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中國有許多大可注意的特點，其一是南方和北方的大相懸殊。
中國人自己很早就看出南方和北方的不同。他們自己說，南方人喜歡遠遊，容易採取新的見解，求知識的慾望很深切，容易受人勸導，風俗習慣富有流動性，做事很有火氣，他們的政治手腕傾向急進的一方面。北方人恰好相反，他們愛家，情願困守田園，不容易採取新的見解，很有決心和毅力，主意一經打定，誰都動搖他不得，風俗習慣富有固定性，做事很慢，但很有耐性，他們的政治思想和手碗傾向保守的一方面。
對中國人不大有好感的人便說，南方人很聰明，但是易於感情用事，不穩健，靠不住，甚至情令智昏，忘其所以；北方人卻是蠢到一個不可名狀的地步，但是比較誠實可靠。
這一番話，不管說好說歹，都有幾分道理。凡是仔細研究過中國的人，也大都可以見到。1911年的革命起自南方，滿洲皇帝被迫退位，也是南方人的力量。革命的結果居然把民主式的政府生吞活剝地建設了起來。這又是南方人做的事，這是他們急進的趨向的表現。中國人的公眾責任心當然不是完全沒有，但是所有的一切，只有在南方可以看見，至少是在南方人中可以看見。
但是中國北方卻始終擁護著舊局面。北方人起初運動復辟，復辟不成功，就把民主政治轉變成極端保守的寡頭政治，政權完全被少數武人掌了去。用西方的標準來打量，就在中國南方，保守性也未嘗不重，但比較起中國北方來，卻已大不相同了。我們的觀察本來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
如此我們也就可以說，南方人富裕，比較奢華，比較好逸惡勞，比較喜歡聲色貨利，比較慷概，也比較不修邊幅；北方人比較窮苦，比較省儉，比較嚴謹、不放肆，比較吝嗇，行檢也比較整飭。但這許多字眼，都要根據中國文化的背景來體會，不能用西方文化的背景來胡亂估量。
中國南北兩部的相反，在許多方面可以觀察到。例如南方人，允其是廣東人及其他東南沿海的福建人和浙江人，都喜歡遠遊。總算起來，他們前後到新加坡、馬來諸邦、爪哇、美洲和其他外國的不下數百萬人。北方人也不無移殖的行為，但移向之地只限於滿洲蒙古兩處，嚴格講來，實在算不得移殖，因為滿蒙都屬中國的版圖，並且移殖的人時常回到家鄉，沒有打算在滿蒙成家立業。
南方遠遊的人，大都在國內外經營著很大的工商業，北方人卻很少有這種情形。馬來半島、爪哇和其他東印度島邦的實業鉅子有許多是中國人，他們經營著大規模的蔗糖、樹膠（即橡皮）、茶、咖啡等種植業；他們也有在錫礦、糖廠和其他大工業裡投資的。
我從前在上海的時候，遇見過一個商界裡的人，他和我談起的經驗，很可以做我們上文一番議論的見證。他生在廣州，十四歲那年，獨自一個人跨海到澳洲去，口袋裡只有預備零用的一鎊錢。他在澳洲做了二十五年生意，但始終覺得懊洲不是他久留之地，因為無論他的營業怎樣發達，澳洲的商人總不給他相當的尊崇與和平的待遇，就因為他是一箇中國人。
所以最後他回到中國來，另外設了一個大商號，專和外國顧客交易，信用非常之好，名聲也就很大，他所賣的貨、中西部都有，品質地道，價錢公道。初開辦的時候，他聘任重要的幫手，各部主任等，大都不問地理上的來歷，隨才任用，大約廣東籍的與江浙籍的各居一半。
但是後來人選上逐漸發生變動，到了現在，廣東籍的竟佔了不止一大半。為什麼呢？因為據他說廣東人的能力比江浙人要強，而可靠的程序至少也不亞於江浙人；嚴格說來，這兩處的人都不能算十分誠實，這不過是比較的罷了。講起誠實這一層來，倒要推山東人，他們比廣東人上海人都強。但是為什麼這個商號裡，不僱用他們呢？因為他們太遲鈍，太不善應付。
這位商人自己是商界中的一個成功者，他完全能運用西方商業上貨品一律和交易公平的原則，但是對於別的中國人他就不肯輕易置信，因為他最後對我說，中國人做事，除了他個人可以得到的利益外，再也不關心到別的東西。就是為他們自己打算，他們的眼光也往往很近，他們不瞭解一個絕對的誠實不欺和抑私濟公的人，眼前雖吃小虧，日後必收大利。
南方人比北方人精幹，也可以從中國領袖人才的籍貫上研究出來。
要確切研究這一層，卻並不是沒有方法。有一位普萊士先生曾經替我想了一個方法。他借給我一張縉紳的名單，上面所列的是1910年10月間的京城裡各部院的大官和各省的封疆大吏，那時候恰好是革命爆發的前一年。從這張單子裡，我把凡是得過功名，就是經過科舉制度的甄別的官員，不論他是秀才，是舉人，或是進士翰林，都挑了出來。有許多武官，當然挑選不上，因為他們沒有經歷過科舉甄別的手續。
挑選的結果，除了50個旗人，15個蒙古人，和14個漢軍的旗人以外，中國本部十八省所產生的共有324人。用各省同時的人口做比例，這324人的分佈就非常的不平衡。例如甘肅一省，通常要有人口一千萬，才分派得到一個經過科舉甄拔的大官員，再如浙江一省，一樣一千萬人口裡，就可以產生差不多40個（38.7）這樣的官。
除了河北、四川、扛蘇、安徽、江西、浙江比較居中的六省不計外，北方的河南、山東、山西、直隸、陝西、甘肅六省中只有直隸高出7.1個之上（達21.5個），其餘五省，每一千萬人口中，至多隻派得到7.1個，至於南方的湖南、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六省，推福建最少，然而每人口一千萬中，已經可以派到9.6在大官員。
中部近海的江蘇、浙江、安徽三省出的大官員極多，內地三省則又甚少。直隸的情形有些蹊蹺，因為北京久為首善之區，數百年來，聰明精幹的人物，改籍移住的一定不少，大都密集在京城之內或北京附近。北京一帶積聚得愈多，其餘北方諸省就愈覺得相形見絀了。
除了有特別情形的直隸一省不論外，從這張大官員籍貫分佈至少可以教我們得到一種顯明的印象，就是，中國有才力的人、因才力而能夠受嚴格的鄉會試甄拔的人、又因此而能在許多人競爭之中得做大官的人，大致愈向西北愈少，愈向東南愈多。我們這個印象的結論，雖不中的，但也不遠了。
閱讀更多 廣漠長風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