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發表論文《“王劉聯合發現說”和甲骨文發現研究新論》普及系列報道之三
最新一期《廣西師範大學學報》（第54卷第6期/2018年11月）的“珍稀文獻研究/非紙質文獻專題”欄目，以首篇位置發表了名為《“王劉聯合發現說”和甲骨文發現研究新論》的學術論文。作者任光宇以美籍獨立研究人身份，經過三年多的潛心研究，用長達3萬字的考辯論證，向甲骨文發現及早期研究學術史中的諸多疑案，發起了學術挑戰。（綜述參見系列報道之一）
“甲骨四堂”中排行老三或老四的郭沫若，曾經作過一首名詩《訪安陽殷墟》：
“中原文化殷創始，觀此勝於讀古書。一片甲骨驚世界，蕞爾一邑震寰宇。”
於是多年以來，以“一片甲骨驚世界（/驚天下）”為題的文章、故事、甚至歷史試題，常見於各種報刊和網絡媒體。但那畢竟是文學語言，甲骨自身並不能說話；尤其是在晚清風雨飄搖、國破家亡的嚴酷背景下，要讓甲骨文這一重大學術發現及時、真正地“驚世界”，何其不易。而完成這個幾乎不可能完成任務的，除了廣為人知的1903年《鐵雲藏龜》，尚有近年發現的、不為學界所廣知的、1904年劉鶚所撰《時報》公告。
民國時期尚在出版的上海《時報》
在《新論》論文第三章“尚未引起學界重視的1904年《時報》公告”裡，作者講道：
“根據《劉鶚集》主編劉德隆先生於本世紀初在上海圖書館的發現，1904年8月26日（農曆七月十六日）的上海《時報》第五版刊載了“抱殘守缺齋劉鐵雲啟”的《鐵雲藏龜》、《鐵雲藏陶》大型“告白”（當時報界對告示和廣告的合稱），而且相同公告在該段時期，間隔一至二週即重複刊登，延續約半年時間。……此篇廣告經劉德隆先生抄錄，全文收入於由其主編、2007出版的《劉鶚集-上》（P.669），但未能及時引起學界學者的關注。直至2016年8月19-20日，在煙臺福山區王懿榮紀念館舉行的“甲骨文字識讀進展與研究展望研討會/暨‘甲骨學發展史館’開館儀式”上，筆者才瞭解到，參會的多位甲骨學權威學者尚未聽聞劉鶚有此公告，但都認為此一事件頗具歷史重要性。後在會議預先安排的20日研討會發言中，筆者向包括王宇信、宋鎮豪、王震中、李民、揚升南、王仲孚、蔡哲茂、吳振武、黃天樹、朱鳳瀚、蔡運章、沈建華、朱彥民、王蘊智、劉一曼、曹定雲、胡振宇等全體與會專家，就這一重要發現加作了特別介紹。”
《新論》隨後將此篇公告，首次在學術期刊做了全文轉載：
《鐵雲藏龜》、《鐵雲藏陶》出版廣告
士生三千年後而欲上窺三代文字難矣！雖山川往往出鼎彝，十之八九歸諸內府，散在人間十之一二而已。而收藏家又每以保護古器物為辭，不肯輕易示人。人之所得見者，僅摹刻木版耳。摹刻之精者如“積古齋”、“兩罍軒”之類，又復行世甚希，好古者憾焉。
近來新學日明，舊學將墜，願與二、三同志抱殘守缺，以待將來。故出敝藏古文，拓付石印。茲先成二種：一曰《藏龜》，乃己亥年河南湯陰縣出土。皆殷、商紀卜之文，以刀筆□於龜骨，即殷人親筆書也。凡一千餘品，裝訂六本，售價六元。二曰《藏陶》，系十年前山東臨淄等處出土亦屬商、周文字。計五百餘品，附以漢代泥封。泥封者，苞苴之泥也，官名多史冊所遺。共裝四本，售價四元。又印明拓《石鼓文》，每份一元。三曰《藏貨》，四曰《藏璽》，明年續出。此皆本齋所藏之器物也。
至海內各家收藏鐘鼎彝器，敝處搜輯拓本已得二千餘品，擬參合諸家之說，彝撰釋文，次第付印，以公同好。四方君子，或有秘藏古器以拓本寄示，或有心得釋文，以說稿惠教，皆禱祀以求，不勝感激者也。
寄售處：北京、上海有正書局及本館賬房
抱殘守缺齋劉鐵雲啟
《新論》隨後指出，此篇公告內容的三大要素：即1.以當年最先進媒體宣告發現甲骨文、2.再次準確詮釋甲骨文、3.學術公器化地邀約“四方君子”，“使得這篇文字，將新聞公告、意義宣示、研討邀請等多種內容與商業促銷功能融於一體，一舉數得；同時將此一新發現的考古學術活動，從個人和少數同好的私下玩味切磋，擴展為公開平等邀約天下學人、乃至所有社會大眾。這不僅是量的升級，而且是質的飛躍，其意義之深遠非一篇普通近代廣告可以同日而語。它應可能成為中國早期（如果不是最早的話）倡導和實踐將傳統學術化為現代公器的典範，在‘舊學將墜’、‘新學日明’的中國近代學術轉型歷史上，寫下了有代表性的、具里程碑意義的一頁。”
所以，埋藏了三千多年的“一片甲骨”，正是藉助劉鶚刊登在當年中國大報《時報》上的這篇公告，真的震驚了天下、或至少是千萬當年的讀書人。“筆者推測孫詒讓很可能就是由此途徑，在1904當年及時得知《鐵雲藏龜》的出世（並在同年底寫出論文）；日本學者林泰輔也在一兩年前後得見《藏龜》並開始研究甲骨文，同樣可能是得益於報刊公告的威力。”
作者在《新論》第二章中提出“王懿榮劉鶚聯合發現甲骨文說”之後，還向學術界提出了修正甲骨文發現過程的建議：筆者認為還有必要建議、並期待學者專家們認同，今後能在相關學術著作中做出如下的澄清和更正：長久以來廣泛宣傳的“王懿榮生病吃藥發現甲骨文說”，其源頭實際上僅是1931年報刊短文、和民初流傳於北京琉璃廠的坊間傳聞（明義士1932年的《甲骨研究》也應受其影響），王家後人也沒有認同，不宜用作信史寫入甲骨學正史中、進而在各類媒體中繼續傳播。此說最多隻可作為一種假說，……而相比之下，最早（1911春）實地查訪甲骨出土和買賣情況的羅振常所記《洹洛訪古遊記》（1936出版），遠為更加切實可靠，“應視作第一手的數據”（胡厚宣語）。綜合羅振常和明義士的早期原始記錄、加劉鶚自序（1903），參考王漢章（崇煥）在《清王文敏公懿榮年譜》（1924）及《古董錄》（1933）中的相關說法，可得出更嚴謹可靠的甲骨文發現過程新表述如下：
80年代再版的羅振常訪古遊記
曾向王懿榮出售古董的山東古董商範維卿（清），因王氏曾強調有字的古董他都要，於是在河南“四處巡迴村落”，“跑鄉至小屯，索土中發掘物……曰有字者皆可”，“土人……因以骨示之，範雖不知其名，然觀其刻畫頗類古金文，遂悉購之”（見羅振常《訪古遊記》） 。範估於1899秋、1900年春攜帶這些甲骨徑回京師以示王氏，遂有劉鶚所述王文敏“見之狂喜，厚值留之”。甲骨文發現遂自1899年始，並在1902年轉售至劉鶚收藏、記錄、拓印，並同時開始研究鑑定、破譯釋讀（見劉鶚日記等）；再於一年後的1903年底公開出版了石印六冊《鐵雲藏龜》、並附有首篇甲骨文研究論文（自序）；轉年的1904年，劉鶚再經《時報》公告多次將甲骨文的發現昭告天下，邀約天下學人共同研究，徹底完成了此一重大學術發現。
（還請關注：論文《“王劉聯合發現說”和甲骨文發現研究新論》普及系列報道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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