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形容她為鋼鐵煉成的女戰士，但其實她的內心很柔軟，很善良。我偶然發現母親1967年寫給汪東興的一封信，希望得到允許到醫院探望病重的父親。母親是那麼堅強的女人，卻在苦苦地哀求，淚痕至今留在紙上。
曾志
本文為2011年5月《南方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作者：趙琦玉 李強
曾志(1911年4月4日-1998年6月21日)，湖南省宜章縣人。1926年8月考入湖南衡陽農民運動講習所，同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4月上井岡山，任紅四軍後方總醫院黨總支書記。1930年6月起，先後擔任廈門、福州中心市委秘書長，閩東特委組織部部長，福霞中心縣委書記。1939年12月，赴延安馬列學院學習。
1949年後，曾志同志先後任武漢市軍管會物資接管部副部長，中南局工業部副部長兼廣州電業局局長、黨委書記，廣州市委書記。
“文革”結束後，曾志同志恢復工作，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她參與組織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和知識分子政策。
曾志同志是中國共產黨七大候補代表，還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三、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她17歲手就拿兩把縛著紅布的大刀，率隊打土豪開糧倉，還參加過著名的“黃洋界保衛戰”；解放後，她歷任中南局工業部副部長、廣州市委書記；“文革”後，她出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參與組織了數以萬計冤假錯案的平反。她就是前國家領導人陶鑄的妻子曾志——— 穿越烽火歲月的女革命家。
今年是曾志誕辰100週年，她的革命歷程和傳奇故事再次廣受關注。昨日，省婦聯在省委禮堂舉行“學黨史 憶婦運 明使命 跟黨走”紀念建黨90週年系列活動第一場報告會“陶斯亮同志談革命母親曾志”。省政協副主席、省婦聯主席溫蘭子，老同志張漢青等出席報告會。省直機關、珠三角地區婦女幹部、婦女群眾等1000多人聆聽報告。
會前，南方日報記者專訪了陶鑄和曾志的女兒、中國市長協會專職副會長陶斯亮。
斯人已逝，再談母親，陶斯亮直言，“人們對母親的瞭解很抽象，認為她是個女革命者。但是她的喜怒哀樂，她最美、最感人的地方人們並不熟悉。我希望讓更多人瞭解他們的時代，讓他們的精神，如種子，深埋在中國的土地。”
母親這樣的女性不可複製
南方日報：你母親的經歷太神奇了，比現在許多電視劇中的人物精彩多了。
陶斯亮：是的。我覺得，像母親這樣的女性太有故事了，是不可複製的。
南方日報：很多人一提起您母親，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一個堅定的女革命家。在上個月北京舉行的紀念曾志同志誕辰100週年座談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部長李源潮說：“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奉獻的一生。”那您對您母親的評價是什麼？
陶斯亮：李源潮同志稱她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我黨組織戰線傑出的領導者。這個評價很高。但全面地來評價她不是我之長，我之所以參加這場紀念報告會，是要用母親的事蹟來回答問題：那一代女性革命者對現實有什麼意義，對現在還有什麼啟迪。如果不回答這個問題，這場報告的分量就會很輕。
南方日報：曾志同志的兩任丈夫先後為革命英勇犧牲，3個小孩或忍痛送人或為籌集黨的活動經費而被迫賣掉，為革命事業付出了巨大犧牲。如今的時代環境完全不同了，當代人很難深刻地認識那一代革命者。
陶斯亮：的確，我小時候也不理解她，後來才漸漸地懂得了。在報告中，我並不想抬高她，只是想讓人們能夠真正瞭解她這樣叱吒風雲的女性。人們對我的母親大多認識得很抽象，只知道她是個很有能力的女革命者，當過中組部副部長。但是她究竟是什麼樣的人，有什麼喜怒哀樂，最美、最動人的地方在哪裡。我在報告中會從女兒的角度來回答這些問題。
“不近人情”是對她的誤解
南方日報：您在給母親的花圈上寫著：“您所奉獻的遠遠超過一個女人；您所給予的遠遠超過一個母親！”那您母親是怎麼看待自己過去的歷史和事蹟？
陶斯亮：那是我當時從湧上心頭的萬語千言中找出來的兩句話。她自己從來不覺得這些很傳奇，因為她在走每一步的時候都是很平實的。只有多年以後回過頭來看，才發覺原來歷經這麼多道坎。她常說，很多犧牲的同志比自己要優秀。
南方日報：她為革命事業作出的犧牲，常人難以想象。
陶斯亮：在網上，不少人認為她“不近人情”。一位朗讀她的事蹟的演員也對我說，不能接受曾志賣孩子。我覺得這是人們對她的誤解。當時，送走孩子和賣掉孩子是迫不得已，根本沒有多少自己選擇的餘地。
如今，我們不可能有她們當時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但是我不希望80後、90後的人們，對這些歷史和歷史裡的人，像對待一頁舊書翻過去，不屑一顧，而是希望他們會理解、崇敬、佩服前輩。
南方日報：您認為，她的精神在今天有什麼意義呢？
陶斯亮：她的故事對今天依然有啟迪作用。進行革命傳統教育要細雨潤物，不要急功近利，我們要做一個文化基因工程。
我認為，要把這一輩革命家這種精神，像一顆種子一樣深埋在祖國的土地上。一旦國家遇到危難，這種精神就會被激活。
南方日報：她出生於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她是怎麼堅定地走上革命道路的呢？
陶斯亮：她從小想當花木蘭，整天看武俠小說。當她聽說到湖南農民運動講習所可以學軍事，就毅然放棄了女子師範的學業，成為那個講習所唯一的女學員，並且堅持到最後。她選擇的是一條血雨腥風，常人難以想象的艱辛之路。1978年，她又以67歲的高齡出任中組部副部長，以極大的責任感和極強的黨性，協助胡耀邦同志處理冤假錯案，以及對後備幹部的選拔。
她的內心也會孤獨和恐慌
南方日報：“文革”時期，您見過您父親第一次流眼淚，是因為有病在身的母親被抓去批鬥。那您是否見過母親掉淚？
陶斯亮：有人形容她為鋼鐵煉成的女戰士，但其實她的內心很柔軟，很善良。我偶然發現母親1967年寫給汪東興的一封信，希望得到允許到醫院探望病重的父親。母親是那麼堅強的女人，卻在苦苦地哀求，淚痕至今留在紙上。
媽媽哭得最厲害的一次，是在父親的追悼會上。之前與父親生離死別，以及得知父親死訊時，她都沒有流淚，但是在追悼會上她“淚飛頓作傾盆雨”。
南方日報：還記過母親更多動情的時候嗎？
陶斯亮：我記得，“文革”時母親與我兒子亮亮一起住在鄉下，但後來發現孩子營養不良。母親不得不把他送回北京。在她獨自離開北京的時候，她上了火車就靠在車廂連接處，默默地流下淚來。她離別朝夕相處的外孫，要孤身一人回到居住的小土屋子裡。
我想，她的內心也會孤獨。還有她說過，解放前與黨組織失去聯絡的幾年，她感到恐慌和孤單，如同在茫茫大海、在漫漫長夜一般。
替兒子們操的心與眾不同
南方日報：解放後，您母親和離散的兩個兒子重逢了，她怎麼替他們打算呢？
陶斯亮：母親是個原則性很強的人，但心裡非常關懷別人，只是她所操的心與眾不同，想法很實在。我大哥後來一直在農村務農，許多人覺得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但是媽媽卻認為，留在農村有一塊田地耕種，是最實際的。
我二哥曾經有機會來廣州工廠工作，但是母親卻堅持讓他去樂昌。母親考慮的是，二哥有腿疾，妻子沒有工作，還要撫養3個小孩，在廣州這樣的大城市上下班交通不方便，物價也比小城市高，所以在樂昌生活起來更方便。現在二哥一家生活都比較穩定。
南方日報：這的確很不容易。作為中組部領導，本來為兒子安排好的工作是再容易不過的事。
陶斯亮：在母親生命的最後時刻，她對我兩個哥哥說：“我對不起你們。我當時要行軍打仗，環境很艱苦，沒有辦法養孩子，我請你們原諒。”我母親一生從來沒有說過軟話，但在生命最後時刻求兒子的諒解。以上種種，誰能忍心說這個堅定的女革命者不近人情呢？大愛無聲，真水無香，這才是愛的本質。母親一生活得精彩，真正做到了戰士、聖徒、女人三位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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