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以來，我國經濟運行的週期性和結構性矛盾相互交織，經濟增速出現下滑。與此同時，收入分配差距仍處高位，2016年基尼係數達0.465，優化收入分配結構已刻不容緩。當前須正確認識穩增長與優分配的內在邏輯，破除將兩者對立的認知誤區，促進其良性互動。
國研視點
施戍傑
不能把穩增長和優分配對立起來
流行觀點認為，效率和平等不可兼得，經濟的高速增長會以收入差距擴大為代價，而縮小收入差距則會制約經濟增長。但當前，經濟增長動力趨於減弱而收入差距仍處高位，這種思維定式將會導致政策選擇陷入“兩難”。
比如，提高勞動報酬佔國民收入比重，是縮小不同要素所有者收入差距的必然要求，但有很多人擔心，在經濟增速面臨下行壓力的背景下，工資成本上升會侵蝕企業利潤，降低企業競爭力。
又比如，進一步深化市場化改革、促進民營經濟發展，能夠優化要素配置，激發經濟活力，但有很多人擔心，在財富佔有差距已經很大的條件下，這可能加劇兩極分化。
再比如，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縮小城鄉、區域、戶籍與非戶籍人口間收入差距的重要舉措，但有很多人擔心，在財政收入增速放緩的背景下，這可能加大財政收支矛盾，加重政府債務風險。
但其實，增長是分階段的，在不同階段，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的互動關係並不相同。以發達國家發展歷程為例：18世紀末開啟經濟起飛，而收入差距也持續擴大；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增長進入“黃金時代”，收入差距卻長期保持在低位；20世紀80年代後，新自由主義政策打破“滯漲”瓶頸，卻也再次拉大收入差距。不同階段的增長條件存在差異，制約了增長方式和體制機制的選擇，從而產生不同的經濟績效與分配格局。因此，應當從“增長階段轉換”這一視角出發重新認識穩增長與優分配的內在關係，突破政策選擇的“兩難”困境。
傳統增長階段“高增長”與“高差距”並存的根源
將穩增長和優分配相對立的思維定式，源於長期以來我國經濟“高增長”與“高差距”並存的經驗事實。但其實，上述現象產生的根源是這一時期同增長條件相適應的增長方式，及其背後的體制機制。
以物質資本積累為主動力的增長方式與傳統增長條件相適應，但也造成勞動收入份額與居民消費比重長期處於較低水平。人均資本水平低、剩餘勞動力存量多、技術水平同前沿國家差距大的增長條件，客觀要求將物質資本積累作為增長的主動力。一方面，人均資本水平低，資本回報率處於較高水平，物質資本積累存在內生動力；另一方面，在上述增長條件下，物質資本積累能促進勞動力轉移，並表現為外資引進、國外設備進口，從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促進經濟更快增長。但這種增長方式也存在副作用：它意味著勞動相較物質資本的議價能力偏低，從而導致勞動收入份額與居民消費佔比處於較低水平。
市場發育不平衡客觀上加快了物質資本積累，但也導致不同社會群體對增長成果的分享存在差異。一方面，我國產品市場發育程度較高，有助於優化資源配置、促進企業競爭；另一方面，我國要素市場發育程度較低，雖有助於降低要素成本、提高社會積累水平，卻也拉大收入差距。一是勞動力市場不健全，農民工群體未能享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這降低了企業用工成本，但也導致該群體難以充分享有城市發展成果。二是土地市場存在城鄉分割，農村土地的非農開發由政府壟斷。這降低了企業用地成本，並通過土地財政為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支持，但也導致農民難以充分享有土地增值收益。三是金融市場不健全，投資渠道窄，資金價格長期受到干預。這降低了企業資金成本，但也導致廣大民眾難以充分享有財產增值收益。
政府職能偏向經濟增長，有助於打破物質資本積累的瓶頸制約，但也加劇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一是重基礎設施建設、輕公共服務投入。發展初期，政府在基礎設施等領域的投資具有較強的外部性，有助於促進物質資本積累，但也導致公共服務投入長期不足。二是重投入效率、輕覆蓋公平。在較長一段時間，我國採取偏向東部地區和城市地區的發展戰略，在提高物質資本積累效率的同時，也導致地區和城鄉差距擴大。2000年以後，發展戰略轉向平衡，促進了地區和城鄉差距縮小，但公共服務投入仍然不均。三是重財政增收、輕分配調節。間接稅有助於提高財政收入，直接稅有助於調節收入分配。我國現行稅制結構中間接稅比重高、直接稅比重低，個人所得稅與財產稅不健全。財政收入快速增長為經濟建設提供了支撐，可力度較低的再分配機制也導致不平等的馬太效應難以有效遏制。
優化收入分配結構是新增長階段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的內在要求
2011年以來，我國經濟的增速下行與結構失衡，緣於潛在增長率向中高速換擋的過程中，傳統增長方式與新的增長條件不匹配。穩增長的關鍵是完成增長方式轉變，這又以優化收入分配結構為前提。
第一，當前我國經濟結構失衡，緣於以物質資本積累為主動力的增長方式與新的增長條件不匹配。隨著增長階段演進，我國經濟的增長條件出現重大變化：人均資本逐步增加，資本回報率開始下降；勞動力供求關係出現轉折性變化，勞動力要素再配置效應逐漸減少，工資不斷上升；同前沿國家技術差距在縮小，模仿、引進前沿技術的難度加大。由此，物質資本積累的內生動力，及其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減弱。而傳統增長方式未能及時轉變，導致實體經濟回報率下降，資本向金融與房地產部門積聚，產生泡沫並累積風險。
第二，穩增長的關鍵是建立以技術創新和人力資本積累為主動力的增長方式，實現經濟結構再平衡。在新的增長階段，穩增長的內涵也出現深刻變化。對於後發追趕型經濟體而言，存在“經濟起飛—高速增長—中高速增長—中低速增長—增速回歸”的週期特徵。回到過去的高速增長既無必要也無可能。當前穩增長的內涵是將經濟增速穩定在新的潛在增長率水平，保持較長一段時間的中高速增長。但這並非能夠自動實現，很多國家正是在增長階段轉換期出現經濟停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實現穩增長的關鍵是完成增長方式的轉變。這要求不斷培育新產業、新業態，並促進傳統產業、傳統業態的轉型升級，提升實體經濟回報率，實現實體經濟、金融與房地產部門的新平衡。
第三，增長方式轉變以優化收入分配結構為前提，而新的增長條件也為縮小收入差距奠定了基礎。從需求側看，隨著勞動力成本優勢逐步消失，轉變增長方式需要更多依靠內需引領。當收入差距較大時，占人口大多數的低收入群體難以實現消費升級，而在國內產業發展初期，高收入群體更偏愛已經成熟的國外同類產品，導致新產業、新業態的發展缺乏足夠的市場支撐。從供給側看，轉變增長方式需要更多積累人力資本。當收入差距較大時，占人口大多數的低收入群體對人力資本投入不足，甚至出現代際傳遞，造成效率損失。可見，優化收入分配結構是實現增長方式轉變的前提。而在新的增長條件下，縮小收入差距也是可能的：一方面，勞動力供求關係的改變為提高勞動收入份額奠定了基礎；另一方面，人力資本在生產中貢獻增加，也促使發展成果的分配更多向勞動者傾斜。
促進穩增長與優分配良性互動的若干建議
當前階段穩增長，絕不能再走發貨幣、擴信貸，通過維繫高投資保持經濟增速的老路。在增長條件已出現重大變化的情況下，以這種方式穩增長，雖會產生一時之效，卻將進一步降低投資效率，透支增長潛力，加大債務風險，不僅不可持續，還會推高資產泡沫，導致原本已處於高位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而收入分配結構惡化又將反作用於經濟增長：一方面加劇社會矛盾，提高經濟社會運行成本；另一方面也不利於需求結構改善和人力資本積累，制約增長方式轉變。可見，必須走一條新路，通過改革體制機制實現穩增長與優分配的統一。
一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係，在促進增長方式轉變的同時，提高勞動收入份額。企業總是在成本約束中作出利潤最大化選擇：當農村存在大量剩餘勞動力，工資成本低，企業自然傾向外延式發展，在對外競爭中更多依靠低成本優勢。而當勞動力供求關係出現轉折，工資成本上升，企業則有動力轉向內涵式發展，通過創新建立對外競爭新優勢。因此，應充分發揮市場作用，順應而非壓制工資上漲趨勢，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激發企業創新動力併為其完善創新環境。
二是培育發展要素市場，在進一步優化要素配置的同時，提高居民收入。完善勞動力市場，嚴格保護勞動者權益，在促進人力資本更加廣泛積累的過程中，提高農民工群體獲得的勞動收入與公共服務。完善農村土地財產權利，打通城鄉土地市場，在優化農村土地要素配置的過程中，讓農民獲得更多的土地增值收益。完善金融市場，有效連通普通投資者的資金供給與新產業、新業態的發展需求，在促進新產業、新業態更快發展的過程中，讓廣大民眾獲得更多的財產性收入。
三是改善營商環境，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營商環境，在進一步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同時，減少不同地區民營經濟的發展差距，增強地區間發展的平衡性。
四是優化政府支出結構、加大再分配力度，在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切實縮小收入差距的同時，推動需求結構升級和人力資本積累，增強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要減少政府直接促進資本積累的支出，增加公共服務投入比重。同時，要積極穩妥地提高財產稅比重和高收入群體稅負，加大轉移支付力度。
（作者單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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