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古今書法的斷限
關於中國書法史的分期歷來意見不一，通常是以更迭的朝代作為描述的線索，無非是加上“晉尚韻、唐尚法、宋尚意”的帽子而已。但不管怎樣，論述整個書法史的發展，唐，往往會成為一箇中心所在。比如康有為《廣藝舟雙楫》中的兩篇文章就頗為有趣，一名《取隋》，一名《卑唐》。在他看來，書法到了隋，薈萃了南北朝書法的精華，而入唐以後，則淳樸喪失，精能外發，無足取法了。換句話說，唐朝是中國書法的古今斷限，是書法藝術表現上的分水嶺。
對於康有為的觀點，同意也好，反對也罷，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書法在唐代確實是發生了重要的轉折。你可以不同意“書必晉唐”的提法，但晉唐作為中國書法史上的高峰似乎無可辯駁。我們在閱讀書法史時會發現，唐以後的書法可觀者寥寥，這其間包括以蘇東坡為首的宋四家。其實，宋人自己面對唐人書法就不自信，歐陽修說：“書之盛莫盛於唐，書之廢莫廢於今。”究其原因，蘇東坡有著一段深刻的分析，短短數句，鞭辟入裡，正中肯綮。他說：“自顏、柳氏後，筆法衰絕，加以唐末喪亂，人物凋落，文采風流掃地盡矣。”在蘇東坡看來，宋人書法的衰落其原因在於唐末戰亂使得人物凋落，而人物凋落則使得書法“筆法衰絕”——這是根本的原因，並確定具體時間為：顏真卿和柳公權之後——晚唐時期。
於是，我們看到了一組矛盾：康有為認為中國書法的衰落自唐人開始，而蘇東坡則認為始於晚唐。一個唐前，一個晚唐，相差兩三百年。當然還有另外一種說法，米元章說：“唐官誥在世為褚、陸、徐嶠之體，殊有不俗者。開元以來，緣明皇字體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時君所好，經生字亦自此肥。開元以前古氣無復有矣。”老米的意思是應該從唐明皇開元年間即盛唐算起，而且理由很充分，開元以來“古氣無復有矣。”問題一下子變得複雜了！
我們再來看米元章怎麼說，“ 歐、虞、褚、柳、顏，皆一筆書也。安排費工，豈能垂世。”這下可好，整個唐代三百年全被否定了，但老米還說：“唐人以徐浩比僧虔，甚失當。浩大小一倫，猶吏楷也。僧虔、蕭子云傳鍾法，與子敬無異，大小各有分，不一倫。徐浩為顏真卿闢客，書韻自張顛血脈來，教顏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至此，可以看出米芾痛恨的是唐人大小一倫的楷書—— “吏楷”、“經生字”等，對於唐人的行書，其觀點大不相同，“顏魯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如果結合清人劉熙載評褚遂良為“唐之廣大教化主”，大致可以這樣理解這一關紐：唐代是書法發展的一個巨大的轉折點是共識。如果籠統地講就是唐，具體的衰落點則是在唐後（晚唐），如果就魏晉楷書古法而論則是在開元時期即盛唐就已經開始。嚴格說來，初唐諸家楷書仍然是晉人書風的延續，尚未形成唐人自己的風尚，褚遂良出，唐人書風開始逐漸形成，至開元年間成熟。這牽涉到對於唐人書風的評價問題，成也是唐人書法——成為了自己，敗也是唐人書法——敗壞了魏晉古法。行書一脈卻始終是秉承著魏晉以來的古法，筆法授受譜系未曾中斷。這其間可以推出一個書法研究忽略之處：晉人筆法是楷行一體，在傳授過程中直至初唐楷書和行書都是一種筆法，但盛唐開始楷、行筆法分離，行書依然在晉人筆法譜系內，楷書則已形成唐人自己的新法了。
這或許是千百年來爭議癥結之所在！
二、晉唐一體——關於中國書法史的分期
這裡提“晉唐一體”，是要觸犯“晉尚韻、唐尚法”這一定論。的確，晉人之書在於韻，唐人之書重於法，怎可混為一談？但我將晉唐並在一起也是緣於董其昌，董其昌說：“ 晉唐人結字，須一一錄出，時常參取，此最關要。”從老董的書論中我讀出的總是晉和唐是一體，再比如“古人作書，必不作正局。蓋以奇為正。此趙吳興所以不入晉唐門室也。”老董告訴我們：趙孟頫不如晉唐，因為晉唐人的書法不做正局，以奇為正——晉唐筆法內容相同。
晉唐筆法是不是一樣，這是一個大問題，因為關於“魏晉風度”和“唐法”之區別也是書法史上爭論不休的話題，要解決這個問題，我認為有一個認識首先要清理：筆法授受有無其事？
如果認為筆法授受是瞎編亂造，比如現在一些權威專家就認為這是古人按照中國古代的家族宗法思想所憑空編織臆造的譜系，把書法學習神秘化等等，那麼，這個討論就要終止。但反過來，如果你認為筆法授受是歷史存在，則我們的討論可以繼續深入。我個人是相信筆法授受一個客觀存在的歷史史實。眾所周知，在古代，事實上是直至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國，一直存在著各種行業的家族秘技的內部傳授現象，中醫是如此，造紙造墨是如此，而尤以武術最為典型——今天的武術名門正派依然如此（不是散打之類）。要想成為一代武林宗師，極少數如張三丰這類人除外，大多數武林高手都是在獲得武術秘笈後修煉而成。我們現在以武術來作比書法，書法有沒有可能也有著一套筆法秘笈，代代內部傳授，結果到了唐代末期由於戰亂等原因，按照蘇東坡的說法，也即顏真卿、柳公權後失傳了，於是，秘笈不見，書道中落呢？
晚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卷一收入一篇未具名的《傳授筆法人名》記載：“蔡邕受於神人而傳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傳之鐘繇，鍾繇傳之衛夫人，衛夫人傳之王羲之，王羲之傳之王獻之，王獻之傳之外甥羊欣，羊欣傳之王僧虔，王僧虔傳之蕭子云，蕭子云傳之僧智永，智永傳之虞世南，世南傳之歐陽詢，詢傳之陸柬之，柬之傳之侄彥遠，彥遠傳之張旭，旭傳之李陽冰，陽冰傳之徐浩、顏真卿、鄔肜、韋玩、崔邈，凡二十有三人。”北宋朱長文編輯《墨池編》卷一的《古今傳授筆法》以及南宋陳思編的《書苑菁華》卷八《傳授筆法人名》與《法書要錄》所載相同。而張彥遠屬晚唐人，距筆法授受最後幾站還很近，我們如果不是站在疑古的立場，不是動輒就懷疑古人的智慧，應該沒理由懷疑筆法授受的歷史事實。
非常可信的懷素《自敘帖》中也有類似的記載，只是這個記載是顏真卿——這位筆法授受內部人士的自白，他說：“夫草稿之作，起於漢代，杜度、崔瑗，始以妙聞。迨乎伯英，尤擅其美。羲獻茲降，虞陸相承，口訣手授，以至於吳郡張旭。長史雖姿性顛逸，超絕古今，而模楷精法詳，特為真正。真卿早歲，常接遊居，屢蒙激昂，教以筆法，資質劣弱，又嬰物務，不能懇習，迄以無成。追思一言，何可復得。忽見師作，縱橫不群，迅疾駭人，若還舊觀。向使師得親承善誘，函挹規模，則入室之賓，舍子奚適。”可以說是言之鑿鑿，一路秘傳，外人那得知。
證明了筆法授受的真實性，即可看出晉唐筆法的一脈相承，自然是一體的。所以，我將中國書法的發展分為三期：前晉唐、晉唐和後晉唐。
前晉唐是指自我們的先民使用毛筆進行書寫至東晉（或者魏晉）大約三千年的歷史，這一漫長的歷史一直在逐漸磨合漢字的書寫規律、毛筆的自然性能與書寫者手腕生理關節之間的相互協調與配合，即從起初的手持毛筆去被動地模擬外物到逐步發揮出毛筆的自然性能再到人的手腕運動介入的過程，最終是文人行草書的出現。行草書與其它書體的最大不同在於其字形變化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使得人的手腕運動和審美可以融入其中，從而使書法打上人的標誌，這既是文人書法的出現——王羲之正是三千年筆法探索的最終結晶的那個人。
晉唐時期是筆法形成後的發展、傳授期。這一時期雖然有著一定的因時因地因人的局部調整和改善，但整體上用筆的核心理念和技法沒有大的變動，這就是上文所引用筆法授受史中的二十三位書家。需要注意的是，筆法授受譜系之外幾乎沒有成功者，可能存在後世編制譜系時進行了歷史重構，但更可能是一種身份認同的標準，即如現在河南陳家溝陳式太極拳的傳承，你沒有進入這個系統其身份不予承認，天下練陳氏太極者何其多，但看看太極博物館內的傳承譜僅僅是正宗嫡傳的那麼十幾位。是否可以這樣思考：不排除在晉唐數百年的歷史中有過幾位或者數位絕頂聰明的習書者誤打誤撞知曉了筆法，但由於未能進入筆法傳授系統而不予承認，比如，孫過庭就可以算是這樣的一位。
蘇東坡認為唐末戰亂使得筆法秘笈丟失，筆法衰落，從此以後，中國書法進入了筆法失傳後的歷史，我稱之為後晉唐時期。這一時期直至現在已是一千多年的歷史。
三 、筆法衰絕——中國書法的中落
唐後一千年的書法史是一個書法衰落的歷史，面對晉唐，千年之內沒有誰有足夠的信心去挑戰晉唐前輩大師，儘管發展的觀點此起彼伏，但回望千年書法，名作確實乏陳可述。筆法秘笈失傳，筆法衰落後怎麼辦？這頗似金庸武俠小說中那些失去家傳秘笈的武學家族所面臨的尷尬。
晉唐筆法是先民歷時三千年的經驗和審美的最終凝結，如今這一結晶不在，顯然我們不可能再來個三千年進行慢慢總結、歸納和論證，我們也實在沒有了那份持久的耐心。或許會有人疑問：不是說前晉唐三千年總結的筆法歸結為行草書的出現嗎？而我們現在也在書寫行草書，筆法應該依然存在！需要說明的在於這裡所講是一種書法的筆法，不同於完全實用的用毛筆寫漢字，兩者之間有重要的關聯，但更有巨大的差異。筆法授受中的筆法不是如何寫好看漢字的用筆方法和技巧，而是如何進入書法（藝術或者文化）的高層面的具體要求和保障。
回到我們的問題，筆法失傳後所帶來的問題一方面自然是書法的衰落，身處後晉唐我們再無晉唐人的輝煌和偉大，這的確使我們感到氣餒和無奈，但另一方面還在於如何認定一個書法家的身份。可以說魏晉以前儘管我們常常會作為書家來談論李斯、張芝等，但嚴格意義上書法家的出現則是從鍾繇、王羲之等開始的，此時書法家的認定在於有了風格意義上的標識。晉唐時期的書法家身份的認定，則是既有著個人風格審美上的可描述性，更為重要處在於筆法授受內身份上的正宗嫡傳，即是說，你只要是能夠進入這個譜系內你就是書法家可以獲得世人的認可，未能進入譜系，任你寫得再好也難以獲得認同。似乎晉唐時期的書寫者對於筆法有著當然的崇拜，沒有獲得筆法的傳授，一般不去奢望要成為書法家。唐後，當這個譜系的承傳中斷，書家身份的認定也就成了問題——驟然間，似乎人人都可以成為書法家，最起碼是都具備成為書法家的可能，大家都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
我們來看兩段歷史。一個是唐太宗於貞觀元年，詔京官職事五品以上子弟嗜書者二十四人，弘文館習書，出禁中書法以授之，領銜主講毫無懸念就是筆法授受中人虞世南、歐陽詢，不需要海選。另一件是在後晉唐的北宋時期，米元章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凡數人。老米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覆問卿書如何，對曰：“臣書刷字。”兩相比較，可見宋人已無絕對的權威。無當然的權威，就要建立書法評判的標準，重建書壇的秩序。但無論如何，書法的評判有一個上層內部的嫡傳身份到以“以書名世”，這中間的分別在於大眾的參與與否。試想：晉唐時期書家身份在於內部承傳，是“門內私事”，大眾接受就行了，而到後晉唐時期，書家身份在於名世與否，潛在的評判權交給了大眾。大眾評判書法，其標準可想絕不同於晉唐時期文人士大夫的“惟觀神采，不見字形”，而是以形質居先了。
至此，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第一，晉唐筆法授受譜系的中斷，使得筆法失傳，我們先民三千年總結的經驗、秘訣喪失了，從而是書道中落；第二，筆法傳承譜系的中斷，使得書家身份的認定出現問題；第三，大眾對於書家身份的認定使得書法的觀看方式從重神采走向了重形質。
其實，最為重要者在於筆法失傳後書法的學習方式該如何進行，這決定了千年書法的榮辱興衰，我們今後將著重探討這一問題。
配圖介紹：李世民《溫泉銘》
在中國書法史上，唐太宗李世民以首創行書刻碑而著稱於世。著名的《溫泉銘》，便是其以行書入碑的代表作。
《溫泉銘》是唐太宗為驪山溫泉撰寫的一塊行書碑文。此碑立於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即唐太宗臨死前一年。原石早佚，1900年發現於敦煌石窟，現藏於法國巴黎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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