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在其第一次收音机广播中宣布日本向盟军投降。这消息对某些日本人的冲击十分大，根据他们日后回忆，8 月 15 日中午这一刻是“ 再生”的开始，过去的价值及经验立马失去了其合法性，他们决定无论为个人也好，还是为整个民族也好，都要探求一个全新方向；另一些人原来已为空袭所困，天天挣扎于粮食与居住问题中，显得一片绝望与消极；还有一些人决心要保卫传统世界， 其中又以在高位者为然。因此败战虽为全国共同经验，但每个人的感觉并不相同。
甚至在战争结束以前，不少皇室、政界、商界等各方面人员，均惧怕战败会带来革命，消灭天皇制度，并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取代之。在投降后，这种恐惧有增无减，因为美国似乎要来播下革命种子。 虽然有些人衷心欢迎它，有些人则畏之如蛇蝎，但这种原以为上天注定的革命并未真正实现。当然，日本战后的特征仍是充斥着各种深刻的冲突与矛盾，但我们在说明日本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历史时，核心命题是解释其安定化过程，以及如何化解各种冲突。换言之，保守政治及社会秩序如何及为何能崛兴于战后日本？它们在 1945 年后又怎样延续下来？
一、忍其所难忍
当日本数以千万的人民聆听天皇广播投降的消息时，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其最高元首的声音。高频率的讲话通过收音机电波传送出来， 他们不得不十分讶异，然而更令日本人民大吃一惊的是广播的内容。* 八年以来，日本的统治阶层一直劝导本国子民不断牺牲以完成这场所谓伟大战争，这不但是服务天皇，更是为了从残暴的“ 英美恶魔”手中把亚洲解放出来，最后胜利必属于日本。日本军人在整个亚洲杀戮了数以百万的士兵及平民，而1 700 万日本人口中，死亡人数达250 万。然而刹那间，天皇用一种官方式且有意含糊的语言告诉他们，战争已经结束，日本已经被打败了。
裕仁在其“ 玉音放送”中说明日本为何决定投降，这可以说是历史上最轻描淡写的文献之一：“ 然交战已四岁，虽陆海将兵勇战，百僚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各各尽善奉公，战局未必好转，世界大势亦非有利于我。”他强调敌方所使用的新式“ 残虐爆弹”的破坏力，若继续交战，“ 不只会招来我民族之灭亡，亦进而破坏人类文明”。至于与日本合作的国家，他认为其“ 与帝国始终致力东亚解放诸盟邦，不得不表遗憾之意”。裕仁表示其目的是“ 为万世开太平”，并勉励其子民“ 堪其所难堪，忍其所难忍”，团结一志，“ 倾力将来建设，笃道义，巩志操，誓发扬国体精华，不落后于世界进运”。
裕仁的广播颇引人注目，这是他与其宫内顾问首次尝试肯定战争的无私，又当此日本面临天翻地覆的转变之时，他却为其日后权力基础做辩护。整个广播内容视日本人民甚至国家为战争及残酷武器的受害者，虽然裕仁在广播结束时引用明治时代的术语，要求日本模仿西方世界的进步，但重点则是忍辱负重，而非追求大改革。
对少数人而言，他们无法接受一个战败的前景，当广播发表后， 约有 350 名军官自杀。不过军方领袖一向强烈呼唤士兵要在决一死战时为国牺牲，若由此标准衡量，约 600 万军人中仅 350 人在战争结束时殉身，则比例并不算高。大部分的平民及士兵对于战败的态度，或 实事求是，或消极，并无极端行为出现。
在官僚、军事及企业机构中，有一项最现实而又最急迫的战后工作：战争是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正式结束，而麦克阿瑟将军及其占领部队则在 9 月初才到达，在这两个星期的空窗期中，数以百计的火头腾烧在东京各处。因为官员及企业经理害怕盟军秋后算账，必须毁灭战时相关证据，故数以千计的各方面文件因而遭到毁灭。
另一个实际而又迅速执行的措施是招募娼妓，这本来是日本战时政策的一部分，但现在的服务对象则转为盟国军队，目的是“ 保卫及维系我大和民族的纯粹性”。官方慰安所于 8 月 18 日开始策划，到1945 年底，所谓“ 特殊慰安施设协会”（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RAA）已经遍布全日本各大城市，数以千计的妇女出卖其 肉体，其中大部分从未当过娼妓。1946 年 1 月，占领当局责难官方慰安所，认为其违反妇女基本人权，因此立法禁止。不单是官方慰安所 被禁，亦包括日本公娼执照制度。但同年 12 月，日本政府使用另一个名称恢复颁发公娼行业执照，红灯区再度死灰复燃。政府认为有必要 防止性病在无执照的私人妓院传播，故承认特种餐厅及酒吧的合法地位，让其在昔日红灯区营业，同时容许女性在这些地方从事性交易。
占领军士兵是红灯区十分稳定的客源，而身为娼妓的女性有时候会与嫖客建立较为长久的关系，她们会面临双重歧视。美国官方虽容许娼馆开门营业，但不鼓励美国大兵与日本女子结婚，然而这仍无法避免日美混血儿童的出现，他们在日本颇受歧视。
第三个对战败的实际回应是企业精神，无论它合法也好，不合法也好，都充满了活力。小川菊松就是个明显的例子，他的职业是编辑， 当天皇宣布投降后，他马上意识到英语会话书籍会有大量需求，因此临时编纂了一本《日美会话手册》，到 1945 年年底，该书发行量已达350 万册，到 1981 年，它仍经常名列日本最畅销书之一。更典型的便是地下市场的兴起。日本战时实行粮食分配及物价管制，当战争结 束后，这政策仍未改变。市场上的食物及家庭用品供应奇缺，很多男 性及少部分妇女从事地下市场生意，大发黑市财，其中不少朝鲜人及 中国台湾人亦有插手。这种被称为“ 青空市场”的黑市并不合法，但为当局所容忍。事实上很多黑市由黑道操纵，为保护地盘，黑道经常诉诸暴力，演变为流血事件。到 1945 年 10 月，全国各城镇共有约 1.7 万多个“ 青空市场”。供货商想尽办法搜求货源：农村、战时物资的秘密仓库、在供应丰富的美国基地有门路的美国大兵或娼妓，不一而足，有些衣服及毯子甚至是从死人身上剥下来的。
数以千万计的日本人民几年来一直面对饥饿，事实上已有数以千计的人死于粮食不足。1946 年春天，由于农业失收，口粮分配制度运作失衡，城市面临严重粮荒。在 1946 年，每个家庭平均花费 68% 的收入在食物上，小学学童平均身高及体重一直递减，到 1948 年才稍微歇止。新闻纪录片中常出现些不忍卒睹的镜头，小孩身体干瘪，腹部鼓胀，而厚生省人员正焦累地为他们做健康检查。不论成人还是儿 童，妇女还是男性，他们都一窝蜂地挤上开往乡村的火车，希望用手上的和服换回糊口的白菜。一部当时的回忆录诉说道：“ 剥掉身上的衣服去换取食物，我们开始时把它比喻为像蛇蜕皮一样，但后来又把它比作削洋葱，因为一边做，一边忍不住地掉下眼泪。”
日语中医学上的“ 虚脱”一词，用来形容战后初期日本人民的心理状态最贴切不过。当时大众传媒指出酗酒与毒品是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报纸刊载很多有关饮用自酿酒而致死的新闻，与 20 世纪 20 年代或 30 年代相比较，武装抢劫及盗窃案件增加很多。虽然如此，谋杀案并没有增加。根据焦虑的政府及传媒有关人员的记录，社会正陷入空前混乱，其实这只是一种错觉，有相当程度的夸大。
另一个象征当时情况的名词是“ 粕取”文化。“ 粕取”原意是指一种流行于大众的廉价酒，它用酒糟渣滓酿成，质量低劣；当时则指一种心理上的自怜状态，因未来看似无望而只活在当下。正如一个黑市的买卖人说：“ 我一天所赚的钱等于白领阶层一个月的薪水，这使我很难摆脱这种生活。但我丝毫没有考虑到存半分钱，我只留一些第二 天会用到的钱，然后今朝有酒今朝醉。我一直在喝酒，生活就像一片飘扬在半空的浮萍。”当时好些著名作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太宰治（1909—1948）及坂口安吾（1906—1955）—无论在其笔下还是实际生活中，都不断歌颂和平时期的人性堕落，言下之意是反对战时非人性的忠诚。在其久为人知的散文《论堕落》中，坂口写道：
我们可不可以说出神风英雄只不过是场幻梦？可不可以说出人类历史是开始于我们走进黑市市场？我们只不过回归到人 类的本性，人类走向堕落— 忠心耿耿之士及圣洁的女性亦走向堕落。
二、美国的布局：非军事化及民主化
与日本人民截然相反，在1945年9月开始陆续进驻的美国人，他们营养充足，装备优良，每个人都信心十足，满怀彻底改造日本的理想。美国人统治下的7年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外国人占领，统治者运用他们的权力重订法律，改革经济及政治体系，甚至要改变日本的文化及价值观念。
理论上，占领是同盟国各国的集体事务，1946年初成立一个由四强组成的同盟国日本委员会，目的是作为“联合国最高司令部”（Supreme Commander fo rthe Allied Powers，SCAP）的咨询机构。同时另有一个远东委员会，成员共11人，负责制定占领政策及监督联合国最高司令部。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最高司令部的领导人是麦克阿瑟，他的作风强硬，其下属又多半是美国人，故最高司令部可以说直接听命于美国政府，其他机关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简而言之，所谓最高司令部指的便是麦克阿瑟本人及其下属各级官僚。
美国对日本的占领策略可以用两个词概括：非军事化及民主化。为达成第一个目标，最高司令部马上瓦解了日本的海陆军组织。在1945年11月30日，日本的武装力量正式被解除，不过真正的后续工作却更为艰巨，因为复员军人数目庞大，总共要遣返约690万人回日本本岛。当战争结束时，日本人口约有1/10身处海外，即有370万军人及320万平民分布在朝鲜半岛、东三省在内的中国大陆、台湾，甚至远居在南方极端遥远的占领区。除了约40万人被羁留在苏联成为战俘外，又有少数人留在中国东三省，到1948年底，复员与遣返工作大致完成。要处理如此大量的人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任务，它的影响为何，到今天仍未有充分的了解及研究。不过总的来说，整个过程是相当迅速及顺利的。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遣返者在回到“家园”后，都有种百感交集的失落情绪，一方面是回来时身无长物，一贫如洗，因此有点自卑；另一方面是因为曾参与战争，结果一败涂地，自然被冷眼看待。在20世纪50年代及以后，不少复员军人参与政治，而且颇出风头，他们一直强烈要求政府恢复军备，并且修改美国在占领时期强加于日本的各种变革。
其他非军事化政策则主要集中在那些支持战争但却不属于军方的人。1945年10月，美国人解散“特别高等警察”，它简称“特高”，是战前监控思想的组织，具有镇压人民的作用。在1945年到1948年，占领当局亦从政府及企业内清除20万人以上，理由是他们都在战争中担任领导角色，国家神道亦被解散。战争结束不久，同盟国召开传统战犯法庭，审判约6000名军人，罪名包括虐待战俘等，约900人以上被判有罪，并被处以死刑。占领当局亦推动一项庞大的战争赔偿计划，相当一部分的日本工业设备遭拆卸装载上船，运到日本在亚洲扩张时的受害国家。
战后对日本的惩戒，最重要的舞台便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它从1946年5月到1948年11月将日本战时领导人送上审判台，该审判简称“东京审判”。法庭控告以东条英机大将为首的28人，其罪名除了战争中所犯的各种传统恶行外，亦包括“破坏和平罪行”。这是新创立的罪行形式，于1946年定着，首次在纽伦堡审判中用于审判各纳粹领导人，第二次便用在东京审判上。传统的所谓战争罪行多半指在战争时期所犯的各种罪行，但“破坏和平罪行”则是指计划及发动“侵略战争”。在上述审判以前，无论因为哪一种原因发动战争，都没有被国际法视为罪行。而所有在东京审判中受审的人都被判有罪，东条与其他6名战犯被判死刑，其余16人则被判终身监禁。
美国1945年在日本要做的事不只是非军事化及惩罚其领导人，其目的是用自己的方法改造整个世界，日本只不过是其中一环。在这种精神下，最高司令部在1945年秋天至1946年强制实行一连串改革，他们的基本逻辑十分简单：军国主义导源于财阀垄断、政治专制及经济贫乏，因此要建设一个和平、非武装化的日本，瓦解其军事力量只是第一步，接着必须有更大规模的改变，包括粉碎权威式统治，政治以及财富必须平等化，价值观当然亦在改造之列。
最高司令部在1945年10月宣布第一波改造运动，保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工人及农民亦有权利组织自己的团体。它亦命令日本政府开放各种公民及政治权利给女性。到12月，占领当局通知日本政府进行土地改革，让佃农能购买他们自己的土地。
通过上述政策，美国人传递了一个很清楚的消息，就是未来日本必须建基在民主制度上，而民主的支柱又仰赖宪法的订立。故在1946年冬天，也许是怀抱着《圣经?创世纪》的宗教感情，麦克阿瑟将军下令占领人员成立一个小型委员会，在6天内起草一部日本新宪法。翌年春天草案提交帝国国会（它在战后仍然存在，直到新宪法通过，它才被取代），经激烈讨论后通过。新宪法在1946年11月公布，1947年5月生效。
战后宪法削弱了天皇的绝对权威地位，他只是“国家及人民统一的象征”（第1条）。新宪法第3章亦给予日本人民一连串“国民之权利及义务”，包括美国人权法案中所包含的各种人民权利，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及宗教自由。同时权利观念亦被引用到社会范畴，新宪法保证教育权利，“全体国民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人人在其能力内有接受教育的权利”（第26条）；同时“全体国民有权谋取最低限度的健康及文化生活”（第25条）；它亦保证工作、组织团体及集体交涉的权利与义务；它禁止基于性别、种族、信仰、社会地位及家庭出身的歧视；它给予女性在婚姻、离婚、财产、继承及“其他与婚姻及继承有关事项”上平等地位的明确保证。最后在宪法第9条中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及秩序的国际和平，永久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成为日本和平宪法的最大特征。
一方面，日本精英阶层颇惊骇于上述各项广泛而深刻的保证，特别是美国人坚持日本政府必须以本身名义向社会大众提出宪法草案；另一方面，社会对草案的反应则十分热烈。虽然宪法的目标或理想是自上而下，但其企图心甚强的条文从此规范了当代日本的各项制度及论述。
从1945年到1947年，占领当局亦强制实行其他重要改变。早在1945年10月4日，最高司令部便将狱中所有共产党员释放；它废除了日本监督言论的机构，容许比同时期美国国内尺度更宽的政治表达空间，虽然内容颇具争议。另一方面，最高司令部自己却制定政策，监视最近得到“解放”的言论世界，以防止军事或战争体制苟延残喘，这与其解放言论的政策相对，颇为自相矛盾。
占领改革者亦攻击财阀企业无孔不入的势力，财阀家族倚靠控股公司维系其庞大事业，如三井、住友、岩崎（即三菱公司所有人）、安田、浅野等均为其中的佼佼者。为削弱财阀力量，占领当局夺去其在控股公司的所有权及控制权，同时进一步分解财阀属下的一些大企业。他们亦鼓励工会组织，甚至给予指导，在占领之初，最高司令部十分欢迎工会组织活动及罢工。在农村方面，最高司令部实施土地改革，地主的领地被没收，分发给原有佃户，创造出乡间的小家庭农村体系，亦为日本农村的社会及经济权力分配带来革命性改变。
学校也是改革对象。最高司令部命令文部省不准在学校上课时宣扬战争及尽忠国家的道理，取而代之的是有关和平及民主的主张。在战争结束的第一年前后，旧课本仍在使用，有关坦克及战舰等刺眼的句子则要涂掉，由于有些课本要删改的地方实在太多，结果变成墨淋淋一片（。不过新教科书很快便出现，取代了战时课本。
在新教科书印行以前，战时教科书是学校唯一能使用的教材。但里面充斥着对日本帝国及军人光荣的宣传，占领当局只好命令老师及学生把刺眼的地方涂掉，有时候因为要涂掉的地方太多，结果整版都被涂得不能用。很多人年轻时都亲身经验过，亦一直无法忘记美国人这种日本民主化的政策，即便不是虚伪的，起码也是个笑柄。见小学馆刊《昭和の历史⑦》，“占领と民主主义”。（小学馆出版局提供）
1947年义务教育延伸至初中三年级，大学教育亦急剧发展，战前只有少数精英国立大学挂上“帝国大学”招牌，现在都把“帝国”两字除去，简化为东京大学或京都大学。至于新成立或扩充成立的四年制大学则如雨后春笋，充斥日本全国。1947年，日本女性被准许进入公私立大学就读。学校管理方式亦采用美国制度，在各地成立学校委员会，教育控制权转移到地方。
上述各种措施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它改变了思想气氛，亦改变了经济及社会权力分配的结构。一股“民主化”热潮席卷日本，其支持者用极端广义的解释说明各种政策的民主及平等含义，民主已不只是选举及土地改革，它等同于人类灵魂的再造。这种诠释有其积极意义，但也形成一种威胁。思想界热切参与，他们在摸索，并深入探讨，究竟在一个真正民主人身上，自主主体性是如何孕育出来的。很多人转向马克思主义寻找答案，亦希望日本共产党站出来领导，因此左翼政治团体及政治思想获得史无前例的支持度。成群成群的人在旧书店里流窜翻找，他们如饥似渴地寻求思想源泉，另一些人则在大书店外彻夜守候，目的是购买最新出版的政治哲学巨著，改造、重建、转化等讨论课题回响震荡于整个日本上下。
在强制实施大规模改革中，麦克阿瑟将军成为美国权力的个人象征。麦克阿瑟是个魅力很强的领袖，极度充满自信。他善于运用他个人形象的象征意义，不过却不会滥用，在平常日子里他尽量维持与一般日本人民的距离，很少做直接接触。然而麦克阿瑟在其统治日本时，却公开发表了一幅政治性照片，它可以说是在世界史或日本史上最震撼人心的照片之一。1945年9月27日，天皇裕仁拜访麦克阿瑟，这是两人首次见面，地点在东京美国大使馆，并非皇宫。到第二天，所有主要报纸均发表两人合拍的一张照片，该照片传达出日本一国及其人民处于屈从地位的讯息，对全日本产生很大震撼。
麦克阿瑟将军于1945年9月27日在东京美国大使馆与裕仁天皇的首次会面，翌日这幅照片便在全日本各大主要报纸上刊登。照片中的两位政治人物对比鲜明，高矮明显不同，麦克阿瑟衣着随便，裕仁则服装端正。这幅照片产生了很大冲击，它向日本国内传递的信息是确认日本已经战败，日本与其占领者是一个上下屈从的关系。
虽然麦克阿瑟的个性倔强，在日形象有如皇帝，我们仍要注意他并非是个完全自主的统治者，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推动政策。最高司令部的政策是战争时期由华盛顿官员设计，并得到哈里?杜鲁门总统（HarryTruman）的批准。无论是终战后的改革，还是1947年美国政策的明显转向，都是美国主流设计者政策的反映。
只有一个领域是麦克阿瑟发挥了其个人影响力，这就是宗教。麦克阿瑟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希望利用其名声及权力改变日本人的精神面貌，把他们感化为基督徒。麦克阿瑟鼓励传教士重回日本，他要求印刷1000万册日文版《圣经》，以派发给日本人民。然而到最后，他的努力并无任何结果。虽然的确有人转信基督教，但原因多半是他们面对战后的荒凉颓败要寻求精神上的慰藉或解脱。整体而言，日本的基督徒数量仍不多，变化也不大，约为全国人口的1%。
麦克阿瑟个人观点有比较长远影响力的是有关天皇制度的部分，他的确帮助了美国政府订立此方面的政策。华盛顿一群被称为“软和平”的人支持保有天皇，利用他的声望使占领当局的改革更具合法性。不过直到占领开始，这一问题仍未得到最后解决，到1945年秋天，麦克阿瑟转而成为天皇制度的大力支持者。在其送回美国的报告中，他提出警示，若天皇被迫退位或要接受战犯审判，日本可能会出现动乱，社会秩序及美国要实施的政策可能因此不保。在他的游说下，日本战后的政治体制成为一个驳杂不纯的体系，有人称之为“帝国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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