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於一九四五年八月投降之後，我國想要嚴懲漢奸與伸張正義的要求日漸高漲，國民黨與共產黨也實施了各自的鋤奸計劃。
國民黨處決漢奸
抗日戰爭最初勝利之時，國民黨政府為了爭奪淪陷區的支配權，和共產黨爭奪權力，國民黨使用了大量的偽軍還有漢奸，藉此機會維持了淪陷地區的秩序，還幫國民黨部隊收服了日軍與偽軍，爭奪戰略的物資。早年的丁默邨曾經原是共產黨的，最後又投靠了國民黨，抗戰時期又叛國投敵於日本，還於上海創建了七十六號特工的總部，屠戮和鎮壓愛國義士，在日本投降之後，因為擔心共產黨壯大，國民黨政府便和他合作，還授命他為浙江省的軍委員，並下令要求：“切實的控制所部，維持各地方的治安，防止奸匪的擾亂，保證中央的部隊能安全完整的接收”。這種做法造成了社會各地方強烈的不滿，（不過這也只是因為漢奸們在此時失去了利用的價值而已）國民黨的政府在此之後抓捕了眾多的漢奸。之後又在一九四五年的九月至十二月之間頒佈《處置漢奸案件條例草案》與《懲治漢奸條例》等等的一系列條例，確切的規定了漢奸檢舉的範圍跟量刑制度還有如何處理財產的問題，大規模的開始進行審奸與懲奸的工作。
根據統計記載，在1945年的11月份一直到1947年的10月份期間，各個省市的法院共判決了漢奸案件共25155起，死刑的有三百六十九人，被判決無期徒刑的有九百七十九人，被判決有期徒刑的有一萬三千五百七十人，被判決罰款的只有十四人”（孟國祥與程堂發《懲治漢奸工作》），也是得到了顯著的成果。漢奸的逮捕在初期的時候都是軍統執行組織的，法院也在一九四六年的八月份開始依法實行，審判的也慢慢開始正規化和程序化。不過在懲奸期間時依然還是出現了利用與包庇漢奸的事情，懲奸成變成了國民黨們打擊我們中國的共產黨的一種手段由於部分的地區非常腐敗，各地的官員們收取了漢奸的賄賂併為漢奸們開罪和減刑，像是浙江省安吉縣的漢奸張裕祥還有梁在祥用五石米就賄賂了官員併成功的逃脫了罪名，甚至有些人假借審案的名義吞併涉案的贓款，有部分大漢奸審判的時候甚至涉及到國民黨內部的權力爭鬥，十分混亂。
在共產黨這邊，徐志民的《新時期以來的抗戰勝利前後懲處漢奸研究》中曾寫到過介紹，此事恰好熱烈響應了民眾的號召，解放區建立了漢奸罪行的調查委員會還有人民法庭，還召開了申冤的除奸大會等，公開的宣佈和審判漢奸們。除此之外，老舍和巴金還有夏衍等十八個文藝人士們於一九四五年的八月份組建了 “附逆文化人調查委員會”於重慶地區建立，提出了一系列的附逆文化的處理方法，此舉也正是文藝界的懲奸活動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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