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見
十月的上海，正處於一年中最好的時節。丹桂飄香，餘味尚存。天氣不燥也不熱，不溼也不冷，頗適合戶外遊玩。2016年的國慶假期尚未結束，我便乘前往加拿大中部省份阿爾伯塔省的省會埃德蒙頓（Edmonton），開始了在此地為期12個月的學習生活。
到達此地的第二天，我遇到了兩個驚喜：一是晨起之後看到外面的漫天大雪和地上厚厚的積雪，這是意外之喜，畢竟在上海住久了，見到雪頗感新奇，更不用說如此大的場面；另一是在此雪天要至阿爾伯塔大學，與我此次在加學習的學術接待人（Academic Host）唐日安（Ryan Dunch）教授會面，這是早已約定好了的。
上一次見到他還是在2015年11月的上海。那一次，他在上海大學歷史系做了兩場講座，也提供了我受國家留基委資助赴加學習的機緣。沒有他的邀請，我是無法申請獎學金併成行的。唐日安曾於2008年至2015年間任該校東亞系主任，後回到他1998年初至該校的歷史與古典系任教授。卸下行政管理職務後，他專注於教學和研究寫作，據瞭解他每個學期平均為本科生、研究生開設三門有關中國歷史的課程。
2015年11月唐日安教授在上海大學校園菊花展留影
雖然前一夜的落雪不少，自行車和人行共用的通道則已被市政打掃得乾乾淨淨，雖然住處旁邊即可乘坐三站地鐵直達大學，我還是選擇步行前往位於北薩斯喀徹溫河右岸高地的校園。欣賞了四十餘分鐘的街景後，來到如開放公園般的大學校園。敲開唐日安辦公室的門，再次看到他笑容可掬的面龐。一米八多接近一米九的身高，讓他的辦公室顯得更為逼仄。在狹小的空間內，一整面牆擺著一張放滿了書的書架，其他角落上則層層疊疊摞了近半人高的書箱。
學者的生活果然是以書為伴的。定睛再細看，書架上的中文書不少，且大多與福州有關，這些應是他早年研究福州基督教歷史的參考資料，保存至今，可謂難得。唐日安在寒暄中不為抱歉地說放在辦公室裡的書太多太亂，沒時間細細整理，並突然用中文說，“沒辦法，太忙了”。對此，我只能報以理解的微笑，並奉上臨行前在天鑰橋路買的盒裝上海點心作為見面禮。
坐定下來，合上門時，才發現門後掛著魯迅先生贈瞿秋白的一副對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想必這是唐日安教授的某位中國友人送給他的紀念品。聯句立意或也表明了他自己對待朋友的心志，而他的臉上總是帶有頗具感染力的真誠笑容。
聊了一會兒各自近況，他建議我選修他的幾門課程，多來聽課，當然如時間緊張也不勉強每節都來。又告知我，他最近有一部書稿在“趕工”，教學和科研都比較繁忙，並約定每週固定時間在辦公室會面交流。聊天間隙，他隨手取出從家中帶來的午餐邊聊邊吃。午餐很簡單但又豐富：一個三明治，一瓶飲料，一個蘋果，一個橘子，更說明了他日常工作時間的緊張。原來，他下午還有課要去上。聊了不多時，我便告辭，前往行政樓辦理註冊手續。
教學
晚上回到住處，我查閱了歷史與古典系（History and Classics）的當季課程安排。該系按照不同的學分等級為全校各學科專業本科生、研究生提供了較多主修和輔修課程。唐日安教授的三門課分別是：1500年前的東亞史（中國、日本、朝鮮等）、1500年後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以及中國近現代史。選修課程的學生可以在選課系統上，查看教學大綱、每週的授課內容、閱讀材料以及授課教師每週上傳的電子課件。學生除上交課程論文外，還要做研究報告，以及參加期中、期末的兩場考試。為了保證教學效果，學生必須提前熟悉大量的閱讀材料。在圖書館自習期間，也常能看到唐日安教授為學生掃描電子版閱讀材料的身影。
在唐日安為本科生開設的課上，絕大多數學生是中國留學生，他們多是以商科和管理為主修。一門有30餘人的課，教室中非華人學生可以個位數計。中國留學生或許是在初高中階段接受國內教學模式薰陶過久，或是對所學內容比較熟悉（特別是中國近現代史），在課堂討論環節中也不甚積極。反是幾個佔少數的非華人學生髮言踴躍，他們或許有更多瞭解中國文化和歷史的渴望，而中國留學生輔修這些課程則或有覺得這些課程容易過關的“動機”在裡面。
在與唐日安的日常課後交流中，也能感受到他對中國留學生的關切。在加拿大的各級中國留學生日益增多，不少學生獨自留學，也有些小留學生由父母陪讀。唐日安當然理解這種現象出現的社會原因。在日常交流中，他也偶爾論及此話題，他認為中國留學生為了追求學業，也必須融入當地社會，以融入不同族群的社會文化中。記得在他課上有一位發言比較積極的女中國留學生，課後時間裡，不僅在社區做志願者，也在大學校園餐廳裡兼職。一次和唐日安同行午餐時，偶遇這位女生正在工作，唐日安豎起大拇指予以稱讚。在他看來，這樣的留學生活才是高效且愉快的。這是他對在加拿大讀書的中國留學生的建議。在他的課堂上，也常能感受到他對中國留學生的鼓勵和幫助。
唐日安授課的一大特點是，充分為學生提供多層面的知識來源。有一次課講到一半，他從講臺旁的書包中拿出數本與當堂課內容相關的書籍，分發給學生瀏覽。不少書是他淘來的珍本，這種對教學的投入無疑是值得學習和借鑑的。
2017年春季學期，唐日安教授又為研究生開設了一門宗教與中國社會研討課。課上同學主要為該系研究生，以討論的授課形式促進學生對相關研究理論的理解和掌握，同時結合跨學科的方式借鑑宗教學、人類學、民族學的研究方法。通過這門課，無疑有利於擴展了研究生們的理論知識和學術視野，瞭解學界最前沿的學術動態。而在他的講解和討論中，這些研究生則更好地理解了中國國內的宗教發展狀態以及目前的宗教政策。
唐日安的本科生教學課程以中國歷史為主，他曾在接受加拿大一家媒體採訪時，呼籲加拿大教育主管機構應加強相關課程的教育投入，鼓勵正面傳播有關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知識。可見他希望藉助教學來促進加拿大青年增進對中國文化和歷史的正確認識和理解，這無疑對減少整個加拿大社會可能存在的對中國和華人社會的誤解有正面作用。此外，隨著在加拿大出生的華人後代的增加，他們也需要在受教育過程中進一步理解自身的文化之根。而據我觀察，原先代表和保存了中國文化，特別是粵港地方文化的唐人街，正在日漸衰敗，逐漸淪為流浪漢的聚集地，留下來的多是年邁的高齡華人。由於華人社區政治聲音的薄弱，合法的毒品注射亭也一度被安置在唐人街的街道上，加速了這個社區的衰敗。然而也看到了一些希望，新的華人移民群體也組織遊行對此事發出了自己的反對意見。這都是題外話了。
隨著中國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提升，有關中國的教學和科研活動在加拿大各個大學和科研機構中也日漸興盛。唐日安教授所在的阿爾伯塔大學也新近成立了一所中國研究院（China Institute），定期舉辦有關中國的講座和展覽活動，並與中國國內學術界保持密切聯繫，而且也為中加兩國學生提供獎學金和互換交流的學習機會。唐日安以及該校與中國研究有關的各學科學者都是該院學術成員之一。該校中國研究院也逐漸成為加拿大科研機構中中國研究的重鎮。在唐日安的指引下，筆者在加學習期間，也多次參與該院組成的學術活動，進一步認識了加拿大中國研究的狀況。
研究
論起加拿大“漢學”研究（或者中國學研究），論者嘗以“北美”二字將之與美國學界合二為一加以論述和探討。這種劃分主要基於北美教育和學術體系的相通性，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素。
在加拿大漢學家的中國研究內容中，中國歷史和宗教是他們研究的重點。如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為權力祈禱：佛教與晚明中國士紳社會的形成》（Praying for Power: 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Ming China, 1993）一書，歐大年（Daniel Overymer）有關中國民間信仰的研究等等。
唐日安教授的學術研究重點則集中於近代中國社會和在華基督教史研究。1962年出生於百慕大地區的他，1987年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獲得東亞研究本科學士學位，1991年於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卑詩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獲得歷史學碩士學位，1996年從美國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
唐日安教授在交流時曾向筆者介紹說，他在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期間，歐大年是他們的授課老師之一，他彼時對中國宗教和社會產生研究興趣，與歐大年等人的教學和指導有關。而在耶魯大學攻讀博士期間，他的指導教授是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唐日安回憶說，史景遷的研究涉獵範圍廣泛，他自己很少做重複的研究，他門下的博士研究生選題也比較多樣。就他自己而言，他對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多是出於自己的學術興趣。在選定題目後，史景遷沒有過多的干涉，但總是能夠在討論論文時為其提供富有洞察力的指導意見。
唐日安1992年至福州參加一場與中國近代史研究相關的研討會時遞交了一篇與近代福州中國基督徒有關的文章，隨後逐漸發展成他的博士論文選題。1993年至1994年間，唐日安在福建師範大學邀請下作為訪問學者至福州蒐集相關資料，以為撰寫博士學位論文。
在此期間，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兒也在福州生活。在蒐集資料期間，他受到福建師範大學、福建省圖書館、福建省檔案館等機構的協助。國內學界在這一領域的先行者章開沅、林金水等學者也都提供給他很多幫助。筆者在與之閒聊時，常能感受到唐日安教授對在九十年代初中國生活的懷念。他的女兒也起有頗為典雅的中文名，且特別傾心於中國文化，而這麼一個“洋娃娃”在當年的福州街頭曾吸引了眾人的圍觀。
唐日安有關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最終成果是《福州新教徒與現代中國的形成：1857—1927》（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57-1927,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一書。該書基於他的博士研究論文，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可以說是北美學界在中國基督教史領域具有開創性意義的專著。
唐日安教授專著封面書影
唐日安的這本專著，有多個優長之處：一是大量使用了新發現和蒐集來的中文材料，特別是福建師範大學陳增輝先生當年積累下的史料。這就與多數西方學者依賴西文資料相比構成了材料上的優勢，同時與中國學者相比，又有兼具熟悉西文史料的優勢；二是，將研究對象集中於中國基督新教信眾，考察他們作為一個群體的歷史狀況和他們在近代中國歷史中的作用，此一思路類似柯文（Paul Cohen）提出的“在中國發現歷史”，也即嘗試“在中國本土新教徒群體中發現中國基督教的歷史”；三是，除了新的整體性視角外，唐日安的研究也具有很強的問題意識，特別關注這一群體的身份認同，他的研究說明了福州信徒愛國者的身份，回應了“多一個基督徒，少一箇中國人”的觀點；四是，在考察這一群體的過程中，始終未離開對他們與地方社會互動的關注。以上幾點都提供給中國學界某種啟示。
唐日安的這本專著國內尚未有中譯本。筆者在與他交流時，曾問此事。他坦承地說，有不少中國學者提議翻譯此書，但目前尚未有進一步動向。再者，他頗為謙虛地說，此書已經出版十餘年，似乎跟不上學術更新了。此外，版權在耶魯大學出版社手中，拿到翻譯版權是非常難的。最後一點，無疑是帶著點玩笑的豁達之言。
唐日安教授的一篇學術文章在中西方中國史研究學界，特別是中國基督教研究領域影響頗大。近數十年來，海外學者持續關注中國基督教研究中的範式轉移問題。他的《超越文化帝國主義：文化理論、基督教傳教使團與全球現代性》（ “Beyond Cultural Imperialism: Cultural Theory, Christian Missions, Global Modernity”, History and Theory, 2002:4；中譯見《國際漢學》2016年第1期，史凱譯）一文，則是對此問題的思考和回應。該文指出了“文化帝國主義”視角的內在邏輯矛盾和學理性缺陷。文章提出了超越“文化帝國主義”的學術理論框架，認為“方法論的關鍵在於焦點的轉換，從傳教士與本地文化相遇時的傳播者轉向接收端的本土能動性”，從“全球現代性”的角度重新審視這個歷史和現實問題。這無疑是西方學術界在自身傳統中的理論總結和轉換。該文受到西方學界的廣泛轉載。中文學界也日益關注此議題（參見，王德碩：《北美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述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唐日安教授繼續在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領域引領著學術研究的方向。2017年北美亞洲研究協會（AAS）年會在加拿大多倫多召開。唐日安組織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中國學者形成一個專題討論小組，將該計劃上報至年會會務組，併成功申請到參會資格。
2017年AAS年會上唐日安教授與另一位學者合影
該專題討論組主題為“戰爭與革命時期中國社會中的基督宗教研究新視角”，重點利用非西文的資料考察非西方的角色在中國基督宗教領域的作用。2011年由唐日安指導完成博士畢業論文的美國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青年學者包克強（John Barwick）、唐日安教授的另一位中國留學生博士研究生、澳大利亞奧克蘭大學（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華人學者廖慧清以及筆者作為該專題討論組的報告人，並由美國杜克大學神學院（Duke Divinity School）華人學者連曦教授擔任評論人。我們六人在多倫多聚齊後，在街頭尋覓了一個安靜的餐廳，邊吃午餐邊商議討論組的報告規則，並互相瞭解各自情況，以確保報告活動順利進行。
在參加北美亞洲研究協會年會時，唐日安教授活躍於其他專題論壇，凡是與中國有關的他皆感興趣。而他在促進中加文化交流方面也頗願貢獻其力。2012年埃德蒙頓孔子學院舉辦大學生漢語橋比賽，時任阿爾伯塔大學東亞系的唐日安教授參加了該項活動，認為學習和掌握中文非常重要，並鼓勵學生從中尋找一種樂趣。
中國情結
唐日安教授與中國學術界聯繫密切。2013年至上海大學參加“漢語文獻與中國基督教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介紹了自己關於晚清來華傳教士中文出版物的整理與研究，並討論了同上海大學進行相關合作的可能性。2015年又至該校做了兩場學術講座。2017年經申報國家外專局成為上海大學高端訪問學者。相信雙方未來還會有更多合作與交流。
筆者2016年10月由上海大學研究生院派出至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訪學一年，在唐日安教授的接待下，受益良多，深切感受到這位“漢學家”平易近人的作風和感染人的性格，以及對後進青年學者的提攜。他不僅在尋找研究資料的過程中為筆者提供線索，且積極牽線搭橋，幫助筆者聯繫歐洲學界前人，也鼓勵筆者參與北美亞洲研究協會年會的學術活動，且為筆者爭取了參加此次會議的旅行和住宿補助。
筆者與唐日安教授在阿爾伯塔大學校園內合影
從這些具體的細節中，可以感知唐日安教授為人為學的真誠和樸實。此外，他對中國文化的熱愛無疑也是推動他研究中國歷史的動力之一。筆者在作客唐日安教授府上時，觀察到其家中擺設有頗多中國文化元素。2017年春節期間，他甚至在辦公室門外貼上紅紙黑字的倒“春”字，以取“福到了”之意，成為整座教學樓的獨特風景。從中也可看出他對中國文化的喜愛。
唐日安教授與其辦公室門口的“福”字
拉拉雜雜隨記了一些有關唐日安教授的印象，僅作對在加學習生活的回憶，以感念這位師長的幫助和提攜。除了這些印象外，筆者在回國臨行前，在埃德蒙頓舊書店淘到了一本唐日安教授的專著，並請他簽字留念。這本書是筆者從埃德蒙頓這座與哈爾濱結為姐妹城市，且比哈爾濱有更漫長冬季的城市帶回的最具溫度的紀念品。
臨別前唐日安在其書扉頁上的贈言
閱讀更多 澎湃新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