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人口政策最近引起很大爭議，尤其是生育基金制度。對於人口問題我們一直持續地關注，首先我們需要回顧一下過去的計劃生育的得失，再結合有關專家的論據，我們認為調整計劃生育所帶來的人口結構問題，可能又帶來了新的結構問題，好比被同一輛卡車撞倒了兩次。
中國經歷了壓縮型的人口轉型。中國和許多國家不一樣，中國的人口增長模式很快從過去的高生育率、低死亡率、高增長率的“高、低、高”的模式過渡到目前的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的“低、低、低”的模式。大多數發達國家大約在上世紀50年代之前基本上完成了生育率的轉變，但它們的轉變是緩慢的、漸進的，都經歷了一個比較長的過程。
中國人口轉型的過程有兩個特點：
一是較強的調控性。
中國政府從1980年開始實行積極的計劃生育政策，把控制人口的過快增長作為一項基本國策予以貫徹和落實。1980年中共中央發表了一份致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的公開信，在這個公開信裡中號召只生一個孩子。1982年又把計劃生育政策列入憲法。
二是人口轉型的時間更短。中國在幾十年的時間裡實現了“高、低、高”到“低、低、低”模式的轉變，而很多發達國家甚至在50年以上，甚至近百年的時間才實現了這個轉變。出生率從30‰左右下降到20‰左右，完成生育率轉變的法國用了78年，瑞士和瑞典用了44年，比利時用了38年，美國、荷蘭及英國分別用了32年、29年和27年。生育率轉變非常快的日本也用了17年。
中國的生育率從1972年的29.77‰降至1976年的19.91‰，僅用了短短4年時間。1990年代以來，婦女總和生育率降為1.8（主流認識的生育率為1.8，一說為1.6甚至更低），低於世代更替水平的2.1。
生育率水平短時期內的急速下降，使中國在近30年的時間內就完成了人口轉變過程，屬於典型的轉變快、持續短的“壓縮型”模式。而一般來說，生育率水平下降越快，短期內人口紅利越明顯或勞動力比例越高。
人口紅利是一國人口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過渡的時間內會出現一個人口增速高峰，由於人口轉變導致勞動年齡人口比例提高而社會撫養負擔相對又較低，由這種“上無老、下無小”局面推動的社會發展。在生育率快速下降時期，人口增長率的下降和人口結構的變化（人口中的未成年人比重大幅度下降、勞動力比重顯著上升）所帶來的利益，包括儲蓄率上升，人均消費提高等。
但是，計劃生育政策對於人口結構也產生了兩個直接後果：
一是少兒人口下降。中國少兒人口首先出現了絕對數大幅度下降趨勢，已經出現“少子化”現象，明顯低於正常2.1的人口生育更替水平。在1995年前後中國0-14歲少兒人口絕對數達到了最高峰，大約為3.34億人，而後便持續下降。
二是人口加快老齡化。
過去30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只設定了人口總量峰值上限，但卻從沒確定過人口老齡化的峰值上限，這種政策上的不對稱，潛藏著人口老齡化失控的風險。2010年後中國老年人口加速上升，老齡化加速將持續到2030年左右。2010-2030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年均增長速度達到3.66%，2030-2050年年均增長速度下降到1.26%。到2020年中國60歲以上人口將佔到總人口的23.4%，2050年將進一步上升到31.1%，大大高於屆時世界21.9%的平均水平。
關於新的生育政策干預的主要論據是，“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一旦國民生育意願下降的趨勢形成，尤其是生育水平跌到1.5以下就很難逆轉，即所謂“低生育率陷阱”；而生育率跌到1.3以下而實現逆轉的國家，幾乎沒有先例。” 因此，“提高生育率，應成為新時代中國人口發展面臨的新任務。”首先，發達國家跟中國的經驗截然不同，中國剛剛放鬆計劃生育政策，低生育率有之前政策影響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生育權也是一種選擇權，是個人選擇行為的結果，由個人的經濟狀況，生活壓力和撫養成本等所理性權衡的結果。所謂的“低生育率陷阱”說法並沒有理論依據。
關於新的生育政策干預的實施方案理由是，發達國家“財稅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家庭生育成本，因此各國的生育率水平與財稅支持力度大體正相關。”前面所說生育權是個人選擇權，財稅政策與生育率水平的正相關的說法值得懷疑。另外，“從西方國家的歷史經驗來看，生育減稅政策實施成本高、難度大。”， 應當“設立生育基金制度，儘量實現二孩生育補貼的自我運轉。為了減輕國家財政的壓力，建議設立具有強制性和保障性的生育基金制度，鼓勵家庭生育。”所以，生育基金制度其實是個轉移支付的政策，這種生育基金會可能造成生育權的不平等問題，在北上廣深等大城市，由於生活壓力、尤其是經濟壓力的加大，年輕人推遲結婚、推遲生養小孩非常普遍。而農村同齡人早早地已享受天倫之樂。為調整計劃生育所帶來的人口結構問題，可能又帶來了新的結構問題。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如果緊緊盯住生育率這個目標，為提高生育率的政策改變了激勵，會使人們改變自己的行為。但是，在分析任何一種政策時，不能僅僅只考慮它的直接影響，而且應該考慮政策通過激勵產生的各種間接影響，可能會適得其反，這種教訓已經太多了。
中國的人口問題是一個歷史長期積累的問題，人口發展的長期規律難以用短期政策來將其調整。人口結構調整過程至少需要花費幾代人的時間。市場經濟下，增加個人的選擇權，提高人口質量，才會有一個良性的人口結構。
閱讀更多 陳光磊金融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