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成為在上海的這支樂隊的一名演奏員”
改革開放40 年·親歷者說
字數：7025
採訪對象：趙啟正，1940年出生，1963年參加工作。1984年到1992年期間，歷任上海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長，1992年10月，參與浦東新區開放籌劃，擔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長，兼任浦東新區工作委員會黨委書記、管理委員會主任。1998年到2005年期間，任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國務院新聞辦）主任。
採 訪 組：閆書華 邱 然
採訪日期：2018年10月10日
“浦東趙的名號，我非常不敢當”
學習時報：趙主任，您好！從1990年宣佈浦東開放開始，您的名字就跟浦東聯繫在了一起，“浦東趙”因此而得名，請您回憶一下當時的背景。
趙啟正：好的。上海在浦東開發之前，它在全國的地位是逐步下降的，它原來是全國最大的納稅大戶，全國稅收的七分之一是上海納的，工業也是全國最強的。但後來廣州、深圳突飛猛進，後來居上，上海地位相對下降，加之上海的基礎設施長期沒有加強建設，居民住宅很少，民居面積在全國大城市中幾乎是最低。交通十分擁擠，當時有人統計公共汽車上一平方米有十一雙零一隻鞋子，就擠到這個程度。上海人自己感覺是比較沉悶的。浦東開發宣佈之後，把上海人心裡的幹勁點燃了，像火山爆發一樣，全市人民都非常興奮，都有一種蓄勢待發的熱情，想把浦東開發好，加入全國改革開放的行列。
我當時是組織部部長，著手為浦東開發籌備班子，當時我們地圖上規劃出來的只有三個區兩個縣的面積，並沒有準確意義上浦東新區的行政區，在這種情況下，只能成立一個浦東開發辦公室。鄧小平提出，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在這種背景下，上海市委決定提前成立浦東新區，具體時間定在1993年1月1日。從1992年下半年秋天開始，籌備新區就作為我的主要工作了。我們當時選了800位新的浦東開發區的公務員，輿論上說這是800壯士，是個新的征程。
學習時報：當時大家可能被您的幹勁感動了，所以親切地稱您為“浦東趙”。
趙啟正：“浦東趙”的說法我現在回憶起來，最初應該是外國人先說的，後來中國媒體也說了。我自己非常不敢當。因為浦東開發最重要的是小平同志的決策；浦東開發是上海市委的大事，市委歷任領導籌劃很多年，為浦東開發作出了重要貢獻。大的決策都是市委作出的，我只是執行層。在執行過程中考慮如何開發得好、如何開發得快、如何開發得質量高，我是跟著市委領導的步伐前進的。
從當時中國的形勢來看，浦東開發是繼深圳開發進行的，沒有深圳開發的成功，中央不會下決心開發浦東。很多的做法是深圳帶的頭，壓力也是深圳承擔了，所以我覺得深圳是披荊斬棘的先鋒，我們是跟著深圳的步伐前進的。
學習時報：當初您是“在地球儀邊思考浦東開發”的，設定預定開發目標時，首先思考浦東在上海應處於什麼位置，上海在世界經濟格局中應處於怎樣的位置。這種眼光在當時是很難能可貴的。
趙啟正：謝謝你。當時浦東開發宣佈之後，國內外都在問浦東開發的目標是什麼。當時我就一再表達，黨的十四大報告中說得很清楚：以上海浦東開發開放為龍頭，進一步開放長江沿岸城市，儘快把上海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之一，帶動長江三角洲和整個長江流域地區經濟的新飛躍。那麼這裡面就提出了是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之一，這句話我看的是很重的。當時經濟全球化這個說法在國際上已經有了，還不熱。我們注意到了全球化的趨勢。所以再三強調浦東開發不是一個經濟技術開發區，也不是一個科技園區，它是一個現代經濟城市的一個市區，是一個全面發展的新市區。外國人就不明白這龍頭是什麼意思，龍頭是表示引擎、領導人？還是帶頭羊？或是特別聰明、很有智慧？每個外國人理解得不太一致，但這些理解都不錯。
我是這麼解釋的，在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下，各國的政治對話當然是由首都承擔的，但是經濟對話一定是由最大的經濟城市來承擔的，如紐約、巴黎、倫敦、東京、新加坡等。而中國能夠承擔經濟對話最有資格的後備城市，是上海，但是上海當時和這些城市相比差距很大。因此，希望通過浦東開發開放，使上海成為有資格與倫敦、紐約、巴黎、東京平等對話的城市。所謂對話就是經濟的交流，包括資金的流動，科學技術的流動，還包括貿易、信息、人才，特別是金融的暢通，這都是國際經濟城市所必需的。除了動員大家努力外，我也經常查閱國內外的一些文獻。因為我原來是一個科技工作者，養成了查閱文獻的習慣。我英文說得不好，但是看看資料還是可以的。通過查閱資料我瞭解到一些情況，在當時，也就是1993年，如果在紐約打100個國際電話，95個以上可以一次接通，在上海打100個國際電話，恐怕九十幾次接不通。這就說明了我們跟國際最大的經濟城市之間，不僅有通訊的差距，還有航空交通上的差距。所以我們就在通訊、航空等方面，都按照國際先進經濟城市的標準來謀劃。
當時亞洲存在一個經濟走廊，由日本開始，東京、神戶到漢城，那時候還叫漢城，上海、臺北、香港、新加坡等，這一系列的城市連成線，它們都是亞洲經濟相對比較發達的地方，GDP總值在1996年底已佔全世界的25.6%。上海在這個經濟走廊中的位置是居中的，向北可以向韓國、日本發展，向南可以向東南亞發展，所以當時請大家特別注意上海的地理位置，對經濟發展很有效的。
學習時報：對，所以您當時對上海的定位還是非常準確的。
趙啟正：當時還沒有“一帶一路”的說法，就是經濟走廊這個說法。
學習時報：現在回想起來，在浦東開發的過程中，最艱難的是什麼？
趙啟正：最艱難的是關於人，第一是缺少人才。比如，國際經濟合作的人才。加上當時我們國內還沒有關於國際貿易方面的法律，給我們跟外國人談判造成了很大的困難。再就是城市規劃方面的人才，上海市原來的建築是半殖民地時期遺留下來的，雜亂無章，很多街道過窄、彎曲，甚至有死衚衕，規劃設計就是一個難題。當時的國際交往，可以說首先是國際人才的交往。我們怎麼辦呢？加強和國外的交流，除了派我們的人出去學習，也請外國人到這裡講講課，辦一些國際的會議。每年一次的會議，外國專家提出了很多新的見解，對浦東開發很有幫助。我們不但吸收外國的資金、吸收外國的經驗，也吸收外國的智慧。
第二個是人的思想問題。幾十萬農民迅速地城市化，他們沒有做好思想準備，到工廠不適應八小時工作制；開出租汽車，給他們培訓，他們都不願意開，覺得比較難，不如種田省事。當時，費孝通先生到浦東來考察，我們倆一塊兒討論。我提出一個觀點，浦東開發呼喚社會學。他聽了以後非常振奮，讓我解釋一下。我說中國城市化是要幾代人才能完成的，需要一個過程。比如，我的祖父是清朝末年剪辮子的漢人，到我的父親就是大學畢業生，開始穿西服了。但是他們也缺少跟外國在經濟方面直接合作的機會，因為那時候沒有。而我這一代就趕上了浦東開發，如果以此推算上海城市化的進程，按30年一代的話，至少四五代才能達到城市化。如今15年到20年，浦東的農民基本上就要實現城市化，他們如何適應？這就需要社會學家考察城市化，而現代社會學家能夠有幸在十幾年、二十年內考察城市化的進程。他非常高興，派了他的一個學生，專門來考察浦東的農民問題，最後這個人我們留下了，現在是上海大學副校長。
浦東開發的過程是一個城市化的過程，如何對待農民，如何讓他們生活好，讓他們不失落，是我們當時關注的大問題。
“浦東開發交響樂的總譜是鄧小平同志譜寫的”
學習時報：如今的浦東，乃至整個上海日新月異，是大家非常向往的地方。回想起浦東新區開發的過程，您覺得獲得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什麼？
趙啟正：總的來說，歸結於我們黨的偉大政策，這是最重要的。其次是法規規劃先行。1990年，宣佈浦東開發以後，上海市人大和市政府為浦東新區開發開放先後頒佈了約20項有關吸引投資的法律法規。在最為國際所關注的維護知識產權方面，浦東新區亦走在前列。1996年，新區率先發布了保護知識產權白皮書，並率先成立了知識產權保護法庭。經上海市高院授權，浦東新區法院正式建立了“知產案件立體審判模式”，即由知識產權庭按照我國民事、行政、刑事訴訟法規定的程序，統一審理轄區範圍內的各類知識產權案件。這一能夠對知識產權提供如此全方位立體式保護的模式一經推出，立即傳播到了國內外。完善的基礎設施，健全的法律政策環境，愈來愈吸引前來投資的人們。可見，硬件軟件的配套完善是確保開發區充分發揮示範、帶動、輻射的功能，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前提。
強調法規和規劃先行，顧及到了不要換一屆領導班子就隨意改動已經確認的規劃。所以，我們去上海人大彙報浦東陸家嘴的規劃圖。按照當時的規定，陸家嘴的規劃圖不是必須彙報的，而我們堅持要彙報。這是考慮，經過上海人大的認可，就要嚴肅對待，就不能輕易改動了。浦東開發的“三個先行”策略，即基礎設施先行、金融貿易先行、高新技術產業化先行，是1990年浦東開發起步之時就提出的。
還有一個是簡政精兵。簡政就是減少政府的功能，首先要釐清哪些是政府必須要管的，比如規劃、財政、社會保障體系、教育等。還要釐清哪些是不要管的，比如，有許多隻屬於備案性質的手續，就不用再經審查過程了。還有的事務可以讓民間組織去管，如投資諮詢、人才介紹所、行業守則等等。“小政府、大社會”就是相對於以前的政府要小，但對社會的依靠更多。如果不先簡政而後精兵，是很難長期堅持下去的。
學習時報：通過你們的努力，浦東新區發展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樣板。通俗的理解，改革開放是對舊規矩的衝破和推翻，一不小心就可能導致被追責問責，聯繫當年浦東新區的經歷，如何能平衡敢於擔當與不違反規定之間的關係？
趙啟正：既然是改革，必然是改掉舊的習慣和舊的一些條條框框的約束。我覺得改革舊的習慣，要開放，要跟外國交往，這都沒什麼問題。但是，改革規則還是有難度的。比如說，土地問題，根據原來的憲法，土地是國有的，明確規定不允許出售、出租。浦東新區的幾個同志在市委領導下到香港去考察他們的土地制度，之後做了一個上海市土地使用權轉化的辦法。土地使用權轉化，當時的憲法裡是沒有的，只是市裡通過的一條市一級的規則。通過我們的探索及論證，第二年咱們憲法就把這條改了。我們突破舊的規則，完全是從國家的利益和人民利益出發，這樣就沒有什麼顧慮。如果你是破了規矩，從個人腐敗這個方向來突破，那當然就是害怕的，就沒有這個勇氣。
所以，我們提出“廉政也是重要的投資環境”，當然也是浦東開發的重要環境。這個思想來自於我們對鄧小平“兩個文明一起抓”的論述，也來自於世界各國和全國各地經濟發展中的經驗教訓。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的尉健行對這句話很贊同。他說，如何為經濟發展服務是紀委要回答的重要問題。有人說，既然是改革，當然會衝破舊規矩，那麼紀委就查我們，這不是阻礙經濟發展嗎？這是一種誤解。勤政廉政是重要的投資環境，是社會主義建設的環境，紀委的工作和經濟建設工作聯繫起來了！他還讓我以此題目寫篇文章在中央紀委的雜誌上登一下。
勤政廉政的事情我多講兩句。部隊有一個養成教育，我們浦東也有養成教育，養成勤政廉政的好習慣。有沒有具體措施？有，規定了三條高壓線。第一條高壓線，土地批租是最容易引起腐敗的，我是主任，又是書記，一個人擔任兩個職務。我本人和副主任是不參加土地批租的具體過程的，如果不這樣投資者就會找我們，請我們吃飯，到我們家裡來拜訪。我們只管土地批租的合法性、正確性，我們不要知道標底，我們不知道這個批租一畝地多少錢。這樣投資者不會包圍我們，第一個就是我們不參與土地批租的具體過程。第二條，工程承包，工程承包就是發標底，這個樓誰蓋，各個公司來投標。我們不瞭解這個標底是多少，不參加整個過程。但是如果他們做得不合理，我們要主持公道，要按照紀律來處理。第三條，不給親戚、朋友、戰友、同學開條子，因為當時動遷量很大，有人要好房、多要房，或者是工作分配什麼的。這三條高壓線就可以保護我們很多人，這在當時是比較新鮮的一個做法，市委非常支持。
學習時報：您如何定位自己在浦東開發中的角色？有哪些遺憾？
趙啟正：回顧過去自有無限的感慨，展望今後更有無限的熱望。如果我們把浦東開發比作一支交響曲的話，那麼這個交響曲的總譜就是我們偉大的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譜寫的，而黨中央歷屆領導就是這個樂隊的指揮，我有幸成為在上海的這支樂隊的一名演奏員。我們的任務就是按照小平同志的樂譜努力地演奏它和發揮它。
說到遺憾，就是我們的保稅區沒有做到更好的高度。有個背景，當時我們考察了德國、新加坡的自由貿易區，都覺得上海應該有自由貿易區，於是就有了外高橋，這是當時全國第一個保稅區。其實我們當時也叫自由貿易區，但是在審批的過程中，由於思想還不夠解放沒有通過。在西方自由貿易區簡稱叫自由區，這很容易引起誤會。我們就把英文的自由貿易區翻譯成中文的保稅區。翻譯成貿易區國外人就懂，翻譯成保稅區別人就不懂，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它的發展。
“在我看來，我們的任務就是向世界說明中國”
學習時報：您是在一種什麼樣的環境下被調任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工作的？
趙啟正：這個我不是很清楚。我推測跟在浦東工作時的接待有關。一般說來當時重要的外國貴賓，如總理、總統等，到北京訪問至少有70%還要到上海。可能先由上海入境，再到北京；也可能北京訪問完了由上海出境。到上海來，由於接待的關係，我跟他們的交流話題除了浦東外，也涉及一些國際問題，他們到北京之後會談起我們交流的過程，或許是有一些影響的。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1996年1月7日的《波士頓環球報》用三分之二的版面，發表了一篇題為《我們該怕中國嗎》的文章，雖然用的是問句，但配了一張圖——一雙筷子正要夾起美國國旗當作小菜。文章裡提到了我，說我坐在一張破沙發上，操縱著新式的多媒體，講述了一個野心勃勃的浦東開發計劃。作者還說，這個計劃如果在我有生之年能夠實現的話，那麼，中國將不僅是一個政治大國、軍事大國，也將會是一個經濟大國，那時，我們該怕它嗎？我給總編寫了一封信說，尊敬的總編先生，您的文章和漫畫，我都不贊成，中國沒有拿美國當小菜吃，恰恰是中國，在1840年後被西方列強當小菜吃過。1995年是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週年，中美是盟國，我們理應多做一些提升兩國關係的事，而你們卻發表這樣的文章，我很不滿，希望你們把我的不滿刊登出來。不久他們全文發表了我這封信，題目是“中國不喜歡弱肉強食”，跟這個大概也有一些關係吧。
學習時報：從浦東到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這完全是一個全新的領域，接受任命時的心情是什麼樣的？
趙啟正：我從來沒在宣傳口擔任過任何職務，一下當部長，當時是有點緊張的。到了北京的前三個月我只是觀察，蕭規曹隨，三個月之後才開始慢慢提出我的一些觀點。
當時對外宣傳的目的是什麼？在我看來，我們的任務，就是向世界說明中國。美國有一個很有名的雜誌《領袖》，採訪我的時候，問我應該叫什麼題目，我說“向世界說明中國”，他們翻譯得很雅緻，“Present China To World”，我覺得用present比較準確，即呈現。
學習時報：當時的中國需要向外界呈現什麼？外界希望中國呈現什麼？
趙啟正：我認為我們要做的是如何使世界更瞭解中國，更喜歡中國，更信任中國，首先要喜歡你的文化。中國文化精神最簡明的表達就是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展現的那個巨大的“和”字。漢字“和”對應英語多個詞彙的意義——和平、和諧、和氣、和睦、和順、和解等等，其中較接近的英語是“和諧”，但還遠不是它的完整意義。如果我們的傳播能力夠強的話，也許若干年後，漢字“和”的音譯和意譯組合的“hehism”（和主義、和思想）也能傳播出去。
學習時報：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國際友人喜歡中國文化，也渴望更加了解中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我們應該樹立“文化自信”，當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時，您也曾提出“文化的理解是最重要的基礎”，如何能把中國文化更好地傳播出去？
趙啟正：所謂文化自信事實上是民族自信，自信的理由是什麼，是基於中國的真實國情，包括社會進展、人民生活、國內外政策等，我們現在是有理由自信的。
文化得有好的載體和表達的途徑，其中最重要的載體是人，文化與人如影隨形。要改善世界對中國和對中國人的認知，顯然不是政府或者某個單獨的社會群體能夠獨立做到的，公眾承擔的文化傳播責任不容小覷。中國每年有幾千萬人到外國旅遊或開拓業務，他們的言行就是中國文化活的表達，通過一舉一動為外國公眾提供了了解中國的窗口。顯而易見，這些攜帶著中國名片的出國者能夠在公共外交中發揮出巨大的力量。中國的公共外交事業的興旺，必是功在國家，利在公眾。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需要釐清“真實國情—國家形象—世界輿論”之間的關係。從本源上看，真實國情是客觀實在，是國家形象的基礎。作為一個國家真實情況的再現，國家形象有賴於各種形式的媒體進行傳播，只有越接近真實的描述，越經得起時間和實踐的檢驗，任何粉飾性的描繪，都不可能具有持久的影響力。而關於一個國家的輿論或聲譽，則是國家形象在特定人群中獲得的評價的總和，它與人的主觀判斷、價值取向有關。因此我們說，一個國家的形象決定於國家的實際情況，而優秀的媒體會有助於真實形象的傳播，普通大眾對文化的傳播可以克服過度依靠媒體傳播的侷限性，是傳播國家真實形象的有效途徑。那麼，一個普通中國人怎樣才能更好地通過公共外交為國家聲譽作貢獻呢？這並不是一個很為難的問題，他們只需在對外交往中用恰當的言行講述自己和自己身邊的真實故事——這些故事源於日常生活，真實、豐滿、自然、生動、鮮活、易懂，不需要豪言壯語和華麗的辭藻，但能打動人，中國和中國人的形象自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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