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陶鑄，是1926年入黨的老黨員。他參加過南昌起義、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 新中國成立後歷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中南局第一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央宣傳部部長等職。父親一生忠於革命，忠於黨的事業，歷經磨難，百折不回，留下了很多寶貴的精神財富，而對我影響至深的是父親的“三風”：勤學多思的學風、注重調研的工作作風和嚴以律己的生活作風。
1954年，陶斯亮和父母在廣州的家裡合影
勤學多思的學風
父親的人生始終與書相伴，他愛好讀書，涉獵廣泛，是個嗜書如命的人。
他幼時所受教育並不多，只讀過不到4年的私塾和半年小學，但是他非常喜歡讀書，尤其喜歡讀《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以及唐詩、宋詞等。他的記憶力很強，悟性也高，能熟記書中故事情節和生動語言，常常操著童音繪聲繪色地給別人講故事。老師課堂提問，他常常有問必答。
1918年，爺爺陶鐵錚被土豪勾結官府無辜殺害，剛滿10歲的父親因此輟學，小小年紀就扛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擔。1921年，為地方惡勢力所迫，父親不得不背井離鄉，到安徽蕪湖一家木材行當學徒。1925年，父親又輾轉來到湖北武漢，在漢陽竹木厘金局當錄事。在武漢，他開始接觸進步思想，時常到中華大學旁聽有關時局的辯論，如飢似渴地閱讀進步書刊，並在一位熱心大學生的輔導下補習 數理化知識。
1926年，18歲的父親被保送到黃埔軍校第五期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開始了他不平凡的革命生涯。在幾十年的革命鬥爭中，父親無論在哪裡，不管鬥爭怎樣激烈，環境如何艱苦，他總是擠出時間來學習。1933年5月，因叛徒出賣，他在上海被捕，被判處無期徒刑。在獄中，父親埋頭苦讀，對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進行了深入鑽研，比較系統地閱讀了政治、經濟、歷史和文藝等領域的書籍，著重研讀了《史記》《昭明文選》《古文觀止》等古典書籍。1937年9 月26日，父親被黨組織營救出獄，他風趣地說：“我在這裡上了四年大學。”
父親不僅勤於學習，更勤于思考。1940年，父親來到延安參加黨的七大。在延安期間，他先後擔任中央書記處辦公廳黨史資料編輯委員會委員，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秘書長、宣傳部部長，參加了延安整風的有關工作和軍隊政治工作。他參與選編的《六大以前——黨的歷史材料》和《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是延安整風運動中的重要學習材料。 他主持編寫的《官兵關係》《軍民關係》和《領導作風》三本工作手冊， 是當時指導我軍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文獻。
在父親的影響下，我從小養成了學習思考的習慣，堅持寫日記，定期總結自身的優缺點。父親一有時間就跟我一起總結，並幫我修改日記和作文，實在沒時間就讓秘書幫著改。一次，父親應胡志明的邀請訪問越南，根據組織安排，我和母親曾志也去了。從越南迴來後，父母親交給我一個任務：“你給胡志明伯伯寫封信，感謝他的熱情接待。”我在寫信的時候，感覺沒有恰當的詞來表達感激之情，抬頭看到房間裡有一幅“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字畫，就把這句話給用上去了，然後拿給父親看。父親看了一下，就說：“這句話怎麼能用在這兒呢？你一個小孩子家，怎麼能跟一個國家的領導人稱知己呢？”我有點不服氣：“怎麼就不能 稱知己呢？”父親就耐心地給我講解，使我明白了不能用這句話的道理。父親的言傳身教，激發了我的學習興趣，也使我養成了深入思考的習慣，讓我受益終身。
注重調研的工作作風
父親一貫注重實際，反對空談。對於工作中的問題，他總是先進行實地考察，集中群眾智慧，再提出解決辦法。他曾說：“調查 研究與一切經過試驗是我們工作方法中的重要方法，對於唯物論者來說，這是工作中帶根本性的方法。”這是父親多年革命工作經驗的總結，也是他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
1949年1月，平津戰役進入關鍵時刻，黨中央指出，北平一定要解放，但是不能損壞北平城內的古建築。此時，父親任第四野戰軍政治部副主任，奉命化裝進入北平，與傅作義將軍談和平 解放北平問題。事前，他派人找到著名建築專家梁思成先生，請他把北平城內的古建築等重要文物，在地圖上準確細緻地標出來，以便在談判不成必須使用武力進攻時，使這些文物免遭炮火摧毀。後來，在雙方的努力下，談判成功，北平和平解放，城內所有古建築都完整地保存下來了。
在廣東省和中南局工作期間，父親每年都要抽出三四個月以至更多時間，深入基層調研指導工作。1959年，廣東各地颳起“一平二調”風，搞“窮過渡”，在群眾中引起很大的思想混亂。父親先後到東莞、曲江等地實地考察，向幹部群眾反覆說明一定要保持清醒頭腦， 不能空談“過渡”，要紮紮實實地發展生產。《農村人民公社條例（草案）》頒佈後，父親按照條例精神，對農村分配製度、經營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問題展開深入調查研究，認真總結試點經驗，加以推廣。在調查研究和獨立思考基礎上，父親有關知識分子問題的論述和指導制訂的有關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政策，為團結廣大知識分子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發揮了積極作用。
1963年初，為了制訂廣東省促進林業發展的相關政策，父親深入肇慶、湛江等地調研林業生產情況。當他了解到林場職工存在口糧短缺問題時，當即指示陪同的地縣領導解決這一問題，每人每月至少供應10公斤，不夠自己再種點雜糧。當他了解到林場工人大部分是臨時工時，指示林場應將他們改為固定工，讓他們把家屬帶來一塊勞動，使他們安下心來，以場為家。一路上，父親就這樣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總結經驗，指導工作，給各級幹部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0年初，毛澤東和陶鑄、曾志在廣東合影
嚴以律己的生活作風
父親幾十年如一日，嚴格自律，清正廉潔，始終保持共產黨員的本色。他主持廣東省和中南局工作時，無論到哪裡檢查工作，總要“約法三章”：不準請客，不準迎送，不準送禮。並讓隨行人員監督檢查。他下鄉蹲點，從來都是輕車簡從，堅持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在父親的帶動下，廣東省委和中南局機關一直保持勤儉辦公的好作風。
1951年9月，父親從南寧返武漢途中，經過老家湖南祁陽，他從大革命失敗後離開家鄉，未再回過老家。在南寧時，他買了一筐廣西產的香蕉、菠蘿等水果，準備順路回家看望一下我奶奶，事前沒有將此事告訴任何人。火車到了黎家坪，離祁陽還有15公里左右，那時沒有出租車，只好租了輛馬車代步。到了祁陽，父親先到祁陽中學看望時任祁陽中學校長的我伯伯陶自強，參觀了以爺爺陶鐵錚名字命名的圖書館。當時，奶奶住在姑姑家。午飯後，父親坐了6個小時的船來到潘家坪姑姑家，看望了奶奶。第二天早飯後，父親才回到他的老家石洞源。不料，頭晚我伯伯打了招呼，當父親走到山口時，就看到家鄉的群眾拿著彩旗，敲鑼打鼓 ，燃放鞭炮歡迎他。見到這一幕，父親生氣地問：“這是幹什麼？誰讓搞的，快叫他們回去，不然我就不回村了。”父親進村後逐戶訪問，併到設在祠堂的小學校裡開了座談會，傾聽老鄉們的意見。關秘書等隨行人員跟著父親在伯伯和姑姑家各吃了一頓飯，按照規定，隨員不能白吃，經黨小組議定，在伯伯和姑姑家的抽屜裡各留下50萬元 （相當於幣制改革後的50元）。回到武漢後，關秘書向四野政治部副秘書長劉雪初報告，經批准由財務處報銷了。父親知道此事後，立即手拿100萬元（相當於幣制改革後的100元），找到關秘書嚴肅地說： “關相生，我不是早跟你說了嗎？這是私事，怎麼能讓公家報銷？”第二天，關秘書到財務處交了錢，拿回條子交給父親，被他當場撕毀了。
1961年10 月，父親作為中共代表團成員去莫斯科參加蘇共二十二大，蘇方給每個參會外賓發了600盧布零用金。父親用這筆錢買了一臺除草機、一個吸塵器和一臺幻燈機，送給了相關研究單位。父親回國後，我問他：“爸爸你出了一趟國，給我買了什麼禮物呀？”他說：“爸爸沒給你買什麼禮物，只買了幾件工具回來研究。”
在物資供應緊張的年代，父親聽說毛澤東帶頭不吃肉，便積極響應不吃肉。1962年春節，中南局機關殺豬，每人分3斤豬肉過年，我們家算上秘書、司機、警衛員和公務員等，共分了18斤豬肉。父親回來一看就發火了：“你們不知道我不吃肉嗎？為什麼不送回去？”母親曾志解釋道：“這是我的意見，因為這不僅有你的，還有司機、警衛員的。”“我不要，他們也不要，都送回去。”“你是領導，你可以講風格不要豬肉。人家司機、 警衛員不是領導呀！機關每人一份，應該給他們嘛！”父母親就此吵起來了，聲音很大，最後父親還是接受了母親的建議，說：“把分給我的豬肉送回去，分給他們的那一份就給他們留下來吧！”
父親去北京工作前，因住房很陳舊，廣州軍區司令部管理處在他外出時維修了一下，花了15000 元。事後，父親認為不該辦這件事，便自己拿出15000元交給管理處，並在會上作了檢討。父親平反後，軍區黨委認為此房修好後父親就去了北京，實際上沒有住，決定將15000 元退還給母親，但母親說：“這是陶鑄同志生前決定的事，不能更改。”
1969年11月，父親蒙難病危時贈給母親一首詩，其中有這麼一句：“如煙往事俱忘卻，心底無私天地寬。”這正是父親一生嚴以律己生活作風的生動寫照。我永遠懷念人品高潔、心底無私的好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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