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古遺址中尋找歷史:宮本一夫《從神話到歷史》導讀

歷史該從何時開始寫起?或者說歷史可追溯至何時?此問題其實隱藏了所有格——“人類的”歷史。關於歷史學的性質,過往曾有“科學”抑或“藝術”之爭。但當代歷史學被視為人文學科,基本已無爭議。或因如此,現代史家原則上只研究人類自身的歷史,至多關注及於人類與自然環境互動的歷史。“宇宙的”歷史、“地球的”歷史、“生物的”歷史,大抵被劃歸至天文學、地質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範疇。在一定程度上,兩千年前司馬遷所謂的“究天人之際”,已是現代史家不能想象的境界。

即便劃地自限於人類的歷史,現代史家亦未全面掌握人類歷史的書寫權力。理論上,前一剎那,即是歷史,但當代人類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卻是政治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乃至人類學家等社會科學研究者的禁臠,現代史家似乎只能鑽故紙堆,喪失了鑑往知來、指點江山的話語權,無怪乎上社會“歷史無用論”甚囂塵土,歷史系的學生也對未來感到茫然。

至於人類歷史的根源,現代史家也用“史前”時代等術語與之劃清界線。“商代是中國信史的開端”,竟然仍是中學教科書常見的觀念。所謂“信史”,相對於口傳故事、相對於神話傳說,大抵是指甲骨文等文獻紀錄的歷史。其實文獻、口傳、神話傳說等概念的關係極度複雜,部分文獻的內容來自口傳,神話傳說的內容亦常見於文獻,更不要說文獻也會虛構、口傳故事是人類另一種記述歷史的方式、神話傳說也保留了早期人類的集體記憶等觀點,我們根本無法簡單判定文獻、口傳、神話傳說的可信度高低。再看考古學於這百餘年在世界各地的蓬勃發展,難道根據考古材料書寫的“史前史”會比根據文獻的“信史”更不可信?如果文獻與考古材料是同等效力的史料,那“史前史”、“史前時代”等概念是否有必要調整、甚至揚棄?

不管未來如何,要想根據考古材料書寫遠古人類的歷史,當代歷史學者力有未逮,大抵是不爭的事實。正因如此,日本講談社“中國的歷史”洋洋十二卷的開頭第一卷,敦請考古學者宮本一夫負責撰寫,也就不令人意外。然而能掌握好考古材料,是否就能書寫上古史了呢?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在考古遺址中尋找歷史:宮本一夫《從神話到歷史》導讀


宮本一夫近照

《從神話到歷史》共分十章,來自文獻的內容只有第一章〈神話與考古學〉的部分內容,其他九章半的內容全部依據考古材料,作者可謂盡了考古學的“本分”。雖然有些歷史學者可能希望古史傳說在“中國的歷史”系列開頭佔據更多的篇幅,但因這些保存古史傳說的文獻,成書時間多半晚至戰國秦漢之際,即便是新出土文獻,大抵也不外如是。加上神話傳說裡的歷史訊息不易抽絲剖繭、西方神話學理論不一定適用於中國等原因,作者的謹慎處理也合乎現代學術規範。

不過根據考古材料書寫的中國上古史,反映的是今人對人類社會起源與演化的認知:從舊石器到新石器、從原始人到現代人、從農業起源到國家形成等等。儘管這些學說在當代蔚為主流,但百年千年之後,未必仍是顛撲不破的真理。而古人對世界誕生、人類起源、國家形成等問題的理解與想象,看似已經過時,卻未必全無是處。我們今日回顧百年千年之前,古人對人類社會起源與演化的認知,應帶有更多同情的理解。誠如顧頡剛所言,這些古史傳說更適合用來探討戰國秦漢以降的思想史。正因如此,這些反映古人思維的古史傳說在上古史仍應占有一席之地,就連唐代柳宗元的〈封建論〉也值得一提。

回到《從神話到歷史》的考古學視野,與歷史學家撰寫的通史、斷代史相比,本書的最大特色之一就是以“區域”為主體,絕不預設“中國”、“中國人”為全書的“主詞”。

現代史家撰寫的中國通史,即便再怎麼具有反思力,或多或少也隱含“中國”、“中國人”的預設,自不必多論。秦漢史、明史等統一帝國的歷史,“秦朝”、“漢廷”、“明政府”等概念往往以整個帝國的代言人的角色躍然紙上,事實上地方政府、基層社會可否被中央政府“代表”,殊為可疑。而魏晉南北朝史、宋遼金元史等分裂時代的歷史,現代史家即便擺脫了傳統史學“正統論”的束縛,看似將各地政權等量齊觀,但日後乃至當代未被納入中國版圖的朝鮮、越南等地,或不被納入筆下、或以周邊民族與政權書之。分裂時代尚且如此,唐史、清史等帶有“異樣血統”的統一帝國史,就更難避免“中國”、“中國人”概念的制約了。

受惠於考古學的視野,兼以此時期“最早的中國”尚未建立,《從神話到歷史》超越了政治與民族等後世概念的束縛,以經濟生業為綱,先將新石器早期的定居社會分成華北的粟黍農業區、華中的稻作農業區,更北方(遠東)與更南方(華南)則是採集與狩獵的非農業區,在此區域體系的基礎上展開全書的討論。隨著定居社會的發展、農耕技術的擴張,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區域體系自然在原先的格局上有所變動,《從神話到歷史》進而將之析分,概略但細膩地描繪了各區域的社會面貌。


在考古遺址中尋找歷史:宮本一夫《從神話到歷史》導讀


農業出現地與細石葉文化、礫石器文化。兩者分佈相接的地區為從華北南部到華北北部的地帶(斜線部分為農業出險地。分為粟、黍農業和稻作農業地帶)。

在此基礎上,《從神話到歷史》得以省思商周“中國”的面貌何以形成。作者不僅引用日本學術大家林巳奈夫“商周青銅器饕餮紋的原形,是良渚文化的獸面紋”之說,還進而主張良渚的玉琮等玉器文化從長江下游傳播到黃河流域,可謂中國玉文化的源頭。作者更探討黑陶酒器等隨葬器物,指出商周“禮樂”的成分頗多來源於新石器時代黃河下游地區的“儀禮”;就連殷墟的甲骨文,也來自於北方長城地區的卜骨文化。雖然某某事物的起源探索非常困難,很容易被新出土材料所修正。但《從神話到歷史》這些說法確實讓人深切感受到中國並非鐵板一塊,而是許多區域共同組成的複合體。區域的有無,不只影響中國疆域的伸縮,甚至影響了中國特質的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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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反山12號墓隨葬玉琮

《從神話到歷史》以區域為主體的作法,固然值得推崇,但也並非全無流弊。一部小說不一定只能有一位主角,但主角若多達七、八位乃至十餘位,自然難逃劇情分散、鋪陳過多、缺乏主旋律之譏。“中國”只有一個,區域卻可以無限分化。讀《從神話到歷史》,或多或少會被不同區域的“考古學文化”牽著鼻子走,不知細節描述的意義何在。尤其《從神話到歷史》是“中國的歷史”裡的一冊,缺乏考古學知識的讀者,“見區域而不見中國”的感受只會更加強烈。儘管《從神話到歷史》簡體字版的導讀人許宏先生嘗試為作者緩頰:

這些敘述對讀者而言可能略顯枯燥,似乎學術味兒重了些,但卻是解讀遠古中國必不可少的輪廓性勾畫。

但對一般讀者而言,作者對這些考古學文化的敘述,就像歷史學家喜歡引用的史料一樣,只要有讀不懂的地方,就不能不說是雞肋之作。

作者並非沒有意識到此問題。如果我們不願意把“國家”、“民族”等既有概念當作歷史的主體,又不滿足於將各區域的具體歷史簡單拼湊在一起的作法,那麼使用新概念作為歷史的主體,藉此整合各區域的歷史,應是行之有效的辦法。中國史、東亞史、全球史均可如此重寫。事實上《從神話到歷史》就是這麼寫的,諸章已嘗試運用“農業的起源與擴散”、“社會的複雜化與統合”、“宗教信仰”、“早期國家”等概念,去統攝不同區域的考古學文化,描繪出豐富且清晰的上古史圖景。

行文至此,我們當然可以追問下去:如果用“國家”、“民族”的概念去統攝不同區域的考古學文化,是不可取的作法。那運用其他概念去統攝區域,難道就毫無弊端嗎?但這個問題已觸及“個案”與“概念”的本質矛盾:任何個案都不可能完全被概念化,所有個案都有其特殊性,因此我們不能用概念去堆砌歷史。但個案若完全不加以概念化、不抽繹其意義,那歷史就只能是斷爛朝報,根本無從寫起。重視概念與重視個案,各有優劣,我們只能執中道而行。《從神話到歷史》既以區域為主體,又重視概念化的寫法,我認為在現階段十分恰當。問題未能完全解決,主要是受制於學界現有的研究水平,作者還沒辦法徹底將不同區域的考古學文化充分概念化。而宮本先生不勉強概念化的作法,恰可凸顯其學風嚴謹的一面。

讀《從神話到歷史》,不難注意到其區域史敘述裡,東北地區的比例較一般中國考古學著作為多。這是因為宮本先生乃日本人,嘗試從東亞的角度解析這段時期的歷史,探討“為何東亞最早出現的古代國家在中國大陸”這一宏大課題。故作者須透過東北地區考古學文化的介紹來銜接中國與朝鮮半島、日本列島,進而將日本列島與中國大陸對照,指出日本出土研磨堅果的石盤、半地穴房屋、玉玦、土偶(女性像)、卜骨、“埴輪”、木棺墓、成人甕棺墓等遺存,均可在東北、華北、東西伯利亞等地找到類似者,反映日本不只經濟生業與東北地區相似,在宗教信仰上更是遠東文化圈的一部分。作者認為這一視野,有助於反思西嶋定生設定了中心與邊陲的東亞史觀。無論是洞見抑或偏見,宮本先生從東亞考古學的角度切入中國上古史,無疑充分發揮了身為日本人的特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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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半島的農耕化第一階段至第三階段的傳播路徑。第一階段為粟、黍農業的擴散,第二階段為稻穀的擴散,第三階段為水稻農業的擴散。

中國考古學與民族主義的關係向來處於“剪不斷,理還亂”的微妙境地,不管是現代人的“非洲起源說”與“多元起源說”之爭,抑或夏朝究竟是否存在等熱門課題,中國學者與漢學家的立場往往涇渭分明,清晰反映出國籍、種族與學術態度的高度關聯性,說明學者所處的學術環境往往影響其學術判斷甚巨。宮本先生身為日本人,卻研究中國考古學,其學術態度無疑值得我們注意。但令人驚訝的是,作者對上述爭議極大的兩個問題,其判斷卻溢出我們的“常識”之外:

只要人類多元說沒有被遺忘,蒙古人種的起源地在中國大陸的可能,就值得我們多加註意。

二里頭文化就是夏王朝,因此夏王朝是確實存在的朝代。

如果只看上述言論,恐怕很難猜出這是漢學家的意見。或許有人會堅信學術政治角度的解釋力,進而揣測這是作者為了迎合“中國崛起”而改弦易張。但我更願意相信這是二十一世紀學界全球化的結果,任何一個地方的學者都可以透過各種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自身所處的學術環境,從而提出更具意義的學說,包括中國學者。事實上當代中國二里頭考古隊隊長許宏恰恰不願意主張“二里頭文化就是夏王朝”。宮本先生與許宏先生看似矛盾的學術判斷,卻存在著共通性——他們都挑戰了我們根據國籍與種族來下判斷的“常識”。這非常值得我們咀嚼再三。

雖然反思民族主義已經帶給我們夠多的刺激,但作者對夏王朝的討論並非僅止於此。他指出即使二里頭文化可以稱之為“夏”,也不代表二里頭考古學文化自動升級為王朝的社會型態。二里頭文化的實質內涵、當時的統治形式、與各區域之間的關係究竟為何,才是更重要的問題,拘泥於“名”,只會讓我們忽略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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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頭文化的文化樣式

上文已對《從神話到歷史》的考古學視野略加介紹,最後我想稍微介紹一些本書涉及的考古學研究方法,以供一般讀者參考。

考古學對區域的重視,來自具體的考古遺址發掘。與史書不同,一個個考古遺址的時間座標往往難以精確到年月日,只能約略判斷;但空間座標卻可以精確到經緯度小數點後幾位,因為遺址就在那裡。同理,史書往往只能透過文字去描繪歷史場景,但位於該處的考古遺址彷佛時間膠囊,竭力保留了遺址廢棄、墓葬掩埋時的那一瞬間,帶給人的臨場感特別強烈。因此從考古學的角度書寫歷史,不僅具有區域主體的眼光,還會特別重視歷史場景的重建、日常生活細節的復原,因為那就是考古現場所見。但不像史書能以生花妙筆直接描寫人物,考古遺址雖然曾為人所居,但生人終究已逝,屍骨未必留存,今人所見的往往只是器物與建築,而且還是不易腐爛者。因此考古學要想書寫歷史,只能經由“透物見人”的途徑。但要想解讀百千萬年前的出土遺物,豈有那麼容易,否則人人都是考古學家。下文以器物、飲食、聚落為例,說明《從神話到歷史》如何“透物見人”,還原遠古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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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湖北荊州陰湘城遺址

史書裡的器物,多半是一鱗半爪,依附於某個人物、場景或事件才被提到,很少成為主角。考古遺址則不然,遺址出土最多的是器物,最令人興奮者往往也是器物。同一遺址裡同類器物的風格差異,往往反映了時代差異;不同遺址的器物差異則可能反映使用者的差異,器物的傳播與擴散可能反映人群的遷徙與擴張,這些是考古學裡器物類型學的基本理念。但作者謹慎地指出鼎、鬲等單一器物的傳播與擴散,嚴格來說只能反映地域之間有所交流往來,不宜簡單將單一器物對應於某批人群。如果找出遺址裡的若干基本器物,建立起器物群,便可比較有效地建立器物與人群的對應關係。除了基本器物,海貝、綠松石、玉琮等舶來品同樣值得重視。由於舶來品取得不易,舶來品的擁有者理應是人群裡的有力人士。而擁有舶來品,又會強化有力人士的權力與地位,使之成為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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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的系統性。從遠東到中國東北部的平底罐與華中、華南的圓底釜在華北一帶呈交錯分佈。

要想“見人”,其中的重要課題無疑是人如何生存。但史書裡的人物,生存下來彷佛自然而然,只有很偶然的時候才會提及這些人也會吃飯、也會喝水,是個活生生的人。事實上,人的必備生存條件之一是食物,食物則不外乎動物與植物。憑藉現代科技的發達,動物考古與植物考古遂為顯學。考古遺存中若有動物的骨頭或牙齒,專家透過其形態分析,可能辨識出是何種動物,甚至可能辨識出野豬與家豬的差異,進而確定人類的經濟生業是狩獵抑或畜牧。同樣的,植物遺存也可能辨識出栽培稻與野生稻的差別,進而探討人類是否已進入農業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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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桶環遺址的層與野生稻、栽培稻比率。上為層位斷面,下為各層位中野生種與栽培種的植硅體比率。

人群生於斯、長於斯,聚落考古與環境考古亦為“見人”的重要課題。史書裡的人物往往只有籍貫、身份,沒有對其居所作更具體的描寫。考古發掘的遺址則是古人居址的鮮明寫照,看似極有助於聚落的理解,實則需要更縝密的研究。陝西臨潼姜寨環壕聚落赫赫有名,許多人可能對其五組“大房子”圍繞大廣場的平面圖印象深刻。《從神話到歷史》卻根據各組建築之間的迭壓關係,將原來一張平面圖析分成三張按時代先後排列的平面圖,復原出姜寨環壕聚落的變遷歷程。這讓我們切實體會要搞清楚出土遺存的時代,然後排列出先後順序,看似簡單,實際上到底有多麼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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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寨遺址的聚落的變遷。 1,姜寨聚落前期;2,姜寨聚落中期;3,姜寨聚落後期。

一個聚落是一群人,再大的聚落還是一群人。要進一步探討人群組成的複雜社會,不能不討論聚落與聚落之間的關係。史書裡的聚落,往往有郡縣鄉里等明確等級,聚落關係非常清晰。考古發掘的聚落遺址則不然,聚落不論大小,之間的關係均有待進一步論證。如長江中游位於漢水流域的石家河遺址、位於沮漳河流域的陰湘城、位於澧水流域的城頭山遺址,它們均屬於屈家嶺文化時期,均有一定規模的城址,是各自流域的中心,但彼此之間有交流往來。由於石家河遺址面積最大,我們是否可推測居住在石家河遺址的人群地位較高,甚至控制了其他流域的人群呢?作者認為石家河遺址並未發現宮殿或大墓等反映王權的遺存,看不出控制力外擴的跡象。三個流域中心遺址的關係可能是既合作又競爭,其城址規模大小可能只反映人口多寡或經濟強弱,並不反映政治等級的高低。


在考古遺址中尋找歷史:宮本一夫《從神話到歷史》導讀


長江中游地區的城址遺址分佈。圓圈中三個取悅的城址遺址自北向南規模相對縮小。

以上希望可以具體呈現考古學如何“透物見人”。相較於在文獻中發現歷史,在考古遺址中尋找歷史,無疑是值得關注的另一扇窗。二十一世紀初,“中國的歷史”第一卷由考古學家撰寫,似乎反映本世紀考古學與歷史學將更緊密地結合。事實上文獻在商周秦漢以降的歷史,數量固然越來越大、扮演的角色也越來越重要,但商周秦漢以降的考古材料自有其價值,不應被歷史學家忽略,考古學應成為所有古代史家共同的學術素養。而宋代以後的考古發掘,也應得到考古學家更多重視。如果宮本先生的《從神話到歷史》是考古學反饋給歷史學的成功典範,那麼歷史學應該怎麼對考古學“投桃報李”呢?再者,歷史學家對商周以前的歷史“失語”的窘境是否合理?我們真的甘心讓考古學者搶走飯碗嗎?一部由嫻熟考古學視野與材料的歷史學家撰寫的上古史,會否各擅勝場、別有一番風貌?二十一世紀,還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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