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館的資源建設，究竟是數字的還是紙質的？”不久前，在昆明召開的“2018年中國高校圖書館發展論壇”上，中山大學圖書館館長程煥文教授再次提出了這個問題。
已經舉辦過8屆的高校圖書館發展論壇，被認為是“高校圖書館領域的頂級高峰盛會”。今年，由中國圖書館學會高等學校圖書館分會、中國高等教育文獻保障系統（CALIS）管理中心、北京大學圖書館主辦，雲南師範大學圖書館承辦的此次論壇，仍然吸引了全國各高校圖書館以及與圖書館相關的重點和標杆企業近千人參加。
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的背景下，此次論壇的焦點是：大學圖書館助力“雙一流”建設的策略及實踐。
對此，程煥文毫不客氣地說：“沒有一流的圖書館，就不會有一流的大學。”
圖書館在某種意義上成了數據商的用戶或用戶代表
那麼，在面對一邊是網絡化數字化盛行的時代，一邊是中國出版行業每年出版50多萬種的龐大出版量，高校圖書館該如何發揮文獻保存的基本職能？該如何開展館藏建設呢？
“這是一個難題。”程煥文說。
他指出，目前，國內許多高校圖書館正在進行“無形的蛻變”。其中最主要的變化就是：從“紙質資源擁有者”蛻變為“數字資源使用者”。
“許多圖書館在購買數字資源的數量和預算上，都超越了紙質資源。”他說。
華中科技大學圖書館副館長、研究館員袁青，在論壇上展示的數據證實了這一看法。
據袁青對2016年圖書經費前20所的“雙一流”高校的館藏結構的對比分析：有15所高校數字資源的購買經費超過了紙質資源。只有中山大學、南京大學、復旦大學、山東大學、東南大學、浙江大學的紙質文獻經費比電子文獻多。
儘管袁青認為，理工科學校需要掌握國際學術前沿信息，師生教學更依賴期刊全文數據庫，但在“紙本下降，電子上升，兩者該如何共存”的問題上，她也感到疑惑。
對此，程煥文也深表擔憂。他說，在較長的一段時間裡，人們對數字資源的發展充滿了信心。但是，多年來的實踐經驗顯示，圖書館已在不知不覺中被數字資源捆綁。
“這些數字化資源我們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在程煥文看來，由於數據商或數字出版商才是數字資源的擁有者，使得“圖書館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數據商的用戶或用戶代表”。
這種“數字擁戴”在近年來給高校圖書館帶來了諸多困擾，其中最大困擾是國內外數據商的數字信息資源壟斷，造成數據庫不斷漲價，致使國內高校不得不聯合抵制。2016年4月7日，中國青年報就曾對“北大因中國知網漲價暫停續訂，此前多所高校已停用知網”，發表過報道《多地高校圖書館預算難追數據庫漲幅》。
同時，數據商的大宗銷售策略還造成資源的重複浪費。有的同類數據庫的內容重複度高達70%。圖書館為了獲得30%的差異內容，不得不為70%的重複資源付費。由此也造成各高校圖書館同質化現象越來越嚴重，一些高校圖書館正在漸漸失去資源特色和學術魅力。
“紙張是個老不死的東西”
多年來，程煥文一直在呼籲“敬惜字紙”，並常常對人說，“紙張是個老不死的東西”。
在他看來，“沒有紙本，圖書館就沒有安身立命的根本”。
在國外訪問，程煥文看到，歐美大學圖書館的數字資源增長的同時，購買紙質圖書的量並沒有減少。2017年，中山大學圖書館的館藏總量達到685萬冊，然而，這個位居全國高校前列的數據，在歐美大學圖書館的排名中卻大約是在100位左右。而且，不少國外一流大學的館藏非常有特色，甚至配合學校的學科建設，某些方面的特色做到了極致。
事實上，國內有不少學人也認為，“圖書館特色館藏是高校學術競爭力的‘能源’。”
20世紀20年代，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曾為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草擬過一份圖書採購計劃書，把經史子集四部以外的民間文獻作為採購重點。顧頡剛先生曾懷揣著學校給他的10萬兩銀票，到江浙等地購買了大量民間稗官野史，甚至還買了4萬冊碑文，使得中大圖書館擁有了一批珍貴的專業藏書。
2013年12月，北京大學圖書館籌資1億多元，從日本大倉文化財團回購了931種28143冊“大倉藏書”，其中中國古籍716部26260冊，日本古籍187部2546冊，朝鮮古籍1部2冊。中國古籍中有極為罕見的《四庫全書》進呈本22種，其中有4部孤本。
2005年，雲南師範大學圖書館建立的“西南聯大圖書特藏室”，成為國內唯一專事收藏西南聯大文獻的圖書室。這裡藏有1946年西南聯大三校北歸時留下的蓋有“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圖書館”印章的部分典籍：中文圖書約4280冊、西文圖書約2086冊、線裝書38種、報紙12種、期刊14種。
多年來，復旦大學一直在購買哈佛大學的原版英文教科書；清華大學、廈門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國內一流大學，每年都用較多的經費進行圖書館特藏資源建設。在他們看來，“學術資源的積累有多深厚多又特色，學科建設的平臺就有多高大。”
“數字資源是數據商‘上門來求’，紙質資源則應是館長‘出門去求’”。程煥文說，圖書館特色建設，不能只按書目採購，不去四處訪求，他十分推崇上海圖書館幾十年矢志不渝地收集各地家譜、方誌和手稿，以至於此類藏書獨步天下、無處可匹敵。
在擔任中大圖書館館長的10餘年間，程煥文多次去安徽等地收集徽州文書。因“擔心中途攔截”，每次都是“連夜去，連夜回”。他笑稱，全國其他地方收藏的徽州文書僅40萬件，而他為中大圖書館收集了21萬件徽州文書，且都是一戶戶完整的文書，“徽州文書研究所都不及中大多”。
2004年，程煥文聽到哈佛大學海勒斯圖書館精簡藏書的消息後，把哈佛大學圖書館館長請到了中大考察，最終說服了館長，使中大獲得了海勒斯圖書館贈送的價值數億元人民幣的16萬種人文社科類藏書，其中大多數是國內沒有的珍品。
“數字時代，圖書館更應該恪守‘敬重紙本、珍惜紙本、保存紙本’的職業傳統。”程煥文說。
如何遏制高校圖書館的紙本借閱率不斷下降
本次論壇上，與會者在討論中也摻雜著諸多無奈和擔憂。因為，高校圖書館都不得不面臨這樣的現實：紙本借閱率不斷下降。
某著名高校圖書館曾對各學院不借書的學生的量做了一個排行版，他們發現兩個問題：“越高分的學生越不讀書”；“數據庫的點擊量都是畢業生點出來的”。讓他們不解的是，有許多學生從進校到畢業都沒到圖書館借過書，也不用數據庫，直到大四或研究生畢業要做畢業論文，才知道“原來學校圖書館有學術數據庫”。
然而，高校存在的另一個現象，也引起了圖書館的反思：
一直過著數字生活的大學生們，當無法借到教師指定的參考書時，即使圖書館有隨手可得的數字圖書，他們也不願意使用，而是呼籲增加紙本圖書的複本數量。
這讓圖書館人感到：“紙本圖書是有生命力的，紙本圖書仍然是大學生系統學習的最佳選擇。”
“在數字化盛行的今天，紙本圖書不僅沒有消亡，出版量還在增加，銷售在回暖。這樣的事實，難道不值得我們尊重和深思嗎？”程煥文說。
為了止住高校閱讀率下跌的趨勢，許多高校圖書館的服務變得更加精細化，甚至嵌入到學院的學術團隊和學術研究中去，提供定製化的信息服務。
清華大學圖書館館長鄧景康教授介紹，為學校院系、機關部處提供的學科分析報告和數據，是清華圖書館轉型升級的一項新服務。
如為汽車工程系製作“智能網聯汽車全球專利觀察報告”，長達近50頁，從智能汽車專利的趨勢、全球主要研發的企業專利中心，以及全球智能汽車專利技術態勢等方面，進行了智能汽車產業界的全面分析。
清華大學附屬醫院曾有醫生因無法使用校內的學術資源，在微信上嘆息：“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是我在清華的附屬醫院，卻不在清華的IP端裡。”
圖書館獲悉後，很快開展了8場講座和培訓，向醫護人員介紹如何使用圖書館資源。這樣的講座和培訓，也同時在其他院系開展。
2017年11月13日，清華美術學院的學生們在圖書館一個獨闢的空間裡，開始了經典繪畫臨摹課程的學習。從這一天開始，學校圖書館珍藏的仿真古畫向師生全部開放。過去，由於仿真古畫無法借閱，學生無法近距離臨摹，美院的這一課程多年來無法有效開展。
“經典圖書和資料不是用來藏的，而是要供教學和研究使用的。”鄧景康說。
再高貴的頭顱，在大學圖書館都要低下
程煥文還提出了一個問題：“圖書館的空間如何才能更適合讀者的需求？”
他指出，雖然目前國內許多高校圖書館都建了新館，但按照教育部的辦學條件，仍然有不少學校圖書館的生均建築面積不足。
“不去建設圖書館的紙質資源，就不會去建設圖書館的空間資源。”程煥文說，圖書館的空間資源與知識資源是同等重要的，展覽空間、學習空間、共享空間和豐富的館藏一樣，是提高圖書館吸引力的重要途徑。
也有圖書館人抱怨：“有的學生來圖書館，不看圖書館的書只看自己的書。”但在程煥文看來，“利用圖書館空間就是利用圖書館資源”，因為“大學圖書館就是學校的文化中心”。
他曾去牛津大學考察，對方安排參觀的三個項目中，第一個就是圖書館。“圖書館是瞭解大學的根本。”他說，如果圖書館不能成為大學的文化中心，就建不成一流大學。顯示一流大學水平的，就是圖書館和實驗室。
作為一個學習空間，許多學人對圖書館懷有深厚的感情。
清華大學圖書館在館內持續舉辦的講座和培訓，讓不少教師心潮澎拜。哲學系副教授宋繼傑在他的微信朋友圈中寫道：“天堂，應該是圖書館的模樣，大學應該是80年代階梯教室燈火通明人頭湧動開講座的模樣。過去的一週，讓我有時光倒流30年的感覺。”
“圖書館建設，就是要讓所有人進入圖書館之後，肅然起敬。”程煥文說，“再高貴的頭顱，在大學圖書館都要低下，向知識致敬、向文化致敬、向大學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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