我都沉浸在学术研究的象牙塔中。从没有将科学研究和商业扯上关系,但在斯坦福,我的人生观第一次被真正颠覆了。” 贺建奎此前曾这样对媒体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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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来源网络(贺建奎在讲述基因编辑试验)

贺建奎曾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他本认为学者就应该坚守清贫,这样才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可在斯坦福大学,他却发现导师斯蒂芬·奎克教授不仅是世界基因测序领域首屈一指的顶级科学家,在美国拥有“四院院士”的头衔,而且还是十多家公司的掌门人,这个经常穿着牛仔裤、骑自行车的教授,甚至是拥有三家上市公司控股权的亿万富豪。

天眼查数据显示,贺建奎是7家公司的股东、6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且是其中5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这7家公司的总注册资本为1.51亿元,主要包括因合生物、瀚海基因及其关联子公司等7家公司,其中南科生命科技公司,南科大持股24.5%,而这些公司主要做的就是“基因”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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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贺建奎的介绍,还是相当励志的。但是他终究没能撑起“科学家”的称谓。

为什么反对?

贺建奎称“我的目的并不是治疗或者防止遗传性疾病,而是要尽力保留只有少数人才具有的特征,即天然抵抗某些艾滋病毒。”

所以,将爷在他的文章中给基因编辑婴儿制造者贺建奎的定论是:

是一个人性与人伦双重变异的怪物

是一个野心勃勃、践踏规则的疯子

是一个不择手段、利欲熏心的人渣

第一

这项技术在全世界科学界也早就具备相关能力了,全世界都不做的事情,这个中国人做了……

目前,120多位科学家通过《知识分子》杂志官方微博发布联合声明,表示“这项所谓研究的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形同虚设。直接进行人体实验,只能用疯狂形容。作为生物医学科研工作者,坚决反对!强烈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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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指出,这种试验没有任何创新,早就可以做,但因为存在脱靶的不确定性、其他巨大风险以及更重要的伦理,所以全球生物医学科学家们不去做、不敢做。这些不确定性的可遗传的遗传物质改造,一旦作出活人就不可避免的会混入人类的基因池,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没有人能预知。

第二

基因编辑这项技术必须被用来治病救人。

CRISPR/Cas9技术目前已经相对成熟,人类的先天性疾病中,诸如地中海贫血、镰状红细胞贫血确实只需要改变寥寥几个基因便可以被彻底治愈。切忌由于这个事件而一棍子打死基因编辑技术。

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基因编辑这项技术必须被用来治病救人。或是针对有先天性疾病群体;或有后期患有恶性肿瘤的群体。若以“非治疗”为目的的手段,在健康的胚胎基础上改变基因,“预防”疾病,则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被伦理所接受的。

王立铭在《为什么基因编辑婴儿在今天不可原谅》中提到,相比去除CCR5基因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治愈艾滋病的收益要大得多。就算治疗出了什么问题,基因操作也只会影响到患者一个人的身体,不会遗传给后代,不会扩散给其他人。而现在的情况是,科学家们修改了人类受精卵当中的CCR5基因。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受精卵的母亲根本就不是艾滋病患者,他的父亲虽然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但是在长期治疗后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只需要在孕期注意防护措施,孩子100%地不会受到艾滋病感染。其实就算是艾滋病母亲生孩子,用上已经成熟的阻断疗法,孩子也有99%的可能不会被感染。

目前的基因编辑操作非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却在应用的时候难以避免所谓的“脱靶”效应,很容易破坏人体当中原本正常的无关基因,导致可能非常严重的、从原理上难以准确预计的遗传疾病风险。

王立铭还强调,“这一次基因编辑的结果不光会影响这几个孩子,还会传递给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孙子孙女,他们所有的子孙后代!这和之前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治疗艾滋病患者有着本质性的不同。”

第三

“露露娜娜”怎么办?

“露露娜娜”从一出生就掉进了更为不确定的健康安全风险,她们最不幸的是终其一生都要戴着基因编辑婴儿这个身份符号,经受伦理人情的隔膜。贺建奎说,试验表明,在这对双胞胎中的一个婴儿身上,两个目标基因的拷贝都发生了改变,另一个婴儿只有一个目标基因拷贝出现改变。没有证据表明试验损害到其他基因。有一个基因拷贝的人仍然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

一些科学家研究了贺建奎向美联社提供的材料,认为到目前为止,这个试验不足以说明基因编辑有效果,也无法排除是否有害。

他们还注意到,证据表明基因编辑不完整,至少双胞胎中的一个婴儿似乎是用多种变化的细胞拼凑而成。

第四

这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基因编辑婴儿在诞生

像将爷在他的文章中担忧的:在不知名的暗角,贺建奎到底还做过什么,会不会已经制造更多的基因编辑婴儿,恐怕更值得进行查证。

而据目前了解到的消息可知,以“贺建奎”为关键词查阅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发现,以其为临床试验研究负责人的有两个注册题目,一个是《HIV免疫基因CCR5胚胎基因编辑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估》,正是11月26日媒体报道的2名基因编辑婴儿诞生的临床试验项目;另一个是《重大遗传疾病基因治疗的安全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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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免疫基因CCR5胚胎基因编辑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估》“干预措施”项显示,对CCR5基因进行编辑的样本量为20,即除了上述2名婴儿,还对其他18个胚胎进行了基因编辑。该项目注册号状态为补注册,注册日期为2018年11月8日,更新日期为2018年11月26日。

除此,有外媒报道,受试夫妇是从国内最大的艾滋病感染者互助平台“白桦林全国联盟”招募,而11月26日南方周末联系到其负责人白桦。

“从200个初筛到约50个,今年听说进入到研究团队的起初有20对夫妇,但是最后逐渐缩小到7对,不清楚这7对夫妇的真实身份。”白桦对媒体说道。

那7对夫妇现在的情况如何?是否受孕成功?孩子出生了吗?这些疑团都无法得到解答。

第五

贺建奎无所不为

前文也提到,贺建奎的操作,没有任何人知道。南方科技大学针对此事也作出回应,学校和生物系对此不知情,生物系学术委员会认为其严重违背了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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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事医院的莆田系医院——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也很快就站出来撇清关系,表示“孩子不是在医院出生,也不是在医院做的实验”。

就连瀚海基因也表示“基因编辑婴儿”与公司无关。这一次的“历史突破”显然有点玩脱了。

当然还有贺建奎团队提交的基因编辑的伦理审查已经通过,其提供的文件是“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申请书”,上面显示了这家医院伦理委员会成员的签名。

但医院多位离职人员也回忆称,自己并没有印象曾在此文件上签字,也就是说这个伦理审查的文件还涉嫌伪造。

贺建奎所谓的伦理

历史上有太多科学家“想做”而不敢做。背后的道理很简单,若人的基因被改变,就和X战警中生物体的强化技术一般,被基因编辑的人将“战无不胜”,对各类疾病免疫。这不该是基因编辑技术应该涉足的领域。

在接受美联社专访时贺建奎表示:“我感觉自己有很重大的责任,不仅是促成第一个(基因编辑婴儿),而且要让她成为一个榜样。”他认为在是否允许或者禁止基因编辑的问题上,“社会将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在遭受科学界、法律界和全社会普遍质疑的时候,贺建奎还公然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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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教授江晓原所著《江晓原科幻电影指南》中有一章“生物工程的伦理困境”,介绍了这部科幻电影《千钧一发》及其提出的致命命题——基因歧视。他写道,通过基因干预生育的基因歧视,将使自然生育的“瑕疵人”永远留在社会底层,毫无公平可言。”

他还写道,关于一个人的健康、寿命、死期、死因的隐私,是最严重的隐私。这种隐私和基因伦理学的关系显而易见:“当人类真的能够借助‘人类基因组’图谱来治病时,基因检测就将使得每个人的健康隐私荡然无存。比如,那时求职、入职、入学的体检中,会不会包括一份基因检测报告?谈婚论嫁时,如果恋人要求提供基因检测报告,又将如何应对?”

在文章的最后,江晓原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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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目前还没来得及为面对这些问题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对于‘人类基因组’计划(以及一切类似的科学技术成就),一味传播盲目乐观的论调,对我们没有好处。人类在破译“天书”这件事上一味高歌猛进,很可能未见其利,先受其害。”

《奇葩说》的辩手傅首尔曾在节目中提到:

维护世界的美好,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但是毁灭这个世界,只需要几个人努力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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