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乐亭文化研究会《读乐亭》杂志/乐亭故乡人网站（www.guxiangren.com）专版
题图来自网络。仅为配图，和本文无关
1969年6月，我正在介马河小学任教时，被抽调到县武装部搞征调飞行员外调政审工作。当时全县抽调了10人，这10人中有9人是从中小学抽调的年轻男老师，只有一人是40多岁的“老者”，他就是原县计委主任钟长群同志，我和他分在了一个组。
我俩接受的任务是调查5名被征调的飞行员亲属，要从他们的工作单位打好证明材料。去的地方有陕西省临潼；河北省的保定、石家庄；天津新生盐场，山东的泰安县和北京市。
在这次外调中，我俩经历了很多事情，而让我难以忘怀的当属五件事：
第一件事是我们去陕西临潼调查一个飞行员姑姑的情况时发生的。那天早晨8点，我俩坐汽车从乐亭出发到滦县，然后再坐汽车到北京市，当天住在了北京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旅馆里。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从北京坐上去临潼的特快列车，经过一天一夜到达了陕西省临潼车站，此时正好是8点。我们在车站饭店吃了点饭后，正准备去距离车站不远处（他姑姑在临潼一个保密厂工作）的工厂去打证明材料，忽然钟长群对我说：“我今天肚子不好，想到厕所里解个大手。”我也正想“方便”一下，我俩就来到车站公厕。
进门后，钟长群就蹲在一便池上，我选了另一个也想蹲下，突然我发现在便池旁有一个黑色的人造革手提包，我马上招呼钟老说：“大哥，这里有一个手提包，准是谁丢掉的，里面有什么东西呀？是否是坏人放的危险品呀？”他说：“你拿过来我看看。”他打开手提包一看，惊人的一幕出现了——包内并无什么危险品，而是五打捆得整整齐齐的人民币。他数了一捆是一万元，这五捆就是5万元呀！这5万元在当时可是天文数字，是我年工资的100倍呀（我当时月工资46元）！我俩马上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这么多的钱，丢钱的人该多着急呀！咱们得马上找到失主送还人家！”我俩异口同声地说。怎么找呢？还是到车站办公室吧！我拎着提包，来到车站办公室。
我们把拣到的东西的经过向办公室人员说了一遍，希望想办法尽快找到失主。不一会儿，只听车站大喇叭里响起了呼叫声：“各位旅客，有两位同志拾到提包一个，有丢失提包的请赶快到车站办公室来认领。”不一会儿，两位30多岁的男同志急急忙忙推开了办公室的门，头上冒着热汗，满脸赤红，由于着急说话都语无伦次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让他俩静一静再说。过了一小会儿，他俩把丢失提包的经过说了一遍，并说包里有5万元人民币和一封介绍信，他们是村里的书记和村长，来临潼给村里买化肥及农机的，全村的家底儿都带来了，这是老百姓的命根子啊！让我俩不慎给丢掉了，我俩有罪呀！如果丢失了，没法跟村民交待呀！经过慎重地核对，认为无误后，办公室工作人员就把提包交给了失主，他们二人激动地掉下了热泪。当办公室工作人员和失主问我们是哪里人时，我们说是河北省乐亭县人，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啊，知道了，你们是李大钊故乡人，难怪风格这么高。”我们互相握手告别走出办公室后，就听车站大喇叭广播起来：“刚才有两位旅客拾到一个提包，内装人民币50000元，他们拾得巨款心不贪，现已如数交还失主。经询问，他们来自革命先驱李大钊的故乡——河北省乐亭县，让我们向这两位大钊故乡人学习、致敬！”我俩听了非常自豪，感到为弘扬乐亭人拾金不昧的高尚品格，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为李大钊故乡增了光、添了彩。而且，尽管这件事已经过去50来年，除了我们知道外，从未向别人讲过，这也从另一方面彰显了乐亭人作好事不留名的优良传统。
第二件事是，我俩在天津新生盐场调查完后，当天下午便去了保定。那时受“文革”影响，还未完全消除派性斗争，在天津时就听人说，保定的社会局面很乱，两派组织还搞武斗。有人就劝我们千万别去保定，那里很危险，据说都动了枪。我俩听了觉得，局面可能很乱，但我们的外调任务得必须完成，我们没有犹豫，而是冒着风险坐车去了保定。晚上6点到了保定车站后，便听到有枪声，有时还“啪啪”地响个不停。我们在车站旅馆住下，一夜枪声不断。第二天，我们吃了点点心，便急急忙忙到外调地点——保定棉纺厂，打完证明后，就急匆匆地离开是非之地赶往石家庄。在火车上，我们庆幸既取得了圆满的证明材料，又没有出什么危险。这件事以后想起来还有点后怕。是工作的责任感驱使我们那样做的，由此感到很欣慰。
第三件事是我们去天津调查时，在开往天津的列车上发生的。当列车快到塘沽时，我发现对面坐位上有一个小男孩，大约4岁左右，脸色苍白，坐在母亲的怀里，还不时地哭叫。我看到这种情况，便跟他母亲搭话说：“孩子怎么了？为啥哭呀？”他母亲说：“他方才吃了点点心，又喝了点凉水，胃有点疼。”我听后对她说：“我给孩子治治行吗？”“那太好了，我们求之不得呀！”我叫孩子坐在我这排椅子上，让他把腿伸直，接着我在他两个腿上胃经的足三里和梁丘穴位上按摩了5分钟，接着又在大肠经上的手三里穴位上按摩了5分钟。10分钟后，孩子突然“哇”地大叫了一声，并“嘟嘟”地放起屁来，他对母亲说：“妈妈，我的胃不疼了！”我心里明白，这是我按摩起了作用，因为我平时除了教学外，闲下来还看了不少中医书籍，略知什么穴位治什么病，那些知识今天还真派上了用场，我感到很高兴，那孩子的母亲连连道谢说：“今天我们可遇上了贵人，您真是神医呀！”还不断地让孩子谢我。我说：“不必客气，孩子的病治好了比什么都重要，以后要多注意，千万别给孩子喝凉水，特别是冬季更应注意！”孩子母亲连连点头。到了塘沽站母子下车时，还频频跟我招手告别。
第四件事是我们到山东泰安县外调。打好证明后，坐上了下午2点半的火车回北京。我们想，六七点钟定会到北京的，晚饭就未在火车上吃。可“天有不测风云”，此列车不巧中途发生了故障，停下检修，走到夜里11点才到北京车站。下了火车，我俩想找个地方吃点饭，可周围一片漆黑，说是停电了——在首都北京，这是百年不遇的事，可偏偏让我们碰上了。我们只好住进了车站旅店，可不凑巧的事又降到我俩头上，车站旅店只剩下一个小房间，而此房已有一个人住下了，只剩了一个床位，就这样，钟老住了进去，我只好随住店人流走向距车站旅店百米外的另一旅店，两人分开住下了。我去的那个旅店也基本满员了，只好挤进了一个二人间。此间已有一人先住下了，正好还有一个床位。先前住的这个人大约有40左右岁，经我俩交谈，知他是山东某县的一位小学教师，是来北京治病的。由于职业的关系，我俩一见如故，越谈越投机。他和我一样，也是教语文的，也很爱写作，交谈中知他知识渊博，是当地有名的语文教师。后来我知他也未吃饭，路上也没来得及买点心，我立刻把在火车上买的两包饼干分给他了一包，他起初一再推辞，连说不饿，我想，晚上不吃饭怎会不饿呢？在我再三真诚地相让下，他高兴地和我一起吃了起来，我们边吃边谈，好象遇到了亲人，后来我俩又喝了不少开水，小肚子才鼓了起来。
由于一天的劳累，不一会儿我俩就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我俩恋恋不舍地告别了，离别前又互告了通讯地址。半月后我竟收到了他寄给我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他的病已治好，对我感谢之话溢于纸上。就这样，我俩便交上了朋友，多年互相通信不断，谈工作，谈生活，以后有了手机就用手机联系。让人痛心的是，2002年夏天，我突然接到他家人的电话，说他已于当年的6月14日病故了，我悲痛万分，为失去一位兄长，一位知己而痛心。是的，人和人相交，在最困难时的真诚是最可贵的。
最后的一件事是，一天上午10点，我们在北京打完最后一个证明后准备回乐亭。当时我们想，来一次北京城，连北京的名胜古迹、故宫都没看看，这不是一生的遗憾吗？我俩商议，决定利用一点时间去看看故宫、天安门。
我们买了票进了故宫，又看了钟表馆。当我们出来时却发生了一件事。我俩走的小径左旁有一假山，大约两人高，都是用石头、水泥堆起来的，造型有的地方像猴子，有的地方像雄鹰，显得古怪别致、有趣，不由驻足观看。我俩正看得入神，突然听见小山后有一小孩的哭叫声。我们顺哭声走了过去，只见一小男孩正坐那里哭，我们问明原因后，知是小男孩找不到妈妈了。我想，这小孩顶多有四五岁，可找不到妈妈，这妈妈该多着急呀！我俩马上想到找孩子妈妈的办法——我领着小孩的手，一直走到故宫公园办事处。办事处的人员问清原因后，马上用大喇叭广播起来。一会儿，一年轻妇女风风火火地跑进了办公室，她见到自己的孩子立刻抱了起来，激动地眼泪都掉了下来，并连连感谢我俩和办公室人员。我想，人到危难之时，多么需要人帮助呀！
通过50年前的外调经历，我想了很多很多。我想，在社会生活中，人人都有拾金不昧的精神，人和人之间都互相帮助，有了危难出手相助，这该多好呀！如果这样，我们的社会定会越来越文明，越来越和谐，这才是我党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呀！
（作者李德华，退休教师。）
閱讀更多 樂亭故鄉人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