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一部部中國書法史書和一卷卷前賢法帖珍品，我們從字裡行間不難發現一些特殊人物的影子。然而這些人物在中國書法史上起的作用卻絕不像影子一樣無足輕重，他們的力量和影響是其他任何人所不能比擬的，他們就是那些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帝王。
在北京的紫禁城內，皇帝起居的地方叫內廷。養心殿就位於內廷的深院高牆裡面。養心殿的西暖閣，這所面積不大的房子卻有著很大的名氣。似乎是為了昭示它的與眾不同，乾隆皇帝御筆親書的匾額 “三希堂”高懸在門楣之上。在這裡，珍藏著東晉大書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王獻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遠帖》。
王羲之、王獻之、王珣都是生活在距離乾隆皇帝1400多年前的東晉。王羲之被後世譽為“書聖”，王獻之和王珣則分別是王羲之的子侄。乾隆皇帝認為這三卷法帖是稀世珍寶，故而將存放這三卷法帖的西暖閣命名為“三希堂”。
按理說，清宮中珍藏的歷代名家書法作品非常之多，可是令人費解的是乾隆並沒有將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序》劃歸“三希”之內，卻偏偏選擇了無論篇幅、字數和名氣都遠遠不及前者的《快雪時晴帖》。
如果說，《蘭亭序》是因為後人臨摹而不能進入“三希堂”，那麼，唐代顏真卿所書《祭侄稿》、北宋蘇東坡所書《寒食帖》這兩本法帖確是被後人公認的真跡，這兩篇被奉為 “天下第二行書”和“天下第三行書”的珍品，為什麼也沒有被乾隆皇帝請進“三希堂”呢？
根據乾隆皇帝在位時的社會書風和他本人的書法特點，我們可以推測，在乾隆的心目中，代表書法最高境界的仍然是王羲之，而不是其他什麼人。我們從乾隆留下的墨跡中也可以看出，他本人走的也是一條學習王羲之的道路。顏真卿、蘇東坡追求變法的書風或許並不被乾隆認可為書源正統。再者畢竟東晉的王羲之要比唐、宋的顏真卿、蘇東坡早幾百年，自然更顯得珍貴。
閒暇之餘，乾隆總喜歡到“三希堂”翻閱欣賞珍藏在這裡的書法和繪畫，這成為他獨特的休息方式。來自意大利的宮廷畫家朗世寧就曾經傳神地描繪了乾隆皇帝在“三希堂”賞玩珍藏時閒逸恬淡的情形。
喜愛書法的帝王可以倡導一代書風，就連王羲之書聖地位的確立和歷代帝王的推崇也有著密切的關係。
將王羲之推上書聖地位的關鍵人物是唐太宗李世民，他親自為王羲之撰寫了一段御評，這就是《王羲之傳論》。唐太宗寫道：“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唐太宗在《傳論》中還說到：“所以詳察古今，精研篆隸，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
正是唐太宗李世民確立了王羲之的書聖地位，使得一千多年來中國書法有了以王羲之父子作為衡量尺度的美學標準。從唐朝之後，王羲之受到了歷代的推崇與宗法。“書不入晉，固非上流；法不宗王，詎稱逸品”，這就是說，學習書法如果不從晉人入手，就不能提高書法的品位；如果不遵從王羲之的法度，便不能得到書法的真諦。明代的項穆總結的這一評價書法的基本原則就是李世民所確立的書法理想境界。
虞世南長期在李世民身邊為臣，君臣之間經常在一起討論書法。虞世南相貌儒雅、身體瘦弱，然而他的書法卻是“裾帶飄揚而束身矩步，有冠劍不可犯之色。” 李世民對虞世南的評價極高，稱讚他有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虞世南去世後，李世民悵然若失，嘆息沒有可以與他一起討論書法的人了。為了表示厚愛，他欽定將虞世南陪葬於為自己選定的陵寢－－昭陵之內。由於酷愛書法而做出如此舉動的帝王，李世民堪稱千古一人。
李世民喜愛王羲之書法，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徵集王羲之的書作，一時間各地爭相獻上，魚龍混雜，真偽莫辯。於是，褚遂良便擔當起勘訂真偽的重任。
褚遂良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信任和器重。李世民病重時，召見了褚遂良，他說：“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李世民借用了歷史上漢武帝向霍光、劉備向諸葛亮託孤的典故，向褚遂良託孤，請他盡心竭力輔佐太子。李世民又對太子說：“遂良在，爾毋憂”。
開明皇帝李世民對虞世南、褚遂良的情意感人至深，可是他對王羲之的推崇就不僅僅是帝王對於書法作品居高臨下的喜愛了。正是由於他的推崇，奠定了中國書法千年不變的審美標準。
這塊立於太原晉祠的石碑，是中國書法歷史上第一塊以行書書體的碑刻。在它出現之前，碑刻的書體僅僅限於篆、隸、楷書，而從沒有出現過行書。這塊碑的書家便是唐太宗李世民。可以看出，李世民的書法也是師出二王。李世民之所以把王羲之抬到“書聖”的地位上，是由於王羲之“力兼眾美，會成一家”，出神入化地將中庸思想形象化為書法藝術。王羲之能成為“書聖” 應該說是歷史的選擇，李世民順應了這一歷史潮流。
因為喜歡王羲之的書法，李世民調動了各方面的力量，在全國範圍內搜尋。各地收集到的王羲之書作非常多，其中唯獨不見《蘭亭序》。唐太宗下令，無論如何要找到《蘭亭序》真跡。這幅南唐畫家巨然所畫的《肖翼賺蘭亭圖》表現的就是這一歷史故事。為了執行李世民的命令，御史肖翼單人匹馬，奔波於崇山峻嶺之間，最終是他將《蘭亭序》從一個和尚手中騙到手，獻給了唐太宗。從此，《蘭亭序》找到了它的最後的歸宿。
公元975年，立朝三十九年的南唐便被北宋滅了，後主李煜在被宋兵攻破金陵而被迫投降，後來被毒死，僅僅活了四十一歲。李煜做皇帝昏庸無能，但他在藝術方面卻有著獨特的才華，是一個非常全面的藝術家。他擅長詩文、精通音樂、能書善畫。他的詩詞寫得非常好，語言生動，形象鮮明。“無語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李煜在詩詞書畫方面投入了很大的興趣，他創辦了歷史上最早的畫院，把當時的著名書畫家聚攏在一起，大家談詩論畫，揮毫潑墨。李煜認為要創造好的書法、繪畫作品，必須要有高品質的筆、墨、紙、硯。
北京師範大學藝術學院美術與書法系主任秦永龍：“中國書法的表現除了文字構型和書寫的方法、技巧之外，它之所以能成為一種特殊的藝術，它和書寫的工具，就是我們說的文房四寶，筆墨紙硯，這是分不開的，這個東西主要是到了漢代以後，就是漢字隸變以後，到了今文字的時代，特別是到了魏晉這個紙張的使用更加普遍以後，那麼這個書法和筆墨紙就有直接的關係了。”
南唐畫家巨然的《秋山問道圖》，使用“李墨”點染出樹葉和小草，雖歷經千年，依然墨色明亮，層次分明，富有質感。北宋大書法家蘇軾就非常喜歡用“李墨”作書，被稱為天下第三行書的《寒食帖》至今墨色依然如新。
自古以來，名家作坊對於墨的製造方法是密不示人的，因此高質量的墨產量極少，真正李廷珪造墨產量就更加有限，能流傳下來更是絕無僅有。於是，乾隆皇帝命人整理了李墨的生產工藝，繪成《墨法集要圖》，再現了李墨的工藝流程，他還指使太監在宮中仿製李墨。
中國的書法逐步從甲骨、竹簡、絹帛、麻紙上走了下來，隨著宣紙生產技術的不斷提高，書法的筆墨變化更加出神入化，相得益彰。北宋大書法家蔡襄就是使用了由李煜命名的“澄心堂”所生產的宣紙後，寫了這封被稱為“澄心堂帖”的短信，信的內容是稱讚了宣紙的質量以後，進而表達了獲得這種宣紙的願望。
宋徽宗趙佶的荒淫無道是世人皆知的，然而在中國2000多年封建歷史上歷任的346位皇帝中他卻是最富藝術氣質、最才華橫溢的。
趙佶可以稱得上是一個“不愛江山愛丹青”的皇帝。在位期間他主持編纂了《宣和書譜》和《宣和畫譜》。僅《宣和畫譜》就有二十卷，包括二百三十一位畫家的六千三百九十六件作品。他的書法別具一格，筆畫瘦勁鋒利、屈鐵斷金，因此被後人稱為 “瘦金體”，瘦金體的用筆特點是“橫劃收筆帶鉤，豎劃收筆帶點，撇如匕首，捺如切刀，豎鉤細長，個別連筆則如遊絲飛空”，在中國書法的歷史長河中以此面目示人的僅此一人。
宋代翰林圖畫院畫師們的平時畫作，大多是由趙佶親自命題，完成之後都由趙佶“御覽”。如果對一幅作品滿意的話，他會在畫上題寫詩文、簽名畫押。於是，後人把這些畫稱作為“御製畫”或“御題畫”。徽宗利用至高無上的皇權推進了繪畫的發展，使宋代的繪畫藝術有了空前的成就。
這是北宋張擇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圖》，《清明上河圖》是現存古代繪畫中反映社會生活最豐富、場景最宏大，集人物、屋宇、舟橋、林木為一體的鴻篇鉅製。張擇端完成這幅歌頌太平盛世的歷史長卷後，首先將它呈獻給了宋徽宗。趙佶因此成為此畫的第一位收藏者。趙佶酷愛此畫，用他著名的“瘦金體”書法親筆在圖上題寫了“清明上河圖”五個字，並鈐上了他專用的雙龍小印。
帝王的喜愛，固然會提高書法地位，弘揚學習書法的風尚。但是有時帝王對於某一派書法的過於痴迷，對於書法的發展卻未必是一件幸事。清代中前期書法的發展，因為康、雍、乾三朝皇帝他們自己那一手標準規範“館閣體”的導向作用，使得發自明末的“館閣體”書法很自然就成為那一時期書法發展的主流。
到清代後期，單一的“館閣體”書風已經難以滿足時人的審美要求，正所謂“物極必反”，一些有識之士對全國一體、千人一面的“館閣體”一統天下的現狀不滿。執政的嘉慶、道光皇帝也不像他們的前輩那樣一味僵化，無形之中網開一面，所以社會上有了“復古求新”的要求，希望開創新的書法風貌。當時以鄭板橋為代表的“揚州八怪”，由於仕途坎坷，於是在他們的心目中，那種為仕途而必備的“館閣體”書法就像令他們屢試不中的科舉制度一樣，逆反心理驅使他們對“館閣體”進行抵制和改造。之所以被人們稱之為“怪”，就是因為在他們的書畫中鮮明地表現出一種叛逆精神。
帝王的喜好勢必影響到臣下，清朝的閱卷官員便把書法的好壞作為科舉考試的一項重要標準，以此決定取捨。而好壞的標準也往往以皇帝的好惡為準繩。殿試是由皇帝主持的，能寫一手讓皇帝喜歡或感覺熟悉的字體，的確在閱卷時佔有優勢。狀元首先必須是書法優秀者。順治皇帝時，因為他喜歡歐陽詢，連續兩屆科考狀元都是歐體的優秀書家。康熙皇帝喜歡王羲之父子的書法，於是就有三屆狀元書宗二王。
北京大學藝術學系教授徐寒：“縱觀這中國歷史，封建帝王之施政，不外就兩件事，文治與武功，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這不文啊便被揶揄，這文治對於皇帝來說當然包括著許多非真正的內容。而它的象徵便是詩、文與書法，能書表示的是文化素養與文明程度。幾乎所有的帝王都要沾上書法的邊。對於帝王而言，書法當然不完全是一般意義的藝術活動。古人道，言之無文則行之不遠，要行之致遠感人至深。這就不僅要求文辭美，還要書法美，方能誦之賞心，觀之悅目。因此，對於統治者來說，書法就更具有宣教和服務的作用。”
如果我們對歷代引領時代書風的扛鼎書家進行一番梳理之後，就會發現一個共同的特點，歷朝歷代最傑出的書法家幾乎都集中在朝廷周圍，他們的背後就站著最高統治者。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代那些最負盛名的書法大家無一例外都是當朝著名的官吏、文人或者高僧。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各朝各代的書法家數不勝數。但是我們今天所能看到流傳下來的作品創作者中幾乎沒有布衣白丁。能被稱之為大書法家的都是身份顯赫、地位崇高之人。
書法是歷代帝王在登基之前的必修課，它甚至關乎著一國之君的臉面和尊嚴。長期的筆墨研習，增長了帝王的書寫能力和欣賞能力。即使是那些金戈鐵馬打下江山的少數民族統治者，為了統治地位的穩固，他們也必須學習接受漢族傳統文化。
所以即使不斷地改朝換代，中國書法藝術仍然能夠沿著自己的藝術軌跡繼續發展。
帝王們對於書法的興趣或輕或重，表現形式千差萬別。也許他們有的人是珍愛藝術，有的人是附庸風雅，有的人是出於政治需要，還有的人是出於裝點門面。但是作為書法本體來說，帝王的重視與否確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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