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思想、學術與心態》，王汎森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604頁，95.00元
近十年來，由於各類清宮戲的渲染與推助，世人對“康乾盛世”時清王朝富庶四海的景象已然根深蒂固。但是，在英人馬戛尼的《使華日記》中卻記下一個完全陌生的“康乾盛世”：“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人們衣衫襤褸甚至裸體”、“象叫花子一樣破破爛爛的軍隊”、“我們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搶著吃”，在馬戛尼的記載中，滿清不過是一個“泥足巨人”，完全一副衰世暮象，有如“一艘破爛不堪的巨大船艦”，他斷言，“中國人”退化到了“半野蠻人”時代。對同一時代而有著如此懸殊的描繪，究竟相關影視作品皆是虛構的戲說，還是當事人馬戛尼因通關不成而有意醜化與貶低滿清呢？帶著這一疑問，我們跟隨著名學者王汎森的步履，走進他的力作《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思想、學術與心態》的世界，以期從思想史層面來理解“康乾盛世”。
王汎森先生這本專著由十二篇專題論文所組成，全書集中討論兩部分內容：“第一部分藉考察講經會、省過會、日譜、人譜等面相，探討明季清初道德意識的呈現方式及轉化，和道德理想如何影響日常生活的實踐，嘗試聯繫‘思想史’與‘生活史’這兩個領域。第二部分則以康雍乾時期的文字獄、禁書及其在道鹹以降的復出為切入點，展示在清代的政治壓力下，權力如何像水分子般在毛細管作用的驅動下滲入日常生活的每一角落，造成文化領域中無所不在的自我壓抑與自我刪節，在最細微、最日常、最私密的空間中也發揮著意想不到的力量。”（具見北大版書後介紹語）而《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中的“自我壓抑”現象》一文無疑是本書的代表作，王汎森先生亦以此來冠以書名，足見他對此文的重視。通觀全書，特別是書中對康雍乾時期的文字獄、禁書的解讀，我們可以看到王汎森先生以聰明人作繡花功夫，對中國歷史上一段冰河世紀作斷面式鑿穿取樣，洞燭所謂“康乾盛世”之下，因異族統治者的不安全與不自信，而引發漢族士人中心態中普遍的自我壓抑的現象，並由此造成“人人自危、萬馬齊喑”時代精神狀況，進而從思想史的層面來反觀所謂“康乾盛世”的虛幻。
所謂“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之說來自法國思想家福柯，其意為權力像水分子的毛細管作用一般，會滲入每個角落，人們日常生活的任何區域都會受其影響。在《權力的毛細管作用》這篇論文中，王汎森更詳細探討“官方在思想禁制方面的作為所形成的巨大的壓力，如何形成毛細管作用，深入到各處，以及權力在極小的範圍，尤其是在無名文人心中自行運作的實況”（北大版348頁）。儘管因其私密性我們無法再現“毛細管作用”在這些無名文人心中是如何運作的，王汎森還是嘗試從文獻的空白、刪竄的蛛絲馬跡之中來探知這一沉默無聲卻充滿糾結與掙扎的精神世界。
具言之，王汎森是從清初大小文字獄案所形成的“萬形而無形”的“世界”入手，進而深入考察士人的毛細管的“自我禁抑”現象的。權力的“毛細管”究竟是如何發揮作用的？王汎森在書中提及有一些有形的管道，例如各地設立的書局，禁書的命令也通過行政系統和地保這樣的基層管道傳佈下去，還動員到教官、鄉紳和書商等等人物，但更重要的恐怕還是無形的管道，即士大夫群體的人際網絡對信息與情緒的傳播：有的人儘量避免留下字跡，有的人與人交談時從不談及敏感話題，有的人塗抹掉藏書上可能犯忌的人名和字詞。王汎森在書中主要討論清初大小文字獄案的影響及其兩種後果，一種是因“漣漪效應”帶來各種文化領域的萎縮、公共空間的萎縮、政治批判意識的萎縮，形成一種萬民退隱的心態。再者“漣漪效應”涉及到個人則表現為一種隱性的“自我壓抑”心態，並在心中揣度、發酵、醞釀出一套檢制約束自我的標準，進而以此標準修改與掩飾自己可能存在的問題，從而將與現實政治標準相悖的理念與思想消除得無影無蹤。
王汎森在《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一文加有一小標題：“清代文獻中的‘自我壓抑’現象”，即從存世的清代文獻中尋找“自我壓抑”現象。顯然，這樣的例子在在多見、不勝枚舉。比如，清初各種文獻中，常將清兵的橫暴之事隨意改寫成流寇，如《桃花扇》只寫流寇而不寫清兵，李漁《巧團圓》中將掠賣婦女的清兵改寫成李自成軍。而楊潮觀在《吟風閣》中，則寫韓世忠與梁夫人解甲歸田的閒適，而繞過他們如何抵抗金兵的敏感地帶等等。王汎森還特別留意清初遺民的“隱語系統”，相較於“清風有意難留我，明月無心自照人”的顯眼之處，“以韻目代字”的表達則最難索解，而歷代研習顧亭林詩者，最為頭痛的則是詩中之不可解之處，最終這一問題由戴望“以韻目代字”的懷疑而打開顧詩解讀的新法門，並得以瞭然在清初異族政權重壓之下亭林之幽深心曲（按：據潘重規的研究，此“以韻代詩”並非顧氏自為，實仍顧詩刊刻者潘次耕所為）。而王汎森在討論陳恭尹《獨漉堂詩文集》時則發現，集中獨缺奏疏、啟事、信箋內容，陳恭尹自謂這一部分毀於火，但依鄧之誠推測“實因畏禍而不敢刻耳”，否則為什麼惟獨少了奏疏、啟事、信箋部分呢，可見這是作者編造理由以避刊而已。與此同時，他又要別人知道他有這些東西，所以存下目錄。此外，如陳梓則自題詩集為《刪後詩存》，欲隱晦而又實昭然的態度也令人咀嚼。
自檢、自避甚至自隱無疑是清代士人的遠禍方式，而在原有基礎上的修改亦是他們的常見方式。如錢謙益因乾隆的憎恨而讓弘曆之世的士人避之則吉，所以但凡涉及錢謙益處不是以“蒙叟、牧翁、東澗老人”等代名的方式矇混過關，就是直接剜除、變成墨釘。周作人曾寓目一部王漁洋的《帶經堂詩話》，展卷常見墨釘，細審之後發現是剜除錢謙益的名氏。鏟去錢謙益的名字與否，成為判斷士人是否遵守朝廷功令的一個標記。而嶺南詩人屈大均亦有此遭遇，孫銀槎輯注《曝書亭集》時，“屈五”（即屈大均）的字樣被挖去，代以“友人”二字。由此可見，在刻本或稿本上對作者姓名的剜改是常見避禍方式，而閱讀中的讀者自隱身份則是另類的避禍方式。以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錢謙益《投筆集》抄本為例，細審書中避諱，當為乾隆朝或稍晚於乾隆朝的抄本，抄本後一有段太倉浣溪子的跋語，跋語在推崇 “虞山著作，橫絕古今”之時，又感慨他“遭際時艱”以至於“等身著作，湮沒無聞”， 同時慶幸此“吉光片羽”能“不絕如縷”的保存至今，最後跋語者的落款為“婁東布衣浣溪子”。這種欲說還休的語調，以及未以真名示人的隱晦方式，無不讓人體會到乾隆朝士人的那份惶恐、謹慎與不甘相滲雜的複雜心態。凡此種種，王汎森先生通過大量文獻的爬梳之後，最後得出“清人集裡種種隙漏中，常著極複雜的風雷與隱情”的結論。
錢謙益
當然，王汎森也指出，在清代乾隆時期政治高壓下，“自我刪竄固然呈露出一個不可言說的世界”，但是“士大夫、出版商的自我刪竄的情形不能氾濫解釋”，有的可能是無心造成。是有心還是無心，需依據當時的時空背景脈絡來判斷。有人在重建臺灣上世紀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歷史時發現，一個人往往會把他六十年代以後寫的文章，在再版時不停改寫。我們現在看到的文章，以為和當初發表時的是同一篇，其實不然，裡面有諸多添加、刪減等痕跡。不過，改寫本來就是歷史的常態。具體回到清代，像書裡講的，有些書本的空字、掉字，是刻板印刷時出的問題，這是“無心”造成。至於“有心”忽略的空字、改字更多，得在具體情境中討論。政治高壓之下，這些“有心”行為是清代知識人自我壓抑的表徵之一，而壓抑的規模遠超想象，很多日常生活層面的史料足以體現，作者未必能全然寫進書裡。
可以說，王汎森的《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一文足見他作為當代學人的敏銳與深刻，既能引西哲理論為支持而解讀中國歷史，又能縱橫馳騁在政治史、思想史、心態史、文化史複合的領域之中，見他人所未見，道他人所未道，開拓新知，啟迪後來。需要指出的是，王汎森的《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一文中也不無可商榷之處，如在討論為何至乾隆朝文網漸密，審查愈苛。他以元代歷史相比較，以為當蒙古勢力越強，政局越穩，對南人、漢人的防範也越嚴。這樣類比，恐非歷史之真相，時與勢的變易與相類，只能在具體語境中加以具體的考察。此外，文中的文獻徵引亦有百密一疏之處，如文中所說的贛榆縣民蔡嘉樹告鄰人徐食田一案，實是後來聳聞天下的徐述夔《一柱樓詩案》的緣起，其發生地實乃在江蘇東臺縣栟茶鎮（今屬江蘇如東），王汎森如此徵引，極易讓人理解成此案發生在江蘇贛榆縣，而非江蘇東臺縣。
總而言之，面臨文字獄的壓力，“康乾盛世”下的中國士人用盡種種措施，小心翼翼地自我保護，規避敏感話題的“三緘其口”也好，以隱語系統表達情感的“躲躲貓”也罷，甚至在“自我壓抑”中矮化與貶損自我也行，只是這樣苟延殘喘般的生存的後果是什麼呢？龔自珍所謂“人心混混而無口過也，似治世之不議，左無才相，右無才史” ，可謂句句道盡當時事，對士人而言，士氣之靡弱實已毫無風骨與尊嚴可言，透過王汎森先生以毛細管的自我壓抑理論來解讀“康乾盛世”中士人心態的思想史視角，我們大體可以理解，所謂“康乾盛世”其實是中國歷史上一段深寒徹骨的“冰河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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