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沉香读苏轼的第15期）
自从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底上任凤翔签判后，苏轼才算正式走入了官场。比较幸运的是，知府宋选很欣赏他的才华，接连委以重任。
整个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苏轼都是在紧张而忙碌中度过的，日常事务之外，宋选还先后交给他祈雨、兼任府学教授等事宜，他自己也忙里偷闲考察修改了衙规。
也许是觉得苏轼的办事能力还不错，是年底，宋选又给他安排了一份新任务——理欠。所谓理欠，就是帮官府向老百姓讨债。
这件差事，苏轼办得很闹心，很多老百姓欠下巨额债务后，被关进监狱，而为了追讨债务，苏轼又不得不动用刑罚，和他一贯的爱民思想相违背。
老百姓为何会欠下官府的债务呢？经过深入的调查和审讯，苏轼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气愤之下，他直接向三司使蔡襄上了一道书，要求彻底免除这些人的债务。
《上蔡省主论放欠书》（节选）轼于府中，实掌理欠。自今岁麦熟以来，日与小民结为嫌恨，鞭笞锁系，与县官日得千百钱，固不敢惮也。彼实侵盗欺官，而不以时偿，虽日挞无愧。然其间有甚足悲者。或管押竹木，风水之所漂；或主持粮斛，岁久之所坏；或布帛恶弱，估剥以为亏官；或糟滓溃烂，纽计以为实欠；或未输之赃，责于当时主典之吏；或败折之课，均于保任干系之家。官吏上下，举知其非辜，而哀其不幸，迫于条宪，势不得释，朝廷亦深知其无告也，是以每赦必及焉。凡今之所追呼鞭挞日夜不得休息者，皆更数赦，远者六七赦矣。问其以不得释之状，则皆曰：“吾无钱以与三司之曹吏。”以为不信，而考诸旧籍，则有事同而先释者矣。曰：“此有钱者也。”嗟夫，天下之人以为言出而莫敢逆者，莫若天子之诏书也。今诏书且已许之，而三司之曹吏独不许，是犹可忍邪？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下宋朝的中央官制。为了防止宰相大权独揽，宋朝顶层采取分权制，宰相只负责民政，军政有枢密使，财政则有三司使，彼此互相独立。
当时的三司使是蔡襄，也就是那个著名的书法家，苏轼和他关系不错。既然涉及到财政，在征得知府宋选的同意下，苏轼直接向蔡襄陈述情况。
在这道上书中，苏轼提到，欠下官府债务的，除了确实有偷税漏税、作奸犯科的情况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很无辜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帮官府押运竹木，竹木被水漂走，巨额损失竟要押运人员赔偿；2、主管粮仓的，年深日久粮食腐烂，也要按价赔偿；3、缴纳的布帛被认定质量低劣，百姓需要补偿价值；4、仓库的储存溃烂，保管人员要承担损失；5、抓捕盗贼应该上交的赃物没有追回，算在了办案人员头上；6、给人做担保的，因被保之人破产，债务转移到担保人头上。
这些债务的形成绝大部分是由于政策的漏洞或缺失，最终转移到了老百姓或者基层小吏的头上，他们无力赔偿，被关进了监狱。苏轼经过统计，上述情况共涉及到225人。
对于这些情况，朝廷其实也是心知肚明，所以每次大赦必定赦免他们。但苏轼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情况，有些人经历了六七次大赦，还是被继续关押。
原来，三司的官员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做了手脚，朝廷明令大赦，他们虽然把人放了，却没有免除债务，一段时间后又重新抓了进来，典型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更有甚者，一些三司官员趁机勒索欠债人员，只要给他们好处费，立马免除债务。真正被冤枉的穷苦人家求告无门，恶意欠债的反而借着大赦逃避债务，权力寻租大行其市。
了解到实情后，苏轼忍不住质问蔡襄：天底下最具权威的是皇帝的命令，为何现在皇帝宣布了大赦，三司的官员却罔顾圣意，大搞上有政策下有政策和权力寻租呢？
在苏轼的陈情下，蔡襄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彻底免除了那225人的债务。凤翔因苏轼的仗义执言，洗刷了很多人的冤屈，那别的地方呢？类似的情况不在少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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